“我在想什么”：首届普隐人文学术论坛纪要

第一届普隐人文学术论坛于2017年11月19日在杭州召开。该论坛设在浙江大学，每年由五位杰出青年学者担任小组召集人，邀请两位学者参与各自小组的主题报告。本届论坛的主题叫“我在想什么”。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圣凯、《学术月刊》编辑周奇分别作了简短的致辞，然后就进入论坛主题。从早上8点到晚上6点，共有16场报告，内容十分丰富，这里选取部分演讲稍作介绍。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胡鸿担任第一组召集人，报告主题为：天下与华夷的再思考。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常彧率先报告，题目是《因形于敌：中古中国军事传统的外部形塑与内部应力》。常彧对古今中外的军事与战争都颇为熟稔，他首先简单梳理了西方的军事史研究，提炼出西方学界的“常识”，比如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从希腊、罗马时代到拿破仑时代，欧洲军事史上存在某些稳定的特质；在军事史和战争史领域，只有西方的军事传统才有延续性和生命力。而这种状况与欧洲所处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即“欧洲的文化核心区域，自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就从未受到任何威胁”（《杀戮与文化》）。相比之下，中国自战国以来农牧分界线附近一直存在持续性的军事冲突。由此，常彧提出，对中国军事传统与特质的探讨，需要综合考虑外部压力和内部应力。

具体到历史学研究上，他将“中国军事的外部形塑与内部应力”分成四个方面：战争形态的演进；军队组织方式与战争人员的来源；战略观念与军事知识的流传；军事文化的塑造。当然这四个方面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之间有紧密的关系。常彧还通过战国时期的《水陆攻战图》、传世文献中的“壁”、“赍三十日食”等介绍古代中国的作战方式与后勤补助，形象生动，让人对战国时期动辄十数万乃至数十万人的战争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常彧还以狩猎（类军事行动）、战争（军事行动）的互相转化为例，阐释战略或战争经验对军事行为的影响。历史文献对战争英雄人物的塑造方式，是“历史书写”的一个好题目，古代战争英雄要么“好书史，善弹琴，能骑射”，要么“解音律，使弓马”，其实是为了表现其允文允武。

常彧ppt截图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波主要从事藏学和人类学研究，他的报告《天下的社会—文化政治学》以宏观的视野把握“关系之中的中国”。在陈波看来，胡鸿的《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主要探讨了南方的关系体系和北方的关系体系，而西侧的关系体系（比如吐蕃）似乎也应该纳入观察的范围。陈波认为，“天下”有一套运行机制，他称之为“社会—文化政治学”。由此，他强调天下的不均质性，即在层级、地域、族群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比如，在中原文明的概念下会产生“五服”（甸侯宾要荒）。再如，古代的“家”还包含家臣、家甲等人，并不能用现代的核心家庭这个概念来理解，因为它有很大的复杂性、混合性和包容性。甚至“个人”，有的人类学者认为也不能用西方个体主义的概念去把握，而应该是相互性的存在，即“我”的身份内在于和“我”构成某种关系的“他者”之中，同样“他者”的身份也内在于“我”，以及和别的“他者”构成某种关系的“他者”之中。也就是说，“关系”是无处不在的，是无远弗届的。

