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经典｜当时他们正年轻，徒步两万五千里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毛泽东的话是很“土”的，只要你读过他的文章就会发现，到处都是普通老百姓平日里交谈时的口语和歇后语。

比如在长征前夕，当中央最终决定离开苏维埃红区时，博古、李德等理论派在机关报《红色中华》上这样说道：“跟着群众自觉性的生长，跟着政治经济危机的剧烈化，产生了新的越来越复杂的防卫和进攻的办法。”

可当时参加红军的大都是穷苦人家出身的文盲，完全听不懂这种动员的意思，于是毛泽东向红军官兵们这么翻译：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很显然，毛泽东不是真正的土里土气，而是学会了因地制宜。若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他能写出《实践论》和《矛盾论》；若论文学造诣，那么多诗词摆在那里。他不用各种看似高端的话语概念，目的是为了让对方听懂，而不是彰显自己。就在他的人生转折点遵义会议上，凯丰还拿他只读过《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就来指挥军事进行质疑，可毛泽东丝毫不以为意，还特地告知对方，自己没读过《孙子兵法》。

面对着留过洋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一直在国内的“农民”毛泽东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度过了一段十分郁结的日子。

一、踏遍青山人未老

“踏遍青山人未老”出自毛泽东于1934年写的一首词《清平乐·会昌》，1958年再次提到这首词时他说：“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

这可能是他人生中绝无仅有的日子。

历史记载，在中央红军决定实施战略转移之前，曾经有三次大会议排挤过毛泽东，分别是赣南会议（把毛泽东的主张说成是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宁都会议（以要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调回后方）和六届五中全会（撤销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通过这三次会议，毛泽东相继被解除在党政军里的职务，而博古和李德的左倾错误领导则完全控制了中央苏区，以至于第五次反“围剿”惨痛失败，最终不得不开始战略转移。

这种战略转移，便是被后世称之为的“长征”。

值得一提的是，在进行战略转移人员和留守苏区人员名单取舍时，博古本来也希望毛泽东留下来的，然而李德不同意，李德生怕毛泽东留下来后，会在根据地再建立一个“尾大不掉”的苏区。就这样，毛泽东的命保住了。那些被留下来的人，则会拖延国民党军队，以及造成假象。而这些人，留下来就意味着九死一生。他们是：项英、陈毅、瞿秋白、何叔衡……这其中，陈毅活下来了，在以下的几年里，他时常在人烟罕至的深山里过着野人般的生活。

那一年他们还年轻。

于是他们开始转移。

就在他们要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时，发生了极其惨烈的湘江战役。

广西电影制片厂1996年出品的电影《长征》就从这里开始。长征是一个跨越两年时间的过程，如果事无巨细从前因（毛泽东被排挤）到后果（三军大会战与西路军）都呈现的话，一部电影的篇幅是不够的，那样只能变成图解历史。因此如何进行艺术加工呢？直接从转折点开始拍。

电影《长征》开头便已到了湘江边上，这场航拍全景足足拍了三十分钟，作为一个引子，这段戏里直接交代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李德、张闻天、王稼祥等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同时点明了红军战士们面对伤亡惨重时的不解与失望。

“周副主席，这仗是怎么打的呀？先前毛主席领着咱们红军，总打胜仗，可现在，再这样打下去，咱们红军的老本……要拼光了。”

一个简单的数字统计，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时，计八万六千余人，等通过四道封锁线后，湘江战役结束，已锐减至不足三万人。

这是严重的失误，不像刚建党时的意气风发，不同要建国时的豪情壮志，这就是失败，是看不到未来的失败。

湘江之战引发了后来的遵义会议，这是红军命运的拐口，也是陈树湘命运的休止符。国民党军将陈树湘的头颅割下来，挂在了长沙小吴门的城墙上。二十九年前，陈树湘出生在长沙小吴门当瓦屋街，此时他的头颅正对着家门。他回家了。

作为湘江战役中最知名的红军牺牲战士，《长征》给了陈树湘一个大特写，同时奏起了《十送红军》的悲壮歌曲。

毛泽东是来过湘江的，很多年前他就在湖南境内的湘江边上写下过“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但此时想必他已经对当时的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因为“踏遍青山人未老”，不仅仅说的是被排挤时的郁结，还是面对险境时的革命乐观主义。

后来，当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取得领导权时，依然会遇到土城战役这样的失败，片中设计了毛泽东在泥洼里行进时滑倒的段落，这时他依旧没有气馁，而是自嘲道：“走马上任，马失前蹄啊。”

也因此，尽管陷入低迷状态，红军依然坚持着做宣传工作。

红军的宣传是要给不识字的老百姓看的，说再多马克思主义都没有用，这时文艺的作用就来了，每到一处便结合当地人喜爱的艺术形式，进行编舞编曲，老百姓看懂了，宣传才到位。

这不由不让人想到，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给林彪写过的一封信。1930年，革命陷入低谷，以林彪在内的很多人都对革命未来不抱以信心，于是毛泽东针对“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的想法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信的末尾写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封信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由此可见，在整个长征途中，排挤毛泽东不是一蹴而就的，对革命失去信心也不是突然产生的，长征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节点。甚至就连“长征”这个概念的诞生过程本身也是如此。

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1936年2月16日，中革军委刊发了这样一则通知《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只有消灭贵州、四川、云南以及蒋介石的‘追剿’部队，我们才能在云贵川区域内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到，即使到了1935年年初，当时依旧是打算在云贵川建立根据地的。

在这则通知里还有这样两段话：“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中国苏维埃革命有着他雄厚的历史的泉源，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战胜的。中央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闽浙赣苏区的暂时变成游击区，并不是苏维埃革命的失败。”

