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利益才是永恒和永久的”——英美关系变迁及启示

岳小颖/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袁胜育/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教授

2017-12-08 14:0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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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回顾了19世纪以来英国从掌控世界霸权到走向衰落的过程。
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岳小颖和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教授袁胜育于本文中指出,这一过程同时是美国立国、崛起、扩张、称霸的过程,而如何看待和处理与美国这个新兴大国的关系,是英国面对的最大挑战。本文两位作者认为,总体上讲,英国的应对表现出了一个成熟国家的智慧和经验,无论是在如日中天之际还是在夕阳西下的境况中,英国都能够对势易时移做出冷静的判断并主动去顺应,力图保证事态以缓慢和平的方式发展,从而最大程度上维护自身利益。
两位作者强调,当下,轮到美国考虑如何应对大洋彼岸一个新兴大国对手了。其中一个选择是仿效英国的作法,不要挑衅中国,不要通过建立空军基地、航母舰队和军事联盟来包围中国,中国可能反而会对外界维持善意,表现出良好的行为举止。“面对一件没有能力阻止它发生的事情,明智的做法是将自己调整到最恰当的位置上,平静地迎接它的到来。否则,等来的将是更大的悲剧。”
上述分析对理解当下的中美关系,是有所帮助的。
只要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英美特殊关系似乎就没有寿终正寝的理由。图为当地时间2017年1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举行会谈并出席联合记者会。梅成为特朗普任内首位访问白宫的外国领导人。
尽管说在人类文明史中,大国创造繁荣的过程往往都极为相似,其衰亡也经历了类似的轨迹,但就英国所做出的世界性贡献而言,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望其项背。尤其是从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等条件上看,英国充其量只能是一个中等规模的二流国家,但自18世纪以来,它却能够在人类近代历史跑道上领跑一百多年,并历经三百年一直跻身于强国之林,与世界历史上那些“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大国相比,英国确有其独特之处。
考虑到英国自身的领土和人口规模、资源禀赋,以及人类文明的演进、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新兴国家的崛起,英国世界霸权的衰落有其历史的必然。但英国的独特之处在于,面对一件没有能力阻止其发生的事情,它能够将自己调整到恰当的位置上,主动迎接它的到来。在走向衰落的过程中,英国表现出的远见、坚韧与承受、实用主义、大战略思维,很好地掌控了这个不可避免的衰落过程,最大程度上延缓了它衰落的脚步,最大程度上保留住了它昔日荣光的余辉,从而避免了历史上大多数强国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挽歌声中经受的悲伤、痛苦和绝望。
如果说近百年以来英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是一条下行曲线,那也是一条舒缓而华丽的曲线。沐浴在帝国退隐的夕阳里,今天英国的首都仍然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它的高等教育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其首创的福利国家模式已成为当今世界社会保障制度的典范,它的科技与教育仍具世界前列,它的“绅士”般的文明素养更为世人称道……。
审视这个历史上曾经的世界霸主的兴衰故事,对正在经历沧桑巨变的当今世界来说,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美国的兴起与英国的应对
19世纪中叶,英国走向繁荣的顶峰也正是它开始走向衰落之时。“有光的地方必有阴影”,一旦英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它的危机也就开始显现。英国人开始被迫应对全球各个角落的问题,他们无休止地扩张,同时也在各地树敌无数。任何国家从长远来看都不可能抵御世界其他国家的普遍联合,更不用说像英国这样一个小小的岛国了,英国既没有那些全民皆兵的民族拥有的军事力量,甚至连自身粮食供应都必须依赖海外贸易。
而工业化的魔杖一旦也被其他人也掌握之后,英国不仅不复具有技术和产品的优势,而且在人口、资源和市场方面的地理局限也进一步凸显出来。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1945—)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认为,“1870年以后,世界力量对比正以两种可怕的、相互影响的方式削弱着英国的霸权”。一方面是其他国家继英国之后进行的工业及陆、海军建设的改革,使大英帝国地位相对受到削弱;另一方面是英国工业和商业优势的削弱,而这种优势正是英国海军、陆军和帝国实力最终依赖的基础。
造成英国的世界地位及工业和商业优势被削弱,首先和最主要的,是美国的兴起。
