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平寨：一个90后返乡女孩的社区组织之路

2017年11月11日至12日，“人民食物主权网络”和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中国研究及发展网络”主办的“生态农业与合作实践”会议在云南昆明举行。与会人员由内地和香港各高校的三农研究者、关注三农问题的青年学生和志愿者以及生态农业和合作经济的一线实践者组成。

10日下午，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参会者陆续到达会议地点，排队办理签到、入住手续。吴月琼和四名平寨村民也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了队伍里，她一面用普通话和接待人员沟通，一面用壮语和质朴腼腆的村民大哥们交谈。她说本来还有两名村民要来，但正好赶上务农最忙的时候，实在走不开；又说到明天发言的时候，她和村民都会换上壮族的民族服装，这是“郑重的心意”。

吴月琼。

因为她言语中的热切，记者对这一行人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会议指南里的讲者简介中写着：吴月琼，云南绿耕驻村工作员，平寨本地人，大学毕业后返回家乡负责组织生态种植合作。而和她一同前来的四位村民大哥都是合作社的成员。会议期间，记者请吴月琼聊了聊她从小在平寨生活的经历、去昆明读大学后对城乡关系的看法以及决定返乡做社会工作的因缘和经过。在这个90后女孩的个人故事背后，不仅有着这个滇东北偏远村落在外部力量支持下，探索全球化市场经济之外的生存发展道路的艰难历程，更可以看到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边缘与主流之间复杂关系的错综图景。

从平寨村民到社会工作者

平寨是云南东北部曲靖市师宗县五龙乡下辖的一个行政村，距离昆明约250公里，85%的人口都是壮族。一条凤岚河穿村而过，灌溉了几百亩良田，依河而居的壮族人世代种植水稻，过着传统的农业生活。

2001年的暑假对于刚读完三年级的吴月琼来说格外煎熬。她是家中三姐妹中的老二，随着姐姐升入初中出村去镇上读书，这个贫寒之家再也无力负担三个孩子上学的费用，于是，她和父母达成了默契，将在读完三年级后辍学。然而，就在这个夏天，一行外来者到达了平寨，他们的到来，不仅改变了吴月琼的人生轨迹，也将变化的种子埋在了这个闭塞的少数民族村落。

那年夏天进村的人是来自北京、南京、湖南、昆明、香港、台湾的大学老师和研究生，他们致力于在中国农村地区探索、实践社会工作。那一年，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和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系合作，在平寨设立硕士课程的实习点，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现在的云南绿耕城乡互助社，同时也是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云南社会工作站。平寨之后，绿耕还在广东、四川的农村地区设立了多个项目点，并在2011年注册为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致力于推动中国城乡社区发展和城乡合作的事业，但这都是后话了。

身着传统服装的平寨壮族妇女。

对于当年的平寨村民而言，社会工作是一个超出他们理解范围的词汇。在小学生吴月琼眼里，变化是这样发生的：那个暑假，村子里来了一群像电视里一样说普通话的人，点燃了她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与渴望，而她在学校里学的普通话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于是，她努力地和这些来访的大学老师、大学生们交谈，在他们去村民家做访谈时负责带路和充当状语翻译……在暑假结束、离别到来的时候，老师们的慷慨帮助让她得以继续学业，并且从那个时候起就注定了她也将以社会工作为自己的志业。

2001年夏天开始，绿耕的工作员开始常驻平寨，之后的每个暑假，都会有很多实习生进村为村民组织活动，例如开办扫盲夜校、给村子里的老人做口述史搜集村子的故事传说、组织妇女手工艺小组、建立社区活动中心，等等。开始的几年间，文化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2006年是一个分水岭，那一年，主要经济作物发生大规模病害，村里没有了“活路”，生存压力面前，村子里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社区文化活动无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绿耕决定尝试回应村民的“生计”问题，组建生态种植小组、生态养殖小组和手工艺小组，同时搭建公平贸易平台，实现“城乡合作”。