那么，“天下”是如何运转的呢？在陈波看来，天下的运作可以分三个层面来讨论，分别是天地之间的运转，社会层面的运转，以及政治层面的运作。所谓天地之间的运转，如司马少林所说，是因为世界各地人类社会还依赖于他们与其他类型的人类的关系，比如神灵、祖先、鬼怪等，这些神圣的、神秘的力量可以散漫地交流，社会性地运输，可以在仪式上触及。基于这种“关系体系”，陈波借用王铭铭的内圈、外圈、中间圈理论分析华夏历史上的朝贡等问题，并对“质子”、“和亲”、“流放”等作了饶富趣味的解读。这些方面大体属于社会层面的运转。至于政治层面的运转，陈波认为其核心是竞争中心共主的地位，具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天下万国，草根为王；后一个阶段，诸侯并立，天下共主。接着，陈波通过很多雅俗共赏的例子作了解释，妙趣横生，颇有余味。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胡鸿的报告是对自己研究的一个反思和批评。胡鸿先作了学术史的梳理，他认为主要有两个学科从事民族史方面的研究，一个是断代史，关注的是一个时代的重大问题，讨论主要民族之间的关系和事件（如汉匈和战、张骞通西域、永嘉之乱、五胡十六国的兴亡等），在这种研究范式下，重大的、极端的情况极受重视；由于断代史是以朝代分期的，因此带有强大的王朝中心立场。另一个从事民族研究的学科是民族史，按照其研究理论和方法，又可以分为民族学取径和人类学取径，前者基本上是客位视角，重点关注和讨论民族起源、分化、迁徙、融合，以及各民族的文化风俗、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等；后者则试图采取主位视角，侧重探讨记忆、认同、抉择、文化互动与文化建构。

然后，胡鸿主要对《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做了六点检讨，认为自己的这本书还有一些缺陷和遗留问题。《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主要探讨“华夏”这个超族群性的政治体的形成过程，而“华夏”不是现代意义的“民族”所能范围的，那么这套“没有民族的民族史”研究思路是否可以运用到华夏之外的分析对象上？对此胡鸿认为，比如吐蕃，它在很长时间内在青藏高原的体系里，就相当于华夏在中原的地位，与周边文化和人群建立了一种类似帝国型的政体，因此可以用这种方式予以探究。此其一。其二，从汉文单方面史料得出的结论，虽然运用了史料批判等方法予以检视，但由于史料来源的中心性，站在中心反思中心，并不意味着就是身处边缘，这之间还是存在间距的。其三，《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主要讨论的是中国历史上半段的华夏化过程，而唐代以后形势丕变，北方出现了所谓“征服王朝”，南方也有南诏这样国家级的政治体，那么自己的现有研究怎么跟后半段的民族史对话？其四，南方地区幅员也很广阔，有东南、西南、岭南之别，存在相当的复杂性，并不可以大而化之、笼而统之。其五，族群的文化体属性和政治体属性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其六，即使已经是编户齐民了，华夏帝国之中的族群多样性问题，是相对简单的分析框架所无法容纳的。

复旦大学历史系仇鹿鸣担任政治史组的召集人，着重讨论“政治史研究的方法”。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陆扬教授自嘲“政治史的三点思考”是一种“老干部体”，而他实际显示在PPT上的标题是《作为一种方法的政治史》。他表示近些年中古政治史研究取得一定的突破，应该将这些研究成果推广出去，形成更广泛的对话。陆扬认为，在当前的学术态势下，政治史研究有必要重新提上日程，因此他主要基于自己多年来在唐五代政治史研究的经验，分享他对新政治史的一些思考。他认为，新政治史的“新”应该是整体性的反思，从选题到方法，以及到材料的运用，都应有新的思考。首先，陆扬指出已往的研究过多纠集于权力运作，比如谁在什么事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认为与其纠结于“权力”，不如讨论“权威”是如何产生的，这种权威通过何种渠道和方式获得认可并产生作用的。在他看来，权力是比较确定的，比如掌握财政、掌握军事的权力，配置的资源是相对明晰的；而权威是双向的，既要有自己的宣称，也要对方的接受和认可。权威是中国古代政治运作的重要一环，而难题是如何观察不断变动的权威。陆扬认为，应努力探讨权威和权力的各种认知之间的协调与冲突过程，分析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理性与非理性政治的构成及其内涵，把握政治心态对政治秩序的影响，重视历史书写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比如墓志铭与神道碑两种文体的差异），审思史家是如何对待历史上的个人经验的。介绍了新政治史的研究对象之后，陆扬以唐代政治史为例讨论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比如政治运作的范围，这就涉及数量有限的精英群体（以及精英群体组合的形态），皇权的两重性，从早期个人化的政治到中后期的制度化，以及礼仪作为一种权力表述和身份认同的方式。随后他还以李肇《唐国史补》和李固《幽闲鼓吹》为例，作了具体示范。

