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刘新成、夏继果：全球史如何解释现代世界的起源

2017年11月11日下午，商务印书馆与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在邺架轩阅读体验书店举办了一次读书沙龙，邀请首师大全球史研究中心主任刘新成教授、历史学院夏继果教授，与读者分享新近出版的《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述说，15-21世纪》（第三版）。刘教授是最早策划引进这本书的学者，夏教授则是此书第一版、第三版的中译者。

《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述说，15-21世纪》是全球史领域一部独树一帜的经典，是美国历史学家马立博的最新力作。该书自2006年出版以来，广受学界和读者的欢迎，不断修订再版。据外方出版社的最新统计，在美国有150多个高等院校将它列为教科书和必读书。该书站在“人类世”的立场上，吸收近年来全球史和环境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彻底打破了关于现代世界历史的欧洲中心论，用清晰而又简明的语言构建出一套全球的、环境的现代历史的图景，具有很强的智识冲击力。本文据沙龙速记稿整理、选编，内容有删节，经嘉宾审读。

马立博与《现代世界的起源》

刘新成：马立博是全球史的知名学者。他任职于美国惠蒂尔学院。这是南加州一个很小的学校，学校的历史很悠久，教学质量比较高，但总体科研水平并不高。这么一所学校的一位历史老师为什么能写出一部如此有名的书？这个跟美国大学的教学设计有关。

美国大学不管是学文科的还是理科的，在本科阶段一般来讲都要修四个历史学分——美国史2个学分，非美国史2个学分。长期以来，非美国史那2个学分来自“西方文明史”课程。大概从二战以后，一直到60年代中期，美国高校作为通识教育的历史学分就是这么构成的。但是从60年代晚期开始，西方文明史这门课逐渐被另一门课所取代，即World History或者Global History。一开始这门课并不被看好，但是经过了15年左右的时间，到90年代中期，这门课程在美国各个大学有了压倒性的态势，取代了“西方文明史”，成为越来越多的美国本科生选历史学分的课程。

2003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在当年美国历史学会的年会上，就有教授西方文明史的一些高校老师发出抗议：为什么全球史取代西方文明史？由于“全球史”的流行，原本教授西方文明史的老师要重新备课，否则就没有学生选他的课，他就没有工作了。通识教育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变化，随之带来了美国历史教育的变化。而马立博所在的这所学校，因为它比较早地做了历史教学的改革，所以成为开拓者。实际上这本书是马立博的教案，在教案的基础上逐步完善而成。

我跟马立博很早就认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他曾在首都师范大学做过访问学者，当时他做明史研究。而我也在惠蒂尔学院做过访问学者，跟他比较熟悉。2002年底，我去美国再次做访问学者，那时比较关注全球史，有人向我推荐这本书。我看了以后，觉得书写得比较好，而且很简练。但当时自己没时间做翻译工作，就将其推荐给了夏老师。夏老师将其翻译了出来，翻译得很好。

夏继果：关于这本书的情况，我做点补充。马立博写这本书有这样一个缘起。1998年在一次会议上，马立博和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弗兰克、彭慕兰一起聊天，聊到这么一个现象，就是学者们平时做的研究，好像是关在象牙塔里面做研究。学者们的成果要走向课堂，为学生、大众所了解，往往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弗兰克就建议，如果哪位学者愿意简明扼要地把这样一些新成果介绍给学生，那将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举动。这个想法触动了马立博，他开始着手写这本书。

2002年《现代世界的起源》英文第一版问世。2006年，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英文第二版于2007年出版。就内容来看，第一版只写到1900年，第二版增加了一章，续写了接下来的100年，一直写到2000年。当时商务印书馆想翻译第二版，我也向马立博要了前面各章的修改，他给我发了一张单子，总共有几十处修改，所以第二版也没翻译。英文第三版于2015年出版。这本书第一版就定位为“全球的、环境的述说”，但是在第一版、第二版中，环境内容是比较少的。第三版全书从头到尾都有改动，最大的改动就是在各章中增加了环境的内容。所以这一版本的翻译几乎是一个全新的翻译。