第一段是改变了博古、李德等人当时的教条思想，当时他们的思路是起初计划去哪里，就要不顾死活地跑去那里，结果伤亡惨重，因此这段话便是灵活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变动的表现；第二段则是对弥漫在红军中的疑惑进行解释，当时很多人都以为是离开瑞金没多久就回来了的，但现在战略改了，有必要作一交代。

无论从后世的角度看，长征的战略意义和历史意义有多大，但是在当时人的念头里，离开瑞金都只是短暂性离别，并不知道自己要去向何方。电影《长征》里就让凯丰将这种疑惑直接提了出来：“整天跑来跑去的，这总不是个办法吧？要让大家看到大的希望才好嘛。”

从我们后世的角度，很容易就知道，长征是从江西出发，途经数个省，最终北上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进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但这是从后世的角度看整个大过程，而红军当时对究竟要到哪里去、对目的地的选择及其行军走向，都是不确定的。换而言之，这是一个动态过程，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最初并没有打算走得像后来那么远，只是准备到湘西那边，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在最初的记录里，并没有“长征”一词，只叫做“转移”。

党史专家石仲泉考证过，有史可稽的最早提及“长征”一词的文献是在1935年2月23日的《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我工农红军从江西转移作战地区．长征到川贵边地域，消灭了贵州军阀侯之担白军全部，推翻了贵州军阀绅粮的封建统治，解放了黔北的工农及一切干人。”（编注：干人，古汉语较常见用语，在贵州方言里指穷人。”）

但这里还只是这个词第一次出现，直到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大凉山彝族聚居地后，朱德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在云南禄劝县绞平渡红军巧渡金沙江纪念馆里留有该布告，在其中写有陆定一的这样一句话：“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从这时开始，才有陆定一创造、朱德首肯的“红军万里长征”的说法，而后官方才开始正式使用这一词汇。

当我们回过头来比较“转移”和“长征”的区别时，就不难理解刚开始“转移”时进行“大搬家”的举措了。当时从红军出发到遵义会议前，中央将“到湘西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当作唯一出路，也因此他们将这次战略转移当作从一个根据地到另一个根据地的大搬家。在《红军长征回忆史料》里记载，当时大家把所有的家当都带着了，不管是大型机器，还是针织便盆，也因此行军速度甚慢，体力也有所下降，同时由于没有战略目标，还想着有一天可以回去，不能充分认识到这次转移与以往的不同，墨守成规，最后在湘江战役上损失惨重。

从影片开头的这一幕我们也能发现，红军队伍的辎重非常多。

在简略的党史介绍中，湘江战役之后就是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这话是不错的，但遵义会议不是突然产生的，不是异军突起的一个节点，在叙述历史结果时我们要强调它的作用，但是在讲述历史过程时也要注意到，历史的发展是合力，遵义会议有它的来龙和去脉，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

虽然遵义会议是转折点，但如果没有通道会议（第一次否定李德，认可毛）、黎平会议（改变了战略方针）、猴场会议（遵义会议的前奏），那就不会有遵义会议，而如果没有遵义会议，那就不会有“鸡鸣三省”会议（中央独立自主推选领导人）、扎西会议（新的中央领导不仅从军事、而且从各方面开始了领导）、苟坝会议（长征由被动转为主动）。

因此在电影《长征》里，就特地拍摄了这样的前后。在叙述通道会议时，影片这么说：“在历史上鲜为人知的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有了公开的发言权，而通道这个地名，也的确具有象征意义。”

因此直到全片第七八十分钟时，遵义会议才“姗姗来迟”。

作为卡在影片30%处的第一个高潮点，遵义会议必然是前期的高潮，是一个大的转折点，这一点不容置疑，但同时观众也能通过影片了解到，如果没有之前的种种，那么遵义会议绝对不会出现，一枝独秀不如鹤立鸡群。

在长征途中，除了共产党内部的斗争外，还有红军和自然的斗争、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以及国民党内部的斗争。电影限于篇幅，对后二者的表现不够，后来有长征情结的唐国强则自导自演了电视剧《长征》，更全面地讲述了这段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唐国强第一次饰演毛泽东，瘦削的脸庞、乱糟糟的头发和坚定的眼神，唐国强第一次塑造了一个和古月完全不同的毛泽东。

而影片中为了表现红军和自然的斗争，特地用了许多的艺术手法。

比如过雪山一段，影片用了一分多钟的长镜头，夹金山白茫茫一片，红军犹如一只只小蚂蚁在艰难攀爬，一方面表现了人在大自然面前是多么渺小，另一方面也表现了红军的意志力是多么坚强。

这种艰苦抗争有意义吗？

结语 三军过后尽开颜

如果不知道历史，绝大多数人是无法知道谁是对的。但面对着迷茫的未来，依旧有着一群又一群的人在逆境中攀援着、困惑着。

因此当分别多年的毛泽东和张国焘在两河口相遇时，无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会产生怎样的龃龉，那一刻他们想到的，都是十四年前的那个七月：“你我自从党的一大相识，转瞬，又十四个春秋啊。”

因此到影片最后，当毛泽东一行人终于到达陕甘宁时，他们在篝火旁唱起了《国际歌》。但此时唱着《国际歌》的他们，并不像十四年前那样激昂，也不像十四年后那样欣慰，而是一脸凝重。

红军是会师了，但问题还在。

日军在东北虎视眈眈，国军在边区不断进犯，劳苦大众依旧被压迫，神州大地依旧被分割。

这时，毛泽东写了一首诗《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三军过后尽开颜，好在当时他们正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