清华大学历史系方诚峰专攻宋史，他报告的题目是《重思“宋代政治史研究的轨迹与问题点”》，主要谈了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几种叙事模式。第一种是“近代化叙事”，源于内藤湖南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认为宋代具有近世国家的特点，即君主独裁。此说早已引起日本、美国和中国史家的反思。方氏报告的题目就源自日本学者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的序章。为了应对内藤假说，寺地遵采取了相对微观的“政治过程”研究，剖析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后来平田茂树继承并发扬了这种取向，而且直接显示了美国新政治科学的影响。此为第二种叙事。第三种是“自由主义叙事”。方诚峰介绍了郝诺贝（Robert M. Hartwell）的研究，他指出除了那篇影响深远的《750-1550年中国的人口、政治与社会转型》，郝氏生前还有好几项研究涉及宋代政治史，都未能出版。方诚峰指出，郝氏那篇名文其实讲了两个问题，一是精英的地方化，后来得到大量阐发；一是国家（中央）权力萎缩，这是被忽视的。包弼德（Peter K. Bol）《唐宋转型的反思》总结美国宋史研究状况，强调晚期中华帝国是以“小国家”为标志的，而强大的地方精英的存在是“小国家”得以成立的重要因素。方诚峰认为，国家干预的减少，地方社会的崛起，这种论断具有明显的经济自由主义叙事色彩。而且，这种论断在摆脱近代化这一目的论的同时，走进了另一个目的论，即明清乡绅社会论，其实也是为解释中国为何没有走上现代化道路。此外，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在本世纪初出版，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余先生的政治文化论是对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批评，而他关于士大夫政治的论述（得君行道）则是针对美国学界的地方转向说，他对士大夫的主体意识、政治责任的强调又显示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第四种是大陆宋史学界的“革命叙事”，即建国以后政治史研究的对象是作为革命对象的“封建专制国家”，以阶级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不过，世纪之交以来，中文宋史学界开始了密集反思。一方面是提出了活的制度史、动态的制度史等方法论。另一方面是尝试开辟新的议题，如祖宗之法、信息渠道、政治变动下的士人与一般官僚等。

通过学术史的梳理，方诚峰指出，1980年代以来，宋代政治史研究创新的方式，主要是以新叙事取代旧的叙事。最近的趋势，则是试图摆脱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叙事，代之以符合政治科学主义的“微观政治史”。他还认为，当今学者对唐宋变革论、地方转向、士大夫政治多有警惕，但对于寺地遵以来“科学化”/“微观化”的政治史研究却没有太多的抵抗力，这也是值得省思的。在他看来，选择任何一种“叙事”（或称“套路”）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实际研究过程中大多是混合运用的。不过，在方诚峰看来，更重要的是重新思考政治史研究的目的。他认为要突破现代政治及其生活方式对今人的某种限制，就应探索、理解不同的政治生活方式。因此，在理解古人政治行动之前，应努力理解其政治原则。在这样的研究理路下，思想史研究应重新进入政治史研究的视野，具体到宋代，应关注作为宋代政治哲学的儒学复兴运动，比如青年学者对王安石经学与政治关系的探讨，就是一例。另外，还应重视作为“关系”的制度史研究。

在仇鹿鸣看来，当下的政治史研究一方面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因而有学者重提政治史），另一方面在基本的教学中我们依然以政治史为主线，政治史成为每个断代史“日用而不知”的基础，而如何来定义政治史在整个史学研究的地位，仍处于“妾身未明”的状态。仇鹿鸣认为，政治史长期是历史编纂与研究中的主流，直到年鉴学派兴起以后，被视为“海面上的浪花”的政治史才真正失去历史研究中皇冠的地位。既往以事件、人物为研究中心的政治史无法给历史变迁提供“结构化”的解释，成为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浪潮下的弃儿。尽管现在国内也有学者用新政治史的提法，但在西方史学的脉络下，新政治史大约可以算作新文化史潮流下的一个分支，重视对政治符号、象征、仪式等方面的研究，这与传统的政治史研究在议题上颇有差别，我们如果要用新政治史这一提法，关键要能有效地说明新在何处。

