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佳︱差一点未念的悼词——追念伊格尔斯先生

天边微微露出一点晨曦，我们的车在高速路上疾驶，开往布法罗市。今年看来是一个暖冬，11月底的白天气温还没跌破零度。但今天风有点大，特别是在纽约上州开阔的平原上，一阵阵的疾风晃动着我的车。我的心情也像行驶中的车一样，不太稳定。伊格尔斯老师去世只有两天，多种思绪一起涌上，很难平静。

11月26日上午，我收到了伊格尔斯老师的二儿子丹尼尔的电邮，说他父亲一早去世了。我立即回信，表示了我的哀悼，并问候他们全家。丹尼尔的电邮寄给了差不多两百多人，不久我就看到不少人的回复，都用各种美好、感人的语言向他们全家表示沉痛的哀悼。读着这些深情的回忆，我也一直在琢磨，自己应该讲些什么、写些什么。但昨天突然收到威尔玛师母的电邮，说是追悼会今天下午就开，还是让我有点措手不及。我知道犹太人的习俗是在一个人去世之后，最好七十二小时之内便入葬，但伊格尔斯老师朋友众多、闻名世界，我还是估计着会等那么几天。

六个半小时之后，提早到达了殡仪馆。亲属们还未到，我看了一下礼堂，伊格尔斯的灵柩已经摆上，用的是一口封闭的素木棺材，上面的犹太大卫星是唯一的装饰，后面放的是犹太七烛台，旁边也仅仅放着两盆白花。我知道老师、师母素来喜欢俭朴的生活，但如此简单地为伊格尔斯老师告别，还是不免让我有点意外。而转念一想，以这样的形式送走老师，也许是最合适的一种方式——还是他的太太和家人，最了解伊格尔斯的为人。

伊格尔斯老师有一个颇为庞大的家族，他不但有三个儿子，而且还已经有了两位第四代的成员。他的大儿子杰瑞米一到，便对我说，是否能帮忙做一下抬棺人（pallbearer）。他解释说，你与父亲合作这么多年，我们都觉得你是合适的人选。我欣然同意，因为我知道这是他的家人对我的高度信任。也许他觉得我并不强壮，接着又加了一句：“其实并不吃力，只是抬着棺木走几步而已”。事后我觉得，也许在中文里，“扶棺人”是更为恰当的表述。他们家其他成员——见过没见过的——都过来与我打招呼，说是他们都早已知道我、很高兴见到我等等。我当然也向师母表示了慰问，她已经九十六岁高龄，与伊格尔斯老师结婚有近七十年之久。我还是不能相信，7月底我从中国回来的时候，知道老师身体不好，我与家人还来看望过他们。那时伊格尔斯与我聊了好久，师母在旁边还说：“医生说他脑子不好了，今天看来毫无问题啊？”事后她还打电话来，再次问我是否觉得伊格尔斯老师还有康复的希望。但也就三个多月，老师就已经与我们永别了。

昨晚准备了二三页的悼词，但我没有向师母和杰瑞米说，是否能让我在追悼会上发言。一是出于中国人的谦虚，觉得老师活了近九十一岁，一定会比我有更合适、更正式的发言者，二是觉得自己的悼词准备匆促，写得不够好，也许等到自由发言的时候上去说更好。

礼堂不大，但在追悼会开始之前，已经坐满了人，还有不少站着的，我估计有一百人上下。同时追悼会还通过网络，向世界各地转播。伊格尔斯老师高龄去世，来参加的人中年龄大的居多，但也有一些中年、青年人。伊格尔斯虽然是白人，但很早就参加民权运动，加入“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达五十年之久，为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平等权益终身奋斗，所以到场的也有好多位非裔。伊格尔斯老师当然也有不少亚裔朋友和亚洲学生（中国学生之外，还有印度和韩国学生等），但他们大都已经毕业去了外地，加上追悼会时间安排紧促，我们一家或许是唯一到场的亚洲人，心里略有点遗憾。

追悼会在下午一点开始，由一位犹太祭司（拉比）主持，大家起立用希伯来语和英语念诵了赞美诗，一位女子咏唱了赞美曲。祭司然后邀请了丹尼尔代表家人向大家致谢，他以“我们不相信爸爸已经走了”为题，简单讲述了伊格尔斯多彩的人生和他们对他父亲的印象。当地“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代表，宣读了他们的悼词，高度评价伊格尔斯如何从民权运动的时期开始，便致力于为种族平等、社会正义而不懈奋斗，毕生不息。

