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纪录片人赵琦（上）：尝试VR是我中年焦虑的反应

在位于阿姆市中心的IDFA展映厅里，我们对赵琦进行了两小时的专访。访谈分上下两篇刊发，上篇谈VR技术带来的新可能，下篇谈中国纪录片的现在和未来。此为上篇。

赵琦：中间我们也思考过VR的定义。比如，360°到底是不是VR的唯一形式？现在看起来，360°只能叫360°，它只是一个video、是视频的一种全景的延展，它还是处于视频的体系。也就是一个人在一个环境里面，不能动，你其实还是坐在这儿，看了一个围着你一圈的屏幕而已。VR要在一个环境里面发生互动。后来就有了《敦煌》这样的片子。《敦煌》其实根本就不是拍出来的。它跟《奇遇》的整体设计、技术要求，都不一样，其实是两个团队在做。

澎湃新闻：《敦煌》这种全景浸入式的、有一点互动的方式，在你看来是否更接近VR未来的发展方向？

赵琦：对，我觉得如果没有互动谈不上VR。在VR里面，人是会和环境发生关系的，在这个环境里面也必须要有人。你的一个行动，能够导致环境有一个变化。这是视频没法实现的，跟拍片的逻辑还是不一样的。

澎湃新闻：听上去其实有点更接近于游戏？

赵琦：如果游戏本身被定义成这样的话，那它就更接近于游戏。但问题在于，谁也没有把纪录片定义为“不能互动”啊。

澎湃新闻：所以您在使用VR这种新的语言的时候，可以说不只是在尝试颠覆传统纪录片语言，也是在尝试颠覆对“纪录片”的定义？

赵琦：很多东西以后可能都是跨界的。你不能说，纪录片就必须是那种样子。就比方说，你是个记者，你去了天津爆炸的新闻现场，把机器一架，然后它哗哗地，就像科幻片里面一样把这边的环境扫出来了，再马上传输。然后呢，我作为一个用户，我在家里面看你的现场报道，我在家里的接受设备就一下子把那个环境给还原了，我就能跟你一起边走边看新闻现场。不能说这没有可能啊。

澎湃新闻：但会不会也带来这样一个问题，就拿新闻这个例子来说，为什么需要记者去现场报道，记者不光是要还原现场，也要帮观众提炼有效的信息，这需要一些专业的训练。如果把一个普通人放到新闻现场，可能很难一下子找到方向。

赵琦：对，这就是point of view嘛。

澎湃新闻：其实纪录片的导演是不是某种程度上也跟记者的角色很类似？我说一个体会，昨天我在IDFA看了部韩国的VR电影，它把我放在一个很长的街景上，我可以自己选择往哪边走。这确实让我能完整地感受到环境到底是怎么样，但是持续了一阵之后，我感到有点不适。因为我不知道故事在哪里，我该往哪里走。直到几分钟后我听到主角的高跟鞋声，是有方向的。你会觉得，噢，导演想要给我讲的故事在那里。你会不会觉得，VR的全景式呈像其实是对导演角色的一种弱化？

赵琦：倒不一定，也有可能是强化，完全取决于观众。作为中国人，我们从小都被训练成，要接受指令，我们很难适应在一个环境里不知所措。就像你刚才说的体会，我需要在VR里面干嘛？然后听到有方向的高跟鞋声，你觉得挺好的，因为这可能是一个什么信息。但也有的人就觉得，你别非得让我怎么样，你把我放进去，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传统的纪录片会很明确地给你一个故事的方向。而在一个VR的环境里面，我可以跟你在现场，我不一定完全要跟着你。实际上，也并不是一个东西把另外一个东西替代了，而只是做出了另外一个市场。就好像，人民日报和今日头条的区别是什么？今日头条虽然没有编辑，但也是在给你信息。它给你的信息和人民日报给的信息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都有需求。

澎湃新闻：你觉得有多大可能，VR在纪录片行业成为未来的一种趋势？

赵琦：当我们讨论VR的时候，我觉得不要狭义地只去讨论纪录片中的应用。VR应该是一种切入到不同领域的手段，而不是某一种媒体形式。VR刚出来的时候，大家总觉得它就是一种电视或者电影的延展。作为一个技术手段，VR可以接入很多领域，医疗、房地产，等等。未来VR完全可能是在别的领域取得大成绩，来刺激整个社会对VR的重视和更多的资金投入，再来刺激内容创作领域的发展。