进而仇鹿鸣追问：什么可以成为政治史研究的对象？政治人物与事件是传统政治史的核心议题，一方面在后现代的影响下，我们越来越怀疑历史上的决定性的时刻是否可以被“重现”，另一方面，客观而言近十几年来传统政治史确实并没有取得太大的突破；政治史研究的进展，主要还是体现在议题的拓展，例如对政治文化的探讨，结出不少果实；对政治过程的考察，正是方兴未艾。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所谓政治过程的研究，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将政治变迁过程中复杂性与偶然性展示出来，采取多因论的解释方式，这较之于之前“倒放电影”的研究方法当然是一种进步，事实上我们仍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提高政治史研究的“技艺”，但是依然难以真正有效地回应布罗代尔将政治史贬斥为事件史的批评，因此如何在现代的史学版图中安置政治史的位置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文史交融是近些年学术会议的常态，这次也不例外。浙江大学中文系林晓光一组讨论的主题是“有生命的中古世界”。

中山大学中文系李晓红的报告《走向“活”的文体史》显然是从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而来，她反思自1984年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出版以来的文体史研究，认为不少是沿用分体总集的分类，做孤立的、线性的文体史梳理。而古代的分体总集，多是为指导创作而编纂，如唐宋时期的让表，列于“表·让官”类；举自代状，列于“状·荐举”类，从学写让表和举自代状的角度看，这种分类当然必要。但若从考察举自代状之兴的角度看，则不能不将其与让官制度结合而论，呈现从让官到举自代之间的活的关联。她以自己《文体新变与南朝学术文化》一书中《论八言诗及其相关问题》和《雅乐歌辞的文体新变》为例，说明了前者从《诗家全体》“八言诗”类视角，将《角调曲》从庾信《周五声调曲》中截取出来、置于八言诗体史讨论时偏离该文本形式意味的困境；后者把《角调曲》放回《周五声调曲》、置于南北朝时期制礼作乐语境探讨其文体新变的可行性，指出按照分体总集的分类思路，将作品从特定语境中截取出来而展开的文体史之局限。她期望接下来的文体史研究，更切实贴近文体生成语境、把文体放在历史文化脉络中展现其整体结构性的变化。报告中提到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曹操的《观沧海》“东临碣石”一篇，教材常常取作文学史上第一首山水诗，而该篇现可见最早出于《宋书·乐志》中《步出夏门行》，是该套歌辞的四解之一。教材那样抽取、选段，脱离了歌辞的整体意蕴，难免有不合原意阐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彬报告的题目是《回到士林：汉魏六朝士人的生活世界》。他以王汎森《人的消失？！——兼论二十世纪史学中“非人性历史力量”》为引子，试图把握“人物的历史”到“以人为中心的历史”。不过他对正史的纪传体是否可以看作“以人为中心”的“人物史”表示怀疑，尤其是近些年“历史书写”方面的研究揭示出正史叙事的模式化。由此他希望重新发现“人”的生活。他以林晓光《王融与永明时代》为例，指出该书有许多值得玩味的细节，譬如作者对“我是王弘之子”和“我出身琅琊王氏”这两种自述的不同意味的分析。接着他切入主题，讨论“中古士人的生活世界”，进而分析士林、乡里与官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浙江大学中文系林晓光试图“回归文学和历史的基本单元”，即作为文学基本单位的“作品”和作为中古史料基本单位的传记，进而把这两者绾合在一起，讨论“结构中的社会产物（人）与文化产物（作品）”之间的关系。由于“前辈学者为我们绣出了一幅精美壮阔的山河社稷图，其中独少‘人’的存在”，所以他格外强调“人”应该成为重点关注和理解的对象。“人”是“被拆碎”了的，而“作品”因为文献学化和史学化的研究方式是“未经细读的”，也就是说新史学存在“目中无人”的弊病，而文学研究中存在“见树不见林”的弊病。有鉴于此，林晓光提出“时代文学”的概念，具体而言，他期望走向文本研究，采取去作者化的取向，主张别集的深度整理。林晓光还强调自己的研究旨趣是“基于艺术实践的目光细化下沉”，希望通过艺术实践去把握“作品”与“人”。

