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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颗应用卫星总设计师、南京大学校友陈宜元的航天人生

2017-12-01 21:3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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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大百十年的发展历程中诞生了无数杰出的人才,他们秉承着南大“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在各个领域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走访南大航天人”小队由9位来自南大不同院系的同学组成,他们用了约一周的时间在北京和南京采访了航天领域的南大校友,愿为南大保留更完整的航天记忆,使校内外人士更好地了解南大在航天领域的贡献,也让同学们对航天领域有更全面的了解。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近中国第一颗应用卫星总设计师、南大51级校友陈宜元老先生的航天人生。

人物简介

陈宜元,中国空间技术测控和总体专家,中巴资源一号卫星总设计师。

1934年生于江苏常州,1954年提前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同年作为前苏联A.A.荣柯夫教授的研究生,在东北地质学院攻读地球物理勘探。1960年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从事探空火箭研究,兼任中国科技大学讲师。1968年调入国防科委五院501部,历任501部副主任、科技委主任。1988年至今担任五院科技委常委。

参与和主持过东方红一号、实践一号、东方红二号等卫星总体及遥测系统方案的论证、研制,领导并参与微波统一测控系统的研究。1983年,兼任实践三号卫星副总师。1988年开始担任资源一号卫星总设计师。作为我国第一颗高速传输型对地遥感卫星,该星在我国卫星研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978年获“全国科技大会奖”,1991年被航空航天部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老专家”,同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0年获“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八月末的北京城空气出奇得清爽,虽然前一天刚下完雨,但街道上却显得格外干净。而地处中关村南大街的31号院,绿荫匝地,清风阵阵,不高的苏式红砖建筑掩映在一排排核桃树之后,安逸静谧,一点也不似北京内环常有的嘈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注:对内称航天五院)的老院区。陈宜元老先生退休后就和夫人住在这里。

书生意气·求学南大

陈宜元老先生今年已经83岁了,前几年才正式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退下来,不再担任具体职务,然而整个人却很有精神。和我们谈起自己早年间的经历时,总是颔首微笑,自有一种不凡的气度。陈老是1951年进入南大物理系求学的,在报考志愿前,由于当年逃难的经历他曾经一度想报考地理专业,但因为打听到地理专业的毕业生一般会分配去做中学教员,所以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科学家的陈宜元选择了物理专业。

“南大物理专业很强,系里的老师都很厉害”,陈老提起自己的母校时总是十分的自豪,“我们那时候的声学专业主任是魏荣爵老师,他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和伊利诺大学求学归国,在南京大学开办了当时可以说是国内最好的声学专业。”而说到自己本科时修读的金属物理专业,陈老更是激动:“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是程开甲先生,他是从英国回来的,就是前不久才获得主席令,被授予八一勋章的那位。”程开甲先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013年获得了国内科学界的最高等级奖项——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1948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回国后先在浙江大学后到南京大学任教,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固体物理学专著。“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固体物理方向的,做的是拉伸单晶,可惜54年我提前毕业被抽调去东北,没能完成,很是遗憾。”

和我们回忆起在南大求学时的生活,陈老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当时校内开放的风气。年轻的同学们并没有被局限在自己本专业的一亩三分地之内,而是能开拓视野,兼容并包,汲取来自其他学科的养分。所以当我们向陈宜元先生介绍起南京大学正在推行的“三三制”本科学制改革时,陈老连连称赞。在了解了南京大学现在的校区建设和师生规模之后,老先生回忆道:“我们那时候学校的规模小的很,校区的南大门就在现在的汉口路上,小礼堂的铸铁旗杆那儿,最北边就是北大楼了。我是51年入的学,入学时物理系这一级只有12人。而比我们高一级的只有5人,再高一级的只有2人。52年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合并成新的南京大学之后,物理系才有了24人。每个专业人都很少,所以我们的数理课都是和天文、气象等系一起上的。”

虽然年事已高,但陈老还是会经常回南京回母校看看。而且,他还和南京的紫金山天文台有着合作,负责暗物质卫星的监理。老先生每次回南京出差,总是要求把宾馆订在鼓楼校区边上,晚上散步时总要拉着一些同出差的同事进校园看看。“带他们看看南大,看看我的母校。”

投身航天·奋战一线

1954年,苏联和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合作,派遣了许多专家学者到东北来指导高校科研以及工业建设。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陈宜元被抽调去了长春的东北地质学院,师从苏联荣柯夫教授学习地球物理勘探。当时的地球物理专业的学生是从几个高校抽调而来的,在那里陈宜元结识了他未来的夫人,来自南开大学物理系的孙珋方女士。

研究生毕业后,陈宜元先是留在了长春地院,在学校任教。后来被调往北京的中科院地球物理所。但是1958年,随着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毛泽东同志便下了指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地球卫星。”于是这个重担便被分配到了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身上。“本来我们是搞地下的,现在要搞到天上了。”陈老和我们打趣道。然而紧接而来的是59-62年三年的困难时期,全国举步维艰,地球物理所开始了探空火箭的研发。到了1963年,随着东风三号火箭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已经具备了把卫星打上天的能力,地球物理所才又重新开始了对人造卫星的研发。

文革开始我国军事科研做了比较大的调整,成立了新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事卫星研究,此时陈宜元被调往五院。因为爱人的海外关系原因,陈宜元当时在五院是被“控制使用”的,卫星基地不能去,靶场的发射也不能参与。文革一结束,陈宜元选择了继续扑在第一线的研究上。1971年,我国“实践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他所负责的“实践一号”卫星遥测系统,设计寿命为一年,却在太空中出色地工作了8年,获得了大量的宝贵数据。

交流合作·勉励后人

1986年,中国和巴西开始对两国合作搞资源卫星开始了商谈,到了1988年,合作工程正式上马,陈宜元受命担任中巴一号资源卫星的总设计师。当时两国之间为了更好的进行衔接、交流,陈宜元曾经多次被派往巴西。巴西辽阔的国土面积和丰富的森林资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提及两国在航天事业各自的优势与缺陷时,陈宜元不禁感慨国内科技进步的速度和雄厚资金的支持。中国的航天事业在二三十年前还是一穷二白,可是凭借着国家的重视和投入、航天人的奋发图强,硬是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航天强国之路。但是巴西的航天事业状况却不尽如人意,资金短缺、人才匮乏,虽然巴西的工程师们的综合素质普遍较高,但整体水平和国内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所以,当提及现在许多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大多选择出国或者是去互联网企业、金融公司工作,很少有人愿意进入体制内搞技术搞研究,陈老对这种现象并不显得十分担忧。他觉得,现在体制内的待遇其实已经大大提高了,而且国家能够给愿意搞研究的人提供最优质的资源、最丰厚的资金支持,而在国外,中国人想要进入顶尖的研发团队是十分困难的。谈到这里,陈老不禁望向了窗外的北京城,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我是逃过难的人,日本人把上海打下来后我们一家子就一路向西躲避战乱。我名字叫陈宜元,其中宜字就是湖北宜昌,是父亲给我取的。”

采访要结束时,陈老先生把我们引到自己的“勋章柜”前,两米多高的柜子里摆满了各种奖杯奖状和卫星火箭的模型。老人家看着自己的藏品很是自豪,“我很骄傲,自己能为我们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尽一份力,也希望我们的年轻一辈,能时时牢记着祖国,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文字: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5级 陈冲

图片:何鎏璐、网络、往期推送

编辑&责编:刘晓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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