纪录片这块本来人就少，当需要很多新技术的时候，没多少人愿意去转换方向，去了解一个新技术。在中国也没有太多的基础来做这个事。做传统的纪录片都没有很好的一个行情，你也不能单靠纪录片养活自己。如果市场不确定的话，做VR你要怎么养活自己呢？而且中间还有这么多的技术问题要克服。

澎湃新闻：在这个领域还不够成熟的时候就投入进来，你会不会担心失败的风险？毕竟你已经在主流的纪录片领域做得很成功了，如果尝试VR失败会不会压力很大？这种用新技术来跨界的做法，更像是那些年轻一代的内容创作者会做的事 。

赵琦：我倒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其实是更自由，应该做更多的事情。因为我已经在传统领域取得了一些所谓的成绩，而更年轻的人要先要取得成功，先被认可，对不对？如果你选择了这个行业，你可能是希望先在这里面做到某种程度以后，再搞点别的。就好比如果你现在写文章，写到在国内拿了韬奋奖、范长江奖，在国外拿了普利策奖，那么你想转换风格可能也会自如一些。这就是为什么我可能会比年轻人更有兴趣来做的原因，恰恰是我心态上其实比较放松。我没有很多的压力，说我还要取得什么样的光环或者成就才能怎么样。我很自然的。反过来，这种自然又导致你的创作比较自由。我现在已经到这儿了，我换一种方式创作，管他怎么样。传统纪录片的东西，我当然也还在继续做、继续表达。但从功利的角度而言，其实也就是在重复。而有了新的技术、做了新的尝试、发现了一些新的表达方法，从而能更好的服务观众，那岂不更好吗？我也不怕失败。失败有什么？你成功的东西已经在那了。我倒希望能鼓励更多的人来尝试。

“尝试VR是我中年焦虑的反应”

澎湃新闻：《敦煌》这个片子的创作团队，大概是一个怎样的背景？

赵琦：其实年龄都不算小，30来岁。写代码的稍微年轻一点点。除了技术之外，内容创作还是很需要生活经验的。什么东西过了，什么东西欠一点，都要看生活里积累的各种经验。这个是不会过时的。其实，年纪大的人更应该多去努力学习新东西，也不要觉得自己就被时代否认了，因为生活的经历是没有白过的。比如说，如果要讲一个爱情故事，这个故事拿捏到哪个地步是刚刚好的，没有经过爱情的人，他就不知道。

澎湃新闻：生活经验会对艺术创作有加分，您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例子吗？

赵琦：比如，在《敦煌》里有个飞天的景象。我们一个做动画的小伙子，开始把这个飞天做得特别性感，美艳无比，他说这个肯定很多男孩都喜欢。但我们就觉得，这里边应该到什么程度合适？片子应该展现的价值到底是什么？观众的注意力到底应该分给什么？过于被一件东西吸引、而忽略了别的东西，是不是我们想要做的？这都是属于你有一定的年纪阅历以后，才有的定力和判断，否则很多东西都容易走偏。所以最后我们把它改了，我觉得这不行嘛。

再比如，《敦煌》里面出现的那本书，动画都是二维的薄片，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三维的。三维第一要花更多钱，第二，三维虽然会看起来更加高级一些，但是那些画都是从墙上抠下来的，墙本身是一个墙皮，是平面的。在这个地方用二维的可能更好，能够充分反映这个壁画本来的状态，而不是把它变成很圆润的、很立体的三维动画，这就是一个选择。

这其实已经不是单纯的技艺选择，而是一种你觉得什么东西有价值的选择。当然也可能有人觉得这样不好，但是没关系，我就这样选了，我认为它就是这样一个价值。

人生很多事情你就做决定而已，你也并不确定这个决定就带来十年以后怎么样的一种效果。但人生就是这样。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只要能说服自己，在创作里就不至于随波逐流，慢慢形成你的风格，就会吸引赞同你观点的一群人，也就够了。一个人的风格可以所有人都通吃吗？不行，对不对。

澎湃新闻：其实时间上和经济上来说，都不是一个小的成本。你为什么选定接下来想集中尝试的东西，就是VR、而不是别的？这个判断是怎么形成的？

赵琦：并不是说“选定”，我只是觉得这种技术还是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我们有必要在这个体系里边去做更多的了解和尝试。你看到《敦煌》这部片子的时候，会不会想说，如果世界上有50个这样的片子，我会想要去购买一套？帕特农神庙啦，卢浮宫啦，都可以做。说来说去，我还是想提供一些大家需要的内容，可以让你在那个环境里面好好地沉浸，去学习和了解。而最后检验的还是受众，受众如果说，诶挺好，就等于就有市场，于是就自然会有资金进来，也会吸引更多的创作者，然后就会很丰富。现在无非是走在最前端，就需要那些最有冒险精神的去闯。刚才我也说了，在这个年纪我也不怕失败，也不担心失去什么。

