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和年轻人的关系其实更紧密了

从前，传播是生存方式。到了人人拥有一部手机的今天，传播成了生存本身。

12月1日，“全球城市：传播与创意”——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2017）开幕。在当天上午的“融合传播与城市公共生活创新”圆桌论坛上，解放日报社总编辑陈颂清、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副社长李泓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市民与社会》主持人秦畅、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主持人臧熹、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予敏、《新闻记者》主编刘鹏、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孙玮就当前媒体传播环境与生存方式的变化、机构媒体转型过程遇到的角色阻碍、未来城市传播网络如何构建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在人民日报上海分社副社长李泓冰看来，眼下媒体生产方式的转变，也包括媒体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从好的方面说，新闻生产力得到很大释放。很多以前做不到的，现在可以做。比较负面的是，媒体人变得更浮躁、更焦虑。从晚上9点截稿期变成24小时没有截稿期，这个压力非常大，一定影响了媒体传播的质量、速度，甚至可能已经颠覆了。”

《新闻记者》主编刘鹏也认为目前新闻业颠覆性变化非常剧烈。“第一个方面是新闻本身的颠覆。过去是机构媒体为受众设置议程，现在反过来了，是微博、微信为机构媒体设置议程。最关键的是新闻定义权的变化。在传统媒体时代，新闻媒体垄断了定义权，但今天除了媒体还有商业网站、受众、各种各样的广告商业机构，大家一块来定义新闻是什么。”

“所以一件裙子，到底是金黄色的还是蓝色的，这是一个热点话题，也是受众眼中的新闻。用我们专业的观点来看，今日头条上80%的东西都不是新闻，但对于普通受众来说，每天在哪里看新闻？今日头条。”

第二个方面是记者的颠覆。“曾经在机构媒体里从事专业采编业务的才是记者。今天呢？是不是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我觉得今天的记者是功能性话语——谁在从事采访、挖掘新闻、挖掘真相，谁就是记者。”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予敏说：“媒介在本质上来说是人们创造性的沟通实践。”在吴予敏看来，当某一种媒体不能够满足人们创造性沟通实践需求的时候，社会会去寻求其他创造性的沟通实践方式。

“开放的互联网、开放的技术环境，就给这种创造性沟通社会实践提供了可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今天媒体要救自己，首先要救充满着信息需求饥渴的群众。”吴予敏如是说。

深度妥协下的分寸感

李泓冰提及，五年前主流机构媒体边缘化是很严重的现象。五年之后，人民日报微博已有了九千万粉丝，覆盖人群6.2个亿。

“今天机构媒体和年轻人之间的关系，明显更紧密了。”就在今年8月，由人民日报客户端策划出品并主导开发的“军装照”刷爆了朋友圈，一周之内达到10亿以上的传播量。

但吴予敏认为，严肃主流媒体最主要的责任不是向社会提供一种迎合的娱乐生活环境。“迎合这个社会的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娱乐生活，应该交给民间媒体，因为民间媒体可以呈现多元化的文化娱乐方式。主流媒体应该正视社会现实，正视人民群众对于他们最主要生活方面所呈现的问题和危机，要有一个正面的报导和评论。”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市民与社会》主持人秦畅则认为今天主流媒体必须要有边缘产品的开发，这些产品需要主动放下身段儿，俯身贴近受众。“我们的受众会说，原来《人民日报》是可以当朋友的，原来秦畅的政务访谈不是作秀，是非常愿意听听我想说什么的。”

她表示：“今天信息传播的方式已经完全发生变化，如果我们不去面对这种变化，不去和这种变化做深度的妥协，我们还认为‘媒体就该这么起标题’，或者‘就应该按照新闻5个W’，真的不成了。你再有魅力，再有渠道都不成。今天，你必须先像朋友一样亲近，才有可能影响，再次才可能有机会去引领。”

“不可否认，今天我们作为机构媒体也在蹭热点，也在研究朋友圈传播的特点，打破以前高高在上的所谓专业媒体范儿，在打破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找到一条更合适、更妥当的传达路径，或者叫做分寸感。”秦畅说。