这本书就是根据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简明扼要地来讲现代世界的起源。或者说，这是一本根据新成果而编写的简明的世界近现代史，它面向的是大学生和受过教育的大众，这是这本书的定位。这么说来，大家是不是认为这本书仅仅是综合别人的观点，而没有什么创新呢？我想不是的。马立博有自己的逻辑和思路，通过“全球史”“环境史”的线索把这些内容串起来了，这是他最大的特色。在此基础上，他建立起了一个基于环境的非西方中心论的阐释。

全球史何以取代西方文明史

刘新成：传统上，欧美学界讲世界历史，通常要突出西方文明。以他们所理解的“文明”、“先进”、“现代化”来排序，这样就凸显出西方文明的历史、西方国家的历史。虽然课程叫“西方文明史”，但实际上就是西方主要国家的历史。这样一种历史观，首先在西方后现代思潮面前受到质疑。后现代怀疑这个“标准”，不承认历史是线性发展的，不承认某些文明或者某些国家比其他一些文明或国家高明。按传统方式讲述的历史自然就受到质疑。另外，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的很多问题不是靠一个国家就能解决的，而且从一个国家的历史当中也寻找不到解决当代全球问题的智慧。所以，现实需要也迫使文明史教学的改革转向。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史（world history/ global history）这门课变得流行起来。

全球史是如何纠正西方文明史的？全球史的讲述不再是分国讲，甚至也不再分不同文明讲，而是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研究其发展历程。这个细细解释起来很繁琐，我今天就讲这种方法论的两个突出特点，或者说是全球史作为一种理解和讲述世界史的新视角的两个特点，即强调互动、强调比较。

通常我们说的“比较”，似乎更着意于找不同。而全球史方法论的“比较”不是要找出差异，而是要找出相同点，比较的是两者之间的联系。从“比较”的角度，全球史最典型的著作现在已有中译本，叫《1688年的全球史》。1688年世界各地都发生了什么？英国有光荣革命，那么，在西欧的其他地区，在东欧、亚洲、非洲、美洲等地方这一年都发生了什么？它们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如果有，其共同点在哪里？如果没有，又是为什么？——这个“比较”，不是要看1688年不同地区发生的事情，孰优孰劣。这种比较史观是把全球看成一体，不只是做高度宏观的研究，而是用全球的视角去找全球一体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共同点，去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这种新的比较史观，是全球史的一个特点。

全球史的另一个特点是强调互动。这个世界确实是分成不同部分的，但是不同的部分绝不是隔绝的。无论是个人、群体或是民族、国家，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一定是和其他的人、群体、民族、国家、文明共处的，而且彼此之间有互动。所以，没有纯粹的文明，没有纯粹的民族国家。最重要的是，全球史学家把这种互动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这是我们更为熟悉的论点。那么，互动如何成了推动历史的最终动力呢？这个理念实际上是从人类学中挖掘出来的。人类学特别强调集体记忆，或者叫做集体学习。怎么解释这个理念呢？有一个极端的说法认为，从聪明程度上说，现代人并不比晚期智人更高明。《人类简史》中说智人能够通过土壤的气味判断会不会下雨，而且在非常恶劣的自然环境下，智人的生存能力是非常强的，至少比现代人强。之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比智人聪明，是因为经过一代一代的发展，人类不断积累知识，然后把它传了下来。积累知识的过程就是集体记忆，这些知识是来自集体的学习，是人与人，进而到团体、族群之间不断地学习，形成记忆，一代一代传下来，让我们觉得我们变得越来越聪明了。这种学习，就是互动，也是它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第一动力的原因。全球史的这种强调互动的讲述打破了以前将各个国家、各个文明分开来讲的传统模式。