但我有时也觉得，尝试VR这件事，可能是我中年焦虑的一个反应。我们现在常看到一些10万+的文章谈中年焦虑，它们谈的那些中年焦虑我倒是都没有，但我有一种焦虑就是，人到中年，我如果不做些新的东西，我会被时代甩掉。不是说，我要抓着我会的东西、同时焦虑，而是我觉得，这个时代里我要是有很多都不会的话，可能会有点焦虑。

澎湃新闻：您在之前的访谈里也提过，说是有了孩子以后，对生活有一些新的感受、新的认识，这具体是指什么？这有没有反映到你的艺术创作上？

赵琦：对于每一个创作者而言，一旦有了孩子可能都会有些不一样。中国现在面临着很大的变化，国家发展很快，变得好就会很好，但也依然有很多挑战和问题。有孩子以后，你会更希望这个国家能变好，因为你的孩子将会在这个国家里面生活。然后你会想，我怎么样能帮它变好，会更务实。我想很多人都会变成希望改良的人。我再去创作内容，就不光是把问题甩出来，而会看它背后是什么，会努力去思考该怎么办。这样比单纯地讲问题更有价值。因为我们希望有更好的环境能提供给孩子，就是这种心理导致你生理的变化和心理的反应。

我们也会想，怎么样能给年轻的一代提供有意思的东西，让他们学习和认知，让他们去了解这个世界。类似于《敦煌》这样的东西，在我们小时候，敦煌可能就是历史书上一个黑白照片，你永远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除非你去到那儿。后来可能到你们这个时代，可以从电脑上找图，但又只是图而已；也可能看个纪录片，但那也是个平面的东西。但像我儿子他们这一代，他问，敦煌是什么，我就可以说，来来来，看片子，这就是敦煌。那肯定就跟你我都不一样了。他很小就对全世界有了很深的认知，甚至还有了观点。

澎湃新闻：这让我联想到，那些在叙利亚、伊拉克战争中被摧毁的古迹，如果能以VR的形式保存下来，也是功德一件。

赵琦：对，也是一种保存。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认为它有根本性的价值在。它的确还是能从视觉上去还原所处环境的一种真实感，能重塑一些我们失去的回忆。塔利班毁掉了巴米扬大佛，但我可以在VR里重建它，花比较小的成本，就让很多人可以再欣赏到它的壮观。从根本上大家其实还是需要这样一些内容，去感受世界的多元和美丽。具体怎么实现它，只是一个技术迭代的过程。

澎湃新闻：说到成本，我感觉要有一个很好的VR体验，不只是制作上得花钱，配套的服务设施也不能少。像今天在展厅看到的，需要很多志愿者来指导观众如何使用VR。

赵琦：我记得我第一次拿到一个数字相机的时候，都不知道该在哪上胶卷（笑）。现在观众手上拿着那些设备，为什么需要志愿者？就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那东西该怎么用。但是随着VR硬件的普及，很多人有了基础知识，就不会再需要了。比方说VR设备在中国装机量有一个亿，那就意味着一线城市的大多数年轻人都会有。就像现在家家都有电视，你开电视时肯定已经不用看说明书了。我觉得VR以后也是一样的。VR设备会越来越简化，体验也会越来越好。而这种时候其实我觉得也未必会等很长时间，可能三五年就会到了。现在嘛，钱多就多做，钱少就少做，没有钱就暂且不做，但是并不意味着你从这撤离了，你只是战略性地等着。

澎湃新闻：现在国际上的VR内容创作，跟中国的差别主要在哪？

赵琦：国际上有创意的东西很多，特别是像欧洲，有很多的文化基金可以给创作者来做很多艺术化的东西。但艺术和市场中间有时是有鸿沟的。中国其实是反着的，中国没有什么成型的文化基金，都是投资。投资是要看回报的，基金不用。投资就会一直追问，你的市场到底在哪里？我认为中国很有可能还会更早地找着市场，因为这个机制，所有人都被逼着去想市场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比如，我不太可能去做一个个人色彩很浓重的、实验性质的作品。我总会想，做这东西到底是给谁用？有十个人用、还是10万个人用？如果是给10万个人用，肯定会要求降低个性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