另外，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顾涛、南京大学文学院的卞东波和童岭构成一组（童岭为召集人），讨论“学术嬗变与文本载体”。

顾涛的报告《钞本时代与经学时代》，以童岭新著《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所研究的日藏经部旧钞本三部（《论周易疏论家义记》、《礼记子本疏义》和《孝经述义》）为契机，论述了书写载体对于思维方式、学术路径的影响。顾涛认为，钞本时代是继甲骨、青铜、简帛时代之后、刻本时代之前中国文明思想大勃兴、社会制度大定型的一个关键时期，大致对应于学术界通常所讲的中古时期。以上三部钞本所代表的，是冯友兰先生1933年提出的“经学时代”思想命题的再度翻转。如果转换视角与眼光，这三部钞本背后所映射的是六朝经学的重新起航，汉宋经学如何转关，佛学如何融入义疏体，六朝何以礼学极精，诸如此类问题，我们大大受限于1907年皮锡瑞“经学中衰时代”错误判断的窠臼中。中古经学史，因此而将改写。

卞东波认为，目前中国人文学界存在着中国古典学重建的问题，国古典学一方面中存在危机与挑战，另一方面面临现代转型的问题。具体到已有悠久学科史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而言，亦面临着在21世纪的新时代如何重新出发的问题。20世纪，以敦煌学为代表，中国学术依靠新材料发展出新的学问，提出新的问题。21世纪，应该寻找新的材料，提出新的问题。中国之外的东亚汉文化圈国家保存的用汉字写成的汉籍资料，或称之“域外汉籍”，其海量的文献可以在21世纪再造一个敦煌。正在展开的域外汉籍研究，其价值与意义不亚于敦煌学，域外所存的古钞本、古写本资料，其价值也不亚于敦煌文书。卞东波的报告《日藏古钞本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以中古唐宋文学研究为例》，以日本所藏的《文选》、《白氏文集》、苏东坡诗注古钞本为例，具体说明了日藏古钞本在还原中国古籍的原貌，以及丰富补益中国传世文献方面的价值。

童岭围绕南朝到隋唐时期《文选》学的发展进行了详细分析，特别讨论了《文选集注》的诸家注的特色，认为唐及唐以前的文学研究应该和历史结合起来，从多种因素讨论学术发展的内在脉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陈粟裕担任召集人的一组讨论“民族、历史和图像”。由于材料的特殊性，这里不可能全面报道。陈粟裕因工作关系，未能亲临论坛，她的报告《样式论与丝绸之路上的图像传播》由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王瑞雷代读。陈粟裕的发言稿先介绍她的导师罗世平先生的研究，即根据样式的稳定性，深入分析在长安地区创造、流行的佛教样式在四川地区的传播问题。通过这些在四川山区遗存下来的佛教造像，反过来探讨长安佛教艺术的盛况。她即是利用样式论来讨论丝绸之路上的图像传播问题。陈粟裕以毗沙门天王的图像为例，试图探讨图像在传播过程中变与不变的原因。通过具体研究，她认为，佛教造像的形成与传播涉及区域、民族、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需要对众多的细节加以辨析，进一步分析这些因素背后深层的历史文化内涵。

此外，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的谢继胜和王瑞雷、陕西师范大学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沙武田分别作了报告。谢继胜的报告《藏西托林寺出土的释迦三尊唐卡及相关问题》通过对托林寺释迦三尊唐卡这一新材料的分析，说明了图像中体现的民族与区域交流的情况；王瑞雷的《七至十四世纪汉藏之间降魔触地印释迦牟尼佛的信仰与图像流变》介绍了降魔触地印释迦牟尼佛像在印度、汉地、藏地流行的情况，着重讨论不同地区该图像的区别与联系以及背后蕴含的思想内涵；沙武田的《图的历史与历史的图——图像研究的旨趣》，介绍了图像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这两种方法互相补充，成为研究的有效工具。

陈粟裕ppt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