我们通常认为现代世界起源于西方，说西方有理性传统、新教精神，或是科技进步，说西方比较早有了商业传统……总之，是西方文明的种种优势带领整个世界走向现代化。而在这本书中，马立博用全球史观的方法取得了解释现代世界起源的突破。中国发生了什么，美洲又发生了什么，它们之间是怎么互相影响的，是怎么互动的。这样一看，就发现西方文明一点都不高明。西欧之所以领先，是因为某种偶然性，是由于全世界不同地方的参与，使西方能够率先实现现代化。如果没有亚洲的参与，没有美洲的参与，西方文明照样不可能有现代化。这就是马立博利用全球史的分析方法形成的一种新解释。

关于现代世界起源的新解释

夏继果：如刘教授所说，传统对于现代世界的解释是基于欧洲中心论的，它认为欧洲有一些天然的、优越的文化基因，由于这些基因，欧洲的现代化就自然地发生了。进一步往前追溯，可以从希腊、罗马讲到基督教，再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这样一个漫长的西方兴起的过程，这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阐释。

马立博提出“全球的”“环境的”阐释，他的逻辑是什么？西方中心论认为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是现代世界的起点。而在马立博看来，如果要探讨现代世界的源头，应当把视野放宽，把地理大发现得以展开的国际背景揭示出来。马立博将视野放宽到亚欧非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区，时间往前提到了1400年。于是，看到的东西就多了，最引人注目的是印度洋贸易体系。根据著名的印度洋史家乔杜里的研究成果，印度洋贸易体系大概开始于公元650年，也就是和唐朝兴起、伊斯兰教兴起大致差不多的时间。在印度洋贸易体系中，最初唱主角的是阿拉伯人。从公元1000年开始，中国商人积极地融入进去，比如郑和下西洋，这也是印度洋体系运行的内容。书中还分析到印度洋贸易体系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没有一个强权试图控制它，整个体系的运行不是武装贸易，是和平的，连港口都不设防。

在印度洋体系运转的漫长过程中，唱主角的是印度、中国和阿拉伯的商人。这期间，世界经济的引擎也在这个地区。基于这样的背景，欧洲人出场了。欧洲人之所以有地理大发现，是因为他们想与这个地区开展贸易，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在地理大发现的过程中，哥伦布误打误撞到了美洲，本来是要找黄金，结果在美洲找到了白银。这时中国明朝实行银本位制，于是，美洲的白银派上了用场，欧洲人通过美洲的白银挤上了亚洲的经济列车。这是1400到1800年世界历史的运转状况。

到1800年，同亚洲相比，欧洲还是处于一个落后的状态。欧洲超越亚洲，并拉开二者经济差距的原因，马立博认为核心的环节是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如何看待工业革命，是欧洲科学和理性精神顺理成章的结果吗？马立博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主要强调便利的煤炭、广阔的美洲殖民地、政府的扶持这样一些因素。英国的工业革命是原发性的，欧美等其他国家的工业革命则是效仿英国，有了英国这样一个成功的模式，其他国家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之下直接实现了工业化。之后，欧洲和美国就开始大踏步地走向了发展之路。

在西方兴起的过程中，其实还有一些因素使西方的工业化免遭夭折的命运。在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西方出现了经济萧条，正是从鸦片贸易中获得的收入使工业化度过了困难的阶段。欧洲为什么能够进一步地走向全球？工业化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此之前，英国海军主要使用木制帆船，鸦片战争中，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东印度公司和利物浦签订合同生产铁船，第一艘蒸汽动力的铁船“复仇女神号”就问世了，并用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这种铁船体积比较小，吃水比较浅，而且能够逆风逆流航行。在一些航行条件不那么好的河道里，它是畅通无阻的，破坏力、杀伤力很强。靠着这样一些手段，欧洲进一步兴起。不巧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亚非拉广大地区在19世纪后期遭到了厄尔尼诺现象的打击——这次厄尔尼诺现象是50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综合这些因素，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一步步地走向强大。