这个远大的计划在推行过程中经历了很多曲折，在此期间，吴月琼如愿考上了大学，高考结束后，她没有和父母商量，在志愿表上写下了唯一的选择——云南财经大学社会工作系。在启程去昆明上大学的时候，她可能还没有想到，大学毕业后，自己将会回到平寨，和她年少时感佩的前辈们一样成为一名绿耕驻村工作员，更不会想到，她的本地人身份可能意味着更多的纠结和新的希望。

从乡村到城市，再到城乡之间

开学以后，吴月琼惊讶地发现自己是全班唯一填报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其他同学都是被调剂来的。班里城市的同学占了大多数，她很快看到了自己和城市同学之间在经济条件上的差距。她不会像其他女孩子一样买化妆品、买衣服，但这并不影响同学之间的交流。因为对社会工作的向往和看重，也因为自信在其他方面不比别人差，在相对单纯的大学校园里，她感觉不到农村和城市的隔阂，对自己的农村人身份并不太在意。

直到大二参加一项有关城市流动人口的调研，城乡的之间的差距才以一种近乎戏剧化的形式展现在她面前。在城中村，她看到以捡垃圾为生的贵州布依族老乡一家人蜗居在一个十平米的房间里，而一街之隔，就是干净、安静、秩序井然的城市生活。她恍然明白，原来在城里打工的农村人的生活状况是这样的，农村人进入城市就要承受这样的差别。在城中村，吴月琼经常听到老乡们说，“如果农村有出路，谁愿意在这里捡‘粪草’（垃圾），有谁愿意一直居无定所的搬家，有谁愿意承受别人冷眼冷语。”这段经历对她影响很大，从那时候起，她开始觉得自己作为读过书的农村人，将来回到农村或许更自由自在，有更加广阔的天地。

大学里的另一段实习经历让她对这个想法更加确信。2013年，经由在平寨开展项目的督导老师引荐，吴月琼前往广东清远市连南县的一个瑶族村落实习。村子的环境和平寨很像，饮食习惯却很不一样，寡淡无味的清粥小菜让她无比想念家中重油重辣的大鱼大肉。但比起生活上的不适应，角色的转换带给她的震动更大，在这里，她的身份从村民变成了外来的大学生，她恍然发现眼前的一切都似曾相识，她们所做的事和十年前来到平寨的大学生们是一样的。随之而来的是内心的挣扎，她甚至开始怀疑，这些实习生们为了完成实习任务和毕业论文而进行的工作对村子究竟与多大的意义，这些外来的大学生究竟能否真正了解村民们的想法和村子。直到实习结束，即使在与村民的互动中带来了一些积极的改变，她内心的困惑也没能完全解开。

2014年，还在读大四的吴月琼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绿耕云南项目。一开始，她的本地人身份并没有被看作在农村开展工作的优势，她被安排在城市开展社区教育工作。然而就在这一时期，绿耕在平寨的工作却陷入了瓶颈。

平寨生态种植合作社的老品种生态水稻基地。

2007年组建之初，生态种植小组仅有3户村民参加，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以传统方式种植可以留种的老品种水稻。10月，绿耕组织村民带着刚刚收获的稻米来到城市，向城市居民介绍生态种植的过程，现场煮制、品尝新米，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定价，城市消费者按照商定的价格订购新米，并在11月下旬拿到了新米。绿耕还组织部分城市消费者前往平寨与当地村民交流，实地了解稻米的种植过程。

在这个城乡交流过程中，更多的村民看到了种植老品种水稻的前景，2008年，生态种植小组的规模扩大到13户，2009年注册为合作社。 2011年，又有15户新社员加入，然而看似令人欣喜的蓬勃发展背后却潜伏着危机。一些新加入的村民动机不纯，只是想要通过合作社把自家的米卖到更高的价格，却没有按照生态种植的标准进行生产。农村是没有秘密的，无法坚持种植原则的问题很快暴露出来，米的质量不好，市场随之萎缩，这给合作社带来了致命的打击。2015年，合作社不得不暂时解散，多年的努力几乎要付诸东流。