接着一位现在乔治亚州一所大学执教的女老师发言，代表学生向伊格尔斯老师告别。然后祭司讲述了伊格尔斯老师的生平，如同布法罗当地报纸报道的那样，称他为“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不懈的人权斗士”。祭司大约四十来岁，但与伊格尔斯老师已经认识了多年，毕竟他们夫妇俩已经在当地生活了半个世纪之久。伊格尔斯曾是虔诚的犹太正教徒，之后虽然立场有所改变，但在德国和美国生活的时候，基本每周都去犹太教堂。祭司的讲话，不但重述了伊格尔斯老师的生平事迹，而且还个性化地谈到了自己与伊格尔斯的来往。他的评价是，伊格尔斯精力充沛，如同一种“自然之力”（force of nature），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回忆道，直到伊格尔斯过世前的一个月，他还打电话给这位祭司说：“我有重要的事情，需要与你约谈”。大家听了，都禁不止莞尔一笑，因为这正是伊格尔斯的个性特点。他不但活到老、学到老，在研究、写作上永不停歇，而且一直关注社会的公正和人类的未来，对社会问题，不平则鸣、从不含糊。伊格尔斯坚信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也相信历史进步的观念（他在1950、1960年代的时候，就在《近代史研究》和《美国历史评论》这两本美国史学界的重要刊物上，发表过有关历史进步观念的文章）。但最近十年，目睹世界局势的变化，贫富分化的日趋严重和欧美政坛“向右转”的趋势，伊格尔斯在几次采访的时候承认，他已经对人类社会是否能克服弊端、顺利往前，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充满信心。

祭司讲话的时候，我手里攥着我的讲稿，想着等他讲完之后，也许会留给大家自由发言的机会，我一定要首先举手，上去讲几句。未料他讲完之后，再次让大家起立念诵赞美诗、唱赞美曲，于是就宣布追悼会结束了。整个过程仅仅四十五分钟，让我大出意外，因为除我之外，在场还有众多伊格尔斯的老友，他们一定都有很多话要说，为伊格尔斯送别。我开始后悔自己早前太犹豫，没有与师母与杰瑞米说，我想在追悼会上发言。师母见到我的时候，说是十分感谢我能远途过来。我的回答自然是：“我是一定要来的”。她和伊格尔斯老师一样，为人谦逊，我知道如果我不来参加追悼会，她也一定会理解的。可能师母也知道时间有点急促，所以没有问我是否要发言。

与其他几位抬棺人一起，我们将伊格尔斯的灵柩从礼堂抬上灵车。我忍不住对杰瑞米说：“我其实准备了想发言的。”他回答道：“哎呀，真不知道。如果知道，我们一定要你上去的。”我听了之后，更加悔恨不已。跟着灵车开往墓地的时候，我无法原谅自己，因为伊格尔斯老师待我如子，用法语表述，我是他的“学术养子”（un enfant de la maison）。他在世的时候，几乎每周打一个电话给我，聊聊家常，而更多的是讨论我们共同编辑、写作的论著。如果我不在，他会用他低沉、缓慢的声音留言：“这是乔治……（This is George…） ”。虽然伊格尔斯从不署名“乔治”，但他在美国用英语交流的时候，用的是“乔治”而不是“格奥尔格”，师母及德国之外的朋友平时也称他为“乔治”。有趣的是，我儿子出生之后，我告诉他我儿子的中间名字取名为“Georg”，他马上问道，有没有“e”,我说没有，他听后高兴地微微一笑。显然，他认同自己的德语名字，如同他从来都叫我“晴佳”，虽然他知道我从开始发表英语论著的时候，便署名“Q. Edward Wang”。我没有机会对他说我的理由。在我眼里，中文的特点就是要有象形字，加上四声的读法，而拼音无法做到这两点，所以拼音化的中文名字，已经是西化的产物，并无法真正保持中国文化的认同。事实上，几乎没有一个外国人能正确地读出拼音化的中文名字，常常错得离谱，让人啼笑皆非。其中的主要原因还是亚洲和欧洲语言的差距太大。日本人英文发音普遍糟糕，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根据片假名的翻译来读外文字。

我们的车队开往墓地的时候，在布法罗市内转了好大一圈，又经过了伊格尔斯老师从教三十多年的布法罗大学，载着他向这个城市、这所学校做最后的告别。我们的车都插了殡仪馆的小旗，至少有二十多辆，闪着紧急灯，穿越各个路口（美国规定送葬的车队可以穿越红灯，其他车子都会让道）。到了墓地之后，我们八人用双手将灵柩从车上抬到墓地，虽然只走七步，但每走一步，都由祭司诵读一句赞美诗，停下再走，这样让我们“步履维艰”、心情沉痛地送别逝者。墓坑已经由工人们挖好，棺木放下去之后，亲友轮流铲土，每人三铲。这样，伊格尔斯老师就入葬，与我们永别了。然后我们列队两旁，让师母和直系亲属在中间穿过，象征他们重新回到了我们中间，开始了新的生活。