本书的最后一章，也就是作者在第二版续写的部分，是讲20世纪的历史，包括两次世界大战、30年代的大萧条（作者称为“三十年危机”），以及接下来的冷战时期等。但是，在马立博看来，20世纪最大的变化不是两次大战，而是氮肥的发明和生产。他说生命离不开氮，植物的光合作用离不开氮，如果没有氮就不会有生命。在“旧生物体制”下，因为氮的束缚，人口增长和发展受到局限。有学者推测，即便把“旧生物体制”下各方面的因素都利用起来，全球最多也只能养活28亿人。但是20世纪初的哈勃—波什合成氨法使人类能够生产氮肥，人类的命运由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就是作者在这一章中提到的“大转折”。所谓“大转折”是说人口增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里有一组重要的数字。在1900年的时候，世界人口是16亿人，到2000年就增长到了62亿，2010年到了73亿。

马立博说在20世纪后期，一个重要的现象是亚洲开始兴起。他用的一个词叫“原画再现”。比如说18世纪亚洲有繁荣的农业帝国，但是后来西方兴起的画面，把亚洲的这个画面盖住了，那么，现在东亚又兴起了，这是原画再现吗？马立博对此持谨慎态度。他说即使是亚洲兴起了，也不可能是传统的那种亚洲农业帝国的再现，因为现代化的密码都已经被欧美揭示了，现在也是沿着这条路在继续往前走。但是美国以耗费大量的资源为代价的现代化，是不是亚洲国家再兴起的一个支柱呢？这个值得思考。

这本书给我的启示是，它讲了一个不同的现代世界起源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西方在兴起过程中获得财富、权力和特权的偶然性。而在这个历史进程中，那些没有得到好处、没有率先发展的起来的人应振作起来，相信未来新的机遇会垂青他们。我想这是思考历史对于认识现实的帮助。

现代世界的起源是个偶然吗

夏继果：这本书第16页提到一个概念叫“偶合”。马立博说当好几个原本各自发展的事件碰到一起，并相互影响的时候，历史的偶合便出现了，对人类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像这样一句话在书里面出现了几次。这个词的英文是conjuncture，我在翻译的时候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中文中有“偶合”，也有“耦合”，那么应该用哪一个？最后选择了“偶合”。

如何解读这个“偶合”呢？我想通过这样几个例子来说明。比如讲到黑死病的传播、肆虐。根据2013年最新研究成果，黑死病起源于青藏高原，当时蒙古人在整个欧亚大陆行动活跃，于是，蒙古人在整个亚欧大草原从东往西把黑死病带到了黑海沿岸。而此时又是地中海地区的商人们比较活跃的时候，在黑海沿岸做贸易的热那亚商人就碰到了这样一些染病的蒙古人，也碰到了一些染病的耗子。这些病毒携带者和耗子跟着热那亚的商船沿着地中海从东往西，来到意大利，黑死病开始在欧洲传播。马立博又说，在黑死病传播之前，欧洲人口膨胀，而且当地的老鼠和人密集地生活在一起，环境状况、卫生状况都比较糟糕，这些状况综合起来便利了黑死病在欧洲的广泛传播。

在讲到英国工业革命的时候，马立博进一步地强调“偶合”。工业革命中的“偶合”体现在，比如说美洲有一个广阔的殖民地，可以提供原材料，可以倾销英国当时比较低劣的棉纺织品。为什么说低劣？因为当时印度的棉纺织品的质量、色泽要比英国的强多了，英国产品没有竞争优势。但是这个时候，印第安人大面积死亡，取而代之的是，非洲黑奴到了美洲，这些黑奴需要穿衣，所以英国廉价的棉纺织品就到了美洲倾销。而在欧洲，西班牙本来要建立帝国——15、16世纪的西班牙建立帝国，在欧洲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西班牙失败了，这导致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而民族国家在英国工业化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马立博认为这也是一个偶然。刚才提到了英国便利的煤炭开采，因为便利，因为靠近伦敦，靠近需要它的地方，所以比较廉价，足以使得最初比较低劣的那样一些蒸汽机不至于被淘汰。另一个偶然因素是，在印度，正好在这个时期，莫卧儿帝国开始衰落，便于英国把它的殖民势力进一步地往南亚次大陆扩张。所以这样一些因素偶合在一起，而导致了英国的工业革命。