这时，身为本地人的吴月琼似乎成为了打破僵局的希望所在，对她自己来说，以社工的身份返乡、尝试改变自己的村子，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但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在农村人眼中，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老师这类稳定的职业才是有尊严的工作，吴月琼的父母对她选择回村子里工作十分失望，觉得丢脸。尤其是合作社解散后，村民议论纷纷 ，家人劝她趁早换工作，不要捡这个烂摊子。但吴月琼相信合作社的解散只是一时的，尤其是听到老社员回忆起合作社初建时的艰辛与快乐，听到很多村民无奈地说起没了合作社就只好出去打工了的时候，她留在村子里的心意越发坚定。

在平寨这样的熟人社会里，要从村民眼中的小辈变成社区的组织者，这个身份的转变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刚开始，吴月琼觉得很孤单，想要为村民服务，把事情做好，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做，压力越放越大。走投无路之下，她和其他团队成员一起顶着压力去村民家中走访，接受他们的指责，倾听他们的想法。生态种植合作社的成员都是中年男性，吴月琼发现他们不仅有着丰富的生产经验，在组织管理、解决问题上也很有办法，于是放手让村民自我组织。理清头绪之后，决定重组合作社，对不愿遵循规则的组员进行劝退，此前50多户的规模又退回到13户，但人心齐了，合作社的工作很快得以恢复，还成功地通过换田、租田的方式把原本分散在各处的田地整合到了一起，令社员们信心倍增。

现在，生态种植合作社的工作已经回到了正轨，吴月琼每个月有一半的时间留在村子里，另一半的时间则会在昆明的绿耕公平贸易店工作，从店铺的日常工作、到销售策略的制定再到社区活动的组织，都在她的工作范围之内。时间久了，吴月琼已经适应了城乡的双重生活，这个曾经有机会通过上大学走出农村的女孩儿成为了沟通农村和城市的一座桥梁。然而，正如她每次从一地去往另一地时几乎要用去一天的遥远路途，要让传统的农村和现代的城市真正走到一起，中间的道路还很漫长。

传统与现代之间，改变如何发生

尽管平寨地处偏僻，时代变化的种种迹象仍在这个村子里显现出来。树和田都变少了，微耕机取代了牛耕，地势不太好的田地要么被种上不太需要花费人力的玉米，要么被抛荒；人也变少了，很多青壮年去广州、上海等大城市打工，村里一半的孩子成了留守儿童，越来越多的孩子不喜欢上学，甚至辍学。过年的时候，在外面打工的人回到村里，带回城市的生活方式，从饮食服饰到观念文化，传统的、民族的都被视为落后的。

吴月琼对村子有着深厚的感情，但乡村对她而言绝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她也不认为一切传统的东西都应该被保留。身为家中第二个女儿，从小就看着父母因为没有儿子延续香火而在村中受尽冷眼和嘲讽，这样的成长环境造就了她性格中的坚韧，也让她早就暗暗下决心要改变村子的陈旧观念。但当全球化和资本下乡将要席卷一切的时候，她选择和那些受到冲击后决心团结起来捍卫传统的人站在一起。

合作社的社员愿意付出更多辛劳，种植传承了几十年、几百年的老品种水稻，这和壮族文化中对稻米、对种子的看重分不开。平寨的壮族人保留了一整套与稻米有关的节日系统，在这些节日，所有人都要休息，不能动山、动土、动水。三月三是春季最后的闲暇，村民会染花米饭、染鸡蛋、赶街对小调；撒秧前有祭山求雨的节日，插秧后待到秧苗拔节返青的时候要过“绿秧节”祈求风调雨顺；丰收之后，稻谷收仓的日子是“尝新节”，为了纪念狗给壮族的祖先带来种子，这一天狗可以比人先吃饭……

这种传统恰恰与生态农业的理念十分契合，与无法留种的杂交水稻相比，这些经过长期自然选择的老品种更能适应本地的生态环境，不使用化肥农药，用农家肥和自制的生物农药就能获得好的收成。合作社的社员也认为，自己选种、育种、流传种子，要比年年去市场上购买安心得多。为了让他们理解这种坚持的意义，吴月琼会带着社员去绿耕其他的项目点，让他们知道不只是平寨一个村子在做这件事。这次来参加人民食物主权的年会，她希望他们能看到不同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让他们知道他们在做的，不只是种和卖，而是有着更深远的价值。

