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亚（四七）︱作为第三世界的“亚洲”

2017年夏天，中国和印度在洞朗地区的军事对峙，引发了全球关注。虽然洞朗并非争议领土，但两个新兴大国之间的紧张，不由让人联想到1962年冬天的那场中印边境战争。那是冷战时代摆脱殖民统治的亚洲大国之间第一次军事冲突，而冲突的直接原因——主权与领土争端，长期困扰两国关系，至今未能解决。

关于1962年的中印战争，已有诸多讨论和研究。这场战争的意义，不能仅仅放在双边领土冲突的框架下认识，而必须置于更宽广的视域中，看到殖民主义、冷战，和民族主义之间的相互纠缠。它体现的是摆脱殖民后的亚洲国家，在新的历史困境中的身份焦虑。“亚洲”概念在反殖前提下被赋予新的含义，但与此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

冷战，至少在亚洲，很难用美苏两极对抗的模式去理解。1962年的冲突之后，印度被美苏两国拉拢，在冷战中后期，更靠近苏联阵营。中国则彻底脱离了苏联阵营，与美苏同时对抗。中国两线“作战”，在有的历史学者看来，是再次自我孤立和封闭的佐证。这个说法有可商榷之处：中国同时被美苏围堵，恰恰使自己不依附任何一极。中国把反霸反殖当作历史使命，积极推动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做出拒斥冷战格局的另类选择。从1950年代中国就提出并贯彻着“和平共处”的新国际关系准则，到1974年毛泽东完成了“第三世界”论述，这些原则和理念到今天已经被广为接受。恰恰在这段所谓“孤立”时代，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话语实力（或者说“软实力”）最强的时代。

而和平共处、实现第三世界在反殖反帝基础上的合作，正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1950年代共同提倡的。印度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国之一，两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相近但不完全一致，它们的关系，是以反对殖民主义、倡导民族独立为纽带而连结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借用了泰戈尔的泛亚主义浪漫表述，让“中印是亲兄弟”（Hindi-Chini bhai-bhai）的口号广为流传，但真正促成中印蜜月期的，并不是源远流长的古代交往或者文化亲缘，而是反殖独立之后相似的国内外挑战。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是普遍性的，但提出它的背景，却一点儿也不抽象。它所针对的最紧迫挑战，是新独立的国家之间，如何处理殖民主义遗产，特别是殖民者为自身利益、人为划定的边界问题。1950年代初，在中印、中缅边界谈判中，周恩来、尼赫鲁及缅甸总理吴努共同提出处理双边关系的基本准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精神，最早是用来处理中印、中缅双边关系，然后逐渐扩大为各国间普遍适用的一般准则。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贯彻始终的基本外交原则，是在具体处理与亚洲新独立国家间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成为中国及亚洲对当代国际社会最了不起的贡献之一。

也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1955年万隆会议能够成为冷战阴霾下一个难得的亮点。在尼赫鲁首倡下，4月18日至24日，部分亚洲和非洲国家，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首届亚非会议。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没有欧美殖民国家参与的、代表了世界半数以上人口的大会。也是在尼赫鲁的坚持下，和大多数与会国并未建交的中国，受邀出席会议，首次在这种大型多边的国际舞台上表达求同存异、团结合作的政治理念。

当时全球冷战格局已经形成，但与会者最终搁置意识形态分歧，把议题集中在亚非各国如何实现政治独立、摆脱经济依附上。“求同存异”并不是谋求妥协和调和的权宜之计，而是各国面对独立后政治、经济并未真正自主的新问题，提出超越两极格局、建设现代国家的第三条道路。中、印、缅三国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完整纳入会议公报和宣言中。经由此次亚非会议，“亚洲”的概念和“非洲”一道，成为反对一切形式（包括苏联）殖民主义的新政治概念。和日本20世纪的“亚细亚主义”不同，这里的“亚洲”超越了东西方对立，成为第三世界反殖独立的标签，这是对分割世界的冷战两极格局一个强有力的回应。

新亚洲概念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万隆之后，第三世界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合作。这次会议为不结盟运动、南南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冷战时代的中国，“亚洲”常常作为反殖革命的概念而出现。中国把和平共处原则当作长期的外交基石，把促进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团结互助，当作外交工作的主轴之一。中国全力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建设，特别是为非洲提供了包括农业、医疗、基础设施在内的大量援助。这种国际主义精神曾经在后冷战时代受到嘲讽，但在今天看来，却是那个年代留给崛起中国的最宝贵的历史资产。