整个追悼会和送葬仪式，大家神情肃穆，没有哭声，似乎生怕惊动了逝者。犹太人以勤奋、聪明著称，显示出他们对生活和生命的认真、执着，但他们对一个人的离世，又处理得如此自然、从容，毫不拖沓、迟疑。的确，生与死对每个人都一样：一个人如果活得精彩、踏实，死后是否哀荣备至，实在也就微不足道了。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追悼、告别仪式，向这样一位名人告别，有点简单。这里面有犹太宗教和文化的传统，但也是老师、师母一辈子为人处世的写照。他们自奉甚俭，从不奢华，但对学生和任何需要帮助的人，却毫不吝啬。就我所知，伊格尔斯老师不但帮助中国学生出国留学，还出钱替他们买机票。多年以前，一位学生博士毕业之后，一时找不到工作，伊格尔斯拿出两万美金，对他说，“你拿去用，将来有钱想到再还我。如果我不在了，还给我孩子就是了”。这件事他从未对我说过，只是有次我与师母闲聊，从她那里得知的，那也是多年之后的事情了。古人有言：“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伊格尔斯老师的为人治学，是这句话的真切写照。

伊格尔斯著作等身，影响巨大，将来一定会有人来看望他—我从墓地走出来时候，这么想着。他去世之后，三天不到，三百多封悼念的电邮纷至沓来，来自世界各地。有人将讣告放到了脸书上，立即有四百多人写了悼念的话。其中当代著名史家、也是伊格尔斯的老友娜塔莉•戴维斯和她丈夫这么写道：“呜呼，我们时代的一个伟人告别了人世。他的史学研究，总是尽可能地在我们这个纷乱不已的世界上，影响到最为广大的团体。他在政治上的正义和勇气、他与许多包括我们在内的人的友谊、他对他亲人的忠诚和挚爱，使得格奥尔格的一生，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楷模。他的遗产是如此丰富多彩，我们都怀念他！”的确，伊格尔斯老师不但是一位世界一流的学者，更是一位热诚待人、温良敦厚的好人——“好人”（good man）也是他的家人在讣告中用的词语。可惜，这样的好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并不多见。老师、师母都是希特勒屠犹的幸存者，他们一辈子的为人，让我想起《周易》中的一句话：“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我文才拙劣，无法写出如同戴维斯和其他人那样美好、深刻的悼念词句。但我还是怨恨自己，没有在追悼会上发言。在葬礼结束的时候，师母邀请大家到他们敬老院的公寓坐坐。我们到了之后，品尝了他们德国友人寄来的“kuchen”（糕点），三明治、贝果（bagel，犹太人常吃的一种硬面包圈）和水果，一边与师母和家人聊聊，听听他们讲伊格尔斯去世之前最后几天的情形。我与老师的最后一次通话是大约一个月前，但可惜的是，他的听力已经严重衰退，我讲的他都听不见，只能听他讲，无法像以前那样真正聊天。而他去年脑溢血之后，也已经无法在电脑上打字，所以也好久没有通电邮了。但在一年之前，他还花了大量的功夫，认真地修改我们合著的《全球史学史》新版。让人欣慰的是，该书的修订版今年春天出版了，伊格尔斯老师拿到了新书，可现在也就成为他最后一本遗著了。让人特别钦佩和怀念的地方是，虽然伊格尔斯老师的史学史研究，世界闻名，但他每次受邀写作或讲演，都会认真准备，从不敷衍了事、倚老卖老。也就是说，他的每次写作或发言，从不抄袭自己以前的东西，而是另起炉灶，重新创作。写完之后，会让我和其他朋友先读一遍，提出意见。这种认真、谦逊的态度，让我特别钦敬，也是我认识的中外的学者中，特别少见的。

在伊格尔斯老师晚年住过的公寓坐着，睹物思人，在座的都是老师、师母的至亲好友，大约有二三十人。我也见到了不少他以前的朋友和学生。我心里略有些释然，因为他们也与伊格尔斯认识多年，不少人从美国各地赶来，他们也都没有找到机会在追悼会上发言。可出乎我意料的是，杰瑞米过来对我说：“你既然已经准备了悼词，没能在追悼会上发言，那么是否你愿意在这里给大家读一下呢？”我立即回答道：“当然好，谢谢你！”于是我拿出了底稿，当众念了我昨晚写就的悼词。大家听完之后，响起了一片掌声，当然最重要的是，师母对我说：“讲得真好，谢谢你！”终于，我觉得我对得起老师了，而且在他生前的住处、在他最好的亲友面前念我的悼词，意义应该更大。

我要说的话，实在很多。我的悼词只是回忆了三十三年前，也就是1984年我们如何在北京的友谊宾馆晤面、交谈，然后他如何鼓励我、提携我，帮助我在美国建立了事业，还有幸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与他合作多年，共同编辑和写作了多部著作。我在最后讲道，今年夏天我与儿子又回到了友谊宾馆。我们一边用餐，我一边对儿子细细讲述了我与“格奥尔格”、也就是他中间名字的那个人之间深厚的友谊。

我在念完我的悼词之后，心里有了这样一个念头：将来一定还会再写一篇，题目就叫“从友谊宾馆开始的友谊”，再细细交代我与伊格尔斯老师的情谊，如何影响、改变了我的事业、人生。

愿老师安息！

2017年11月29日草、30日改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