这就是这本书里面强调的几个明显的历史偶合。这样一些全球进程碰到一起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这大概是马立博这本书中“全球”线索的主要内容。刘老师在这方面非常擅长，您可以谈一谈。

刘新成：偶然说或者偶合说，是典型的全球史学家的思维。全球史学家，首先他们比较呼应后现代主义，否定规律，不承认历史有发展的规律，更不承认有所谓的真理。他们认为一切发生都是偶然的，这是我们读全球史学家著作的时候要注意的第一点。第二点，全球史学家也是要有学术创新的，所以他们一定要颠覆原来的传统思维。我们读书的时候要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是有意识地去挑战陈说。那么，全球史学家的“新说”是不是就是真理呢？也不一定。比如，尼尔•弗格森的《帝国》《文明》，这是公开为西方文明继续辩护的著作，你也不能认为他说的就没有道理。弗格森认为西方能够起飞，是因为有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管理的科层化、教育的理性化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在做现代化研究的时候，是不是确实不能缺少这些？所以我看全球史的研究，一开始确实很受震动，觉得他们开启了一个新的思维，说的确实有道理。但是慢慢地我就想，西方在起飞阶段经历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这些方面，在推动欧洲率先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究竟是不是就没有作用？根据全球史学家的看法，西方的起飞纯属偶然，西方文明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是这样吗？

夏继果：其实在翻译第一版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没有说明白，所以挺期待第三版的。但第三版最大的变化是在环境方面。就像您说的，传统解释认为，欧洲有一些先进的文化基因，但这本书中更强调历史的偶然性。怎么解释这个问题，目前这本书确实存在这样一个缺陷，这个问题肯定是绕不过去的。

提一下书中另外一个词可能更便于理解这一点，这个词是contingency。在翻译的时候这个词最费脑筋，其英文解释是，某种东西真正的发生，是另外一种什么东西所造成的结果。“偶然性”是否能涵盖它的意思？

刘新成：不是自然的一个因果关系，是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夏继果：有人建议翻译成“权变性”，这个“权变性”比“偶然性”可能更清楚一些。但是这本书中contingency出现的频率太高了，考虑整个行文的流畅，用“权变性”的话不好表述。再一个，这里强调的“偶然性”，我想也有“权变性”的意思在里面。传统史学构建起诸如“国家”“文明”这样的研究单位，把这些单位看成一个个的实体，忽视其与外部的联系，这是一种“容器”式的史学思维。在这种思维之下，地理范围是圈定的，时间是垂直的，因果关系就只能在圈围的单位中发现，所以一切似乎都是必然的。比如说就英国看英国，可能更多看到的是历史的必然性。但是如果在全球视野中看英国，我们看到的就不一样了。英国工业革命实为多种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充满了偶然性。历史上其实存在过无数次类似的“兴起”，如“罗马帝国的兴起”“阿拉伯帝国的兴起”“蒙古帝国的兴起”，外部的偶然因素在其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现在经常用的一个词“战略机遇”，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从某一研究对象的角度出发，这种对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理解也许是合理的。但是辩证地说，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所谓偶然和必然都是相对的，各种历史发展都是全球进程的必然结果。

刘新成：我理解你的意思，contingency也可以这样理解。我主要想说，看全球史的研究，要注意到，他们也就是一家之言。我个人认为，中国读者长期受到的基础教育训练，往往认为哪个对，哪个错。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学术的发展都是在怀疑当中不断地去探索，我觉得真理至少不是那么容易能认识到的。所以要对照着看，全球史的东西很新颖，很抓人眼球，而且它结合现实。我们需要了解全球史观是怎么审视这个世界的，但是千万不要认为，全球史说的都是对的。过去的认识尽管现在不常提了，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是错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对照着看，要了解旧的学说是什么，才知道新的学说为什么会出现，它主要是冲着旧的学说的哪一点去的。正是因为它冲着一点而去，所以它可能有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