除了生态种植合作社，吴月琼也负责组织老年协会开展活动。在过去，每个少数民族里，掌握了生产经验和文化习俗的老人都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然而，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非但没有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反而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老人的地位在下降。现在，很多年轻人出去打工，老人不仅要干农活，还要照顾孙子孙女，身心都很劳累 。即便如此，很多老年人仍然很积极地参加老年协会的活动，吴月琼希望她们能在集体活动中获得快乐，并通过发挥余热获得尊严感。

老年协会的老奶奶们正在染制花米饭。

染花米饭是平寨的传统习俗，在阳光明媚的农历三月，用从山上采集的色彩鲜艳的花草，将糯米染成黑、黄、紫、红、白五种颜色，不仅好看，还有清肝明目等功效，将染好的糯米蒸熟、晾晒之后，可以保存一整年。每年四五月间，吴月琼都会组织老年协会的老奶奶们一起染制花米饭，然后通过绿耕的公平贸易店帮她们销售，虽然制作过程费时费力，最后赚到的钱不多，但老人们能够从合作劳动中得到满足感，又能将传统技艺传承下去。老年人动手能力很强，但年纪大了容易钻牛角尖，经常为了一点小事争吵、相互抱怨，有时候遇到问题会转嫁给吴月琼，一度让她十分苦恼。后来，她从社会工作中倡导的优势视角出发，相信她们有能力自己解决问题，将她们吵架和其乐融融的场景做成纪录片放给她们看，每次活动结束后推动她们去思考得失、总结经验，花米饭一年比一年做得更好，协会里的老年人也变得越来越自信，关系也越来越融洽。

在与村民共同工作的过程中，吴月琼的身份也在发生改变，从经常因为说不好状语被笑话的小女孩，变成了村民们愿意信任的、掌握了技术和外部资源的年轻人，她和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较为平等的伙伴关系，遇事会一起商量，有不同想法时会“吵架”。她也一直在努力让村民走出平寨，这次会议上发言时的演示文稿是她和村民一起做的，虽然只有她会使用制作软件，但很多照片都是村民选的，她也觉得他们的审美确实更好，而且对他们愿意投入这样的事情感到欣喜。她记得刚开始带村民参加外面的活动，他们都不肯开口说普通话，自我介绍都可以磨蹭半个小时，但经过几次的锻炼，他们已经可以大方地走上讲台，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参会者介绍自己，介绍自己生产的粮食。

尽管这次会议有不少生态农业的实践者来参加，但更多的与会者都是来自城市的，平寨的村民们在这样的场合还是会觉得格格不入。第一天会议结束后，晚上有自由讨论环节，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还可以以歌会友，场面十分热烈。活动接近尾声的时候，主持人说平寨的村民大哥要给大家唱传统小调。壮族用小调传承历史和传说，又能加入即兴创作表达当下的思想和情感。虽然听不懂歌词，大家都被时而沉郁时而悠扬的歌声所深深吸引。后来才知道，是吴月琼主动跟主持人要求让村民唱歌的，她知道村民们因为语言能力的关系，在这样的场合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们会觉得自己是边缘的，如果她不为他们争取，他们就会被湮没，在其他人看来好像很害羞。但这完全是场合的缘故，吴月琼曾经参与组织过一场活动，邀请的都是来自不同少数民族的村民，虽然语言也不通，可是村民们一上来就又唱又跳，很自然地去表达，在场的工作人员反倒成了自卑的少数。

现在的吴月琼并不是没有挣扎，遇到困难迷茫无助的时候，甚至也想过逃离，演讲时讲到合作社面临的挑战，有长长的一列：组织凝聚力不够、缺少年青的力量、抗风险能力不足、学习动力不足、不了解市场、销路不算畅通……她的这份工作和两地奔波的生活方式也没能完全得到家人的认可，但是，她现在很确信的一点是，做农村的工作，本地人的主体性和参与是最重要的，任何外部的力量都不如本地人的力量，无论是政府、商业还是公益机构的推动，都只是一时的，无法让一个村子持续地成长。

无论前路还有多少坎坷，一个年轻女孩的返乡，加上外部力量的支持，让平寨这个偏远的村落里一群原本很可能被时代抛下的人，有了可以坚守的当下和可以期待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