李泓冰补充：“主流媒体眼下需要警觉的，是在表面浮华以及迎合流量的过程中渐渐出现新形式的边缘化倾向。”

面对新媒体时代的“点击量焦虑”，陈颂清说：“我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智库型的媒体，我们的记者能够成为专家型的记者。从设置议题到提供事实、提供观点，我们未必要单纯追求非常大的点击量，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报道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能够推动社会有更多的进步和改变。”

他举例台湾《联合报》的一种做法，几个记者编辑一起，所做选题都是一个目标——改变台湾或者至少改变台北的某些现状。“就比如行人过马路这件事情，他们通过数据新闻，告诉读者每个月在人行道上死亡的人数是多少，通过这样的报道来推动社会作出一些改变。而且他们把这种由报道产生的影响和改变引入到对记者的KPI考核上，即考量你的报道到底对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最后改变了什么？我觉得这个思路对我们很有启发。”

秦畅表示，自己也有这样的想法，她希望未来《市民与社会》成为一个社会治理的平台，她成为一个社会治理的专家。“媒体人或媒介有信息梳理、归纳、总结的能力，我们现有对资源匹配的能力超乎其他任何机构组织。《市民与社会》做到25年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方向，希望真的能做到媒介改变社会生态，媒介改变社会公共空间，成为改变社会公共治理的一种力量。”

李泓冰给秦畅的想法点赞：“机构媒体其实有很多的功能是自媒体或者非机构媒体无法取代的。换一句比较俗的话，我们要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而且你做的已经介入社会治理，你已经变成社会治理的一环了。现在是一个重要的启动环，这可能是非机构媒体很难做得到的。”

去年6月，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创立了微信公众号“侧耳SH”，读者能通过公众号倾听中心主持人诵读的经典散文诗歌。

“我们想为这个城市的人提供一个公共文化产品。上海的城市定位是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我们也要有品位，朗读内容要和上海品质相符。”臧熹也是侧耳SH制作人。他介绍，今年9月，“侧耳SH”以滨江岸线的不同场景和城市遗存为背景，用五首诗歌串起上海城市生活的回忆与现实，“我们希望让诗歌和城市公共生活、公共空间产生一些联系。我们想通过对城市空间整体的介入，呈现出一种不太一样的东西。”

融合传播下的城市生活变化

“我经常在课堂上讲，机构媒体、传统媒体遭遇危机，但传播遇到了它的黄金时代。调查显示，很多媒体从业者离开了传统机构媒体后其实还在做他们的本行，在做传播。”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孙玮认为，技术本身创造了许多人类历史上从没想过的新闻传播样式。“大众其实一点都不焦虑，因为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创造传播新样态，可以带动整个社会发生变化。”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陆晔以她参加的上海读书会为例：群众通过微信公众号线上报名就可以参加实体活动，共同讨论政治话题、新闻话题。“倘若在过去，这么多素不相识的人如何聚集在一起讨论公共话题？但如今依托移动互联网确实能够做到了。”陆晔说，“社会有很大的一个领域，其实是通过新媒体、移动互联网创造出来的，而这种所谓的信息之网、意义之网，是一种线上线下的高度融合。”

在陆晔看来，“融合”传播是多个层面的，包含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包含了线上信息传播和线下实体空间的融合，同时也包含了传统媒体的新闻和其他非新闻的融合。“最终我们指向的是城市的公共空间、公共生活，所谓的地方性价值的再造，以及市民的城市权力。”

刘鹏也认为，新闻被颠覆、记者被颠覆的“后新闻业时代”也让人们看到了可期的一面。新闻颠覆的同时，也意味着新闻回到人民，新闻回到了受众。“我们要在每条微博下面的评论里面去看新闻，在每条朋友圈转发的评论里面去找新闻，这些构成了今天城市公共信息的一个一个小场域，从这层意义上来讲，新闻回到了受众，也是一件好的事情。媒介融合和城市变化之中的勾连，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