政府间倡导的互助合作又极大刺激了民间的交往。在刚出版的一期《亚洲研究学刊》上，美国历史学者郭旭光（Arunabh Ghosh）利用新的数据编年，指出在1950年代，中印民间贸易、科技、文化交往远比高层互访频密得多。文章质疑以往研究的问题取向：即过于强调中印高层外交或1962年的领土冲突，忽视了半官方和民间的密切互动。新兴国家间的政治文化合作也拓展到体育领域：1963年，为抗议国际奥委会借体育推行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议程，印度尼西亚另起炉灶，举办了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除少数欧洲国家外，48个参赛队伍主要来自亚非拉。万隆会议精神成为与奥林匹克精神并列的赛会宗旨。

作为反殖概念的“亚洲”，在当代国际政治中打上了深深的印记。

当然，我们也不应回避，建立在反殖基础上的第三世界合作，在实践过程中遇到重重困境，新兴力量最终没能实现它所期待的愿景。其中一个原因是冷战——霸权国家的竞争，一方面迫使不少国家屈从于现实政治压力，另一方面把争夺输入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导致政权颠覆甚至内战。1965年，印度尼西亚发生军事政变，苏哈托推翻了亲左翼的苏加诺政权，在美国介入下，建立独裁的军政府，血洗印尼共产党及无辜华人。印尼由第三世界独立的倡导者，变为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一环。而冷战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结束后，不结盟运动也因为失去了主要着力点而渐入低潮。

摆脱政治上的殖民，只是国家建设的第一步，远远不是国家建设的完成。新独立国家往往面临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重重问题，很多解殖国家未能成功应对这些挑战。随着新一轮全球化带来的资源、财富重组，世界权力格局更为复杂，发达与欠发达同时出现在第三世界，甚至同时出现在一个国家内部。

更为关键的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反殖民运动，其本身就存在难以克服的逻辑悖论：因为民族主义恰恰是从殖民主义中衍生出来的，许多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本身就是殖民产物。民族国家赖以存在的诸多机制，比如边界、国籍、族裔身份等等，是随着殖民现代性的到来才到来的。

不要说非洲、东南亚许多社群在被殖民者占领之前并不存在欧洲意义上的国家形态，就是印度，在被英国强行整合之前，也只是一个松散的区域概念而非严格的主权国家概念。亚洲、非洲的反殖民诉求，强化了各自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带来国家、族群边界的固化和绝对化。“界而治之”，本是宗主国控制殖民地的手段，但当反殖民的民族主义也依照这套边界想象自身，则必然令新独立国家在处理内部族裔关系、以及相互间关系时十分麻烦。这也是为什么，二战后层出不穷的边界、族群争端，几乎都和殖民主义历史有着扯不断的关系。

殖民者走了，但却在世界各处埋下了日后种族冲突、国家冲突的祸根。1947年，末代英属印度总督蒙巴顿提出，把英属印度分为印度教人口为主的印度，和穆斯林为主的巴基斯坦（包括孟加拉），以此实现印巴两个新国家各自独立的方案。印巴分治导致大量本在印度教地区居住的穆斯林，以及在巴基斯坦居住的印度教和锡克教徒，被强行迁徙。据统计，仅1947年几个月间，总迁移人数就超过1450万。短期内大规模的人口强制交换，造成本来混居共处的族群间惨烈的暴力冲突、种族仇杀和报复，留下难以愈合的伤口。再加上克什米尔地区的领土争议，印巴两国世代交恶。

除了与巴基斯坦的主权争端，印度还出兵占领锡金，控制不丹，并声索由英国单方面划给英属印度的中国藏南地区。中印之间的领土纠纷，实际是英国殖民者统治印度次大陆、染指西藏、觊觎中国内亚边疆的产物，但当这些殖民时代的遗留问题为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继承，就演化成了在民族主义旗号包裹下的国家利益冲突。

当被殖民者以强烈的身份意识诉求主体独立之时，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边际清晰的主体，并不是他们以为的历史的本然，而恰是借由被殖民经验而来的新发明。所以越是要以想象的主体身份来反抗，就越落入压迫者的逻辑而无法自拔。这就像是台湾学者陈光兴所批评的后殖民论述：“即使是具有高度的批判意识，却依然卡死在殖民史所局限的范围内，还没有能够摆脱寄生于殖民主义的命运。”

尽管如此，作为第三世界的“亚洲”概念仍然有其历史意义，不能轻易地全盘否定。它在严酷的两极对抗环境下，指出当今世界的根本矛盾并非东西对立，而是南北差异。它的确更多是一种理想主义，在现实中也遇到诸多困难，但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将和平互惠的基本理念付诸实施，提出了一种超越殖民现代性的路径。更关键的是，它为中国展开了一个远比中—西二元格局更宏大的视野，让中国找到了作为“第三世界”一员的政治认同。在冷战格局虽大体结束、但殖民资本主义体系仍然主导世界的今天，它为当代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思想和政治资源，提示我们不断探索不同于殖民现代性的另类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