在英国历史学家戴维·雷诺兹(David Reynolds,1952—)看来,英美特殊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处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并从美国身上获益的一种外交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关系可以回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实力的衰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进入了一个关键点,但这个进程大致早在六十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然而,如果要探寻英美得以形成特殊关系的历史上的几个标志性事件的话,恐怕我们还得把时间再往前回溯几乎一个世纪,甚至回溯到美国独立战争。如美国历史学家和专栏作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1958—)所论,正是美国独立战争,“导致英国人开始直面如何有效、低成本地统治全球体系的严肃问题,也是在独立战争中困扰英国决策者的问题”。
英美形成特殊关系的历史可以回溯到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
独立战争之后,美国和英国还发生过多起冲突,除了1812年的第二次美英战争,大多数冲突都以和解、妥协收场。如1793至1794年因边界纠纷,英国对美加边境实施运输封锁和贸易禁运,最终英国率先让步。1812年的第二次英美战争大概可以看作是英美重塑关系的第一个标志性事件。虽然在一些研究者的看来,在美军取得新奥尔良战役的胜利之后,美国报纸诸如美国“现在在世界各国中位居第一等级”了的说法纯属自吹自擂,因为,在结束战争的英美根特条约中,美国并未能在强征海员和其他问题上从英国那里赢得让步。但从最广义的角度说,这场战争也确实对英国政策产生了影响。
1812年战争结束之后,英国外相卡斯尔雷勋爵(Lord Castlereagh,1769—1822)便把提升与华盛顿的关系作为拿破仑战争这场大灾难之后,建造一个和平与稳定时代的宏大努力中的一部分了,英国政府此后便尽量避免与美国的冲突。如1838至1841年,美加边界争端,最终通过谈判达成和解。1837至1838年,加拿大发生反英起义,尽管美国民众纷起援助,但美国政府严守中立。1845至1846年,英美争夺对俄勒冈的控制权,双方经谈判达成妥协。1854至1856年,英美争夺中美洲地峡控制权,英国最终向美国让步。
这些英美之间的这些冲突和龃龉大都以英国的妥协、让步收场,原因复杂。如英国在欧洲大陆与法国、俄国的争夺的牵制,国内经济困难,对美国工业原料的依赖,等等。还有如在加拿大问题上,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如同美国外交战略家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1904—2005)所言,加拿大对于美国和大英帝国之间保持一种良好关系而言,“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因为庞大而脆弱的加拿大在美国面前,宛如一个时刻都可能遭到蹂躏的对象。
英国也明白,在美洲同美国竞争的同时同欧洲列强竞争是不可能的。英国与美国关系不友好的现状,束缚了其在欧洲的手脚,如果英国在欧洲大陆卷入一场冲突,丝毫不用怀疑,英国立刻就会发现其与美国也会处于战争状态。英国决策者被迫接受美国作为一个大国的现实,并且在美国宣称有特殊利益的地方将美国作为一个大国来对待。英国最终(1870年)从加拿大撤走了守备军,并非因为它信任美国了,而是因为它认识到,英国绝不可能在北美的陆地战中获胜。
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关头,英国海军部认为:“几个世纪里与欧洲对手们冲突的胜利给大英帝国留下了世界范围的帝国和对英国的嫉妒这份双重的遗产……这使得我们倾巢派出位于本国海域守卫领土抵御外国入侵的作战舰队实在很冒险。”因此,英国所能采取的最为明智的对策就是选择体面地撤退,同时与一个强大的国家结成永恒的友谊。英国不仅在边界争端问题上选择了妥协,更利用这个机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更为正式的姿态宣布,他们将把西半球的统治权让与美国。英国议会下院托利党领袖亚瑟·巴尔弗(Arthur Balfour,1848—1930)甚至“恳求永久保持盎格鲁-萨克逊的友谊和团结”。
英国人这种对英美亲善关系的追求,不仅是对新兴大国美国的好斗性的一种反应,而且是对德国和俄国的恐惧的一种反应,以及对在整个辽阔的英帝国所察觉到的脆弱的一种反应。
1898年“缅因号”事件中,面对美国对西班牙发出的战争威胁,德国明确表示要采取联合干涉来反对美国,而且基本得到了欧洲大陆诸国的支持,但是,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Lord Salisbury,1830—1903)却表示“英国没有理由因为支持西班牙而加剧同美国的摩擦”。英国友好以及支持的态度,给美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美西战争爆发后,面对德国对菲律宾的虎视眈眈,英国明确表示,欢迎美国成为太平洋帝国,以便在这一地区保持均势。英国还在战争中给予美国以协助。在随后发生的布尔战争中,美国对英国投桃报李,罗斯福总统强调,当年美西战争时期欧洲大国几乎都支持西班牙,唯有英国放弃了对美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敌视,对美国的行为报以同情的态度,因而主张对英国予以支持。
在1900年以后,英国总体地位的下降已渐趋明显。最显而易见的最直接衰落迹象正是英国在19世纪获得其辉煌地位的领域:制造业的效率和海上霸权。1875至1894年,英国工业产量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5%多一点,远远低于它的主要对手。它也不再能够保持一支达到两强标准的海军了。德国、日本和美国,每一个国家都拥有足够的海军实力,它们中任何两方的联盟其实力都超越皇家海军。在它们所在的地区,每一个国家都对英国的统治地位构成了重大的挑战。英国治下的和平因而实际上走到了终点。
因此,在进入20世纪之际,大英帝国在要求妥协的压力下,努力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英国在诸如巴拿马运河、阿拉斯加边界和捕猎海豹等问题上,对美国做出了一系列让步,将加勒比和拉丁美洲航线事实上的管辖权移交给美国海军。这样,英国就摆脱了在西半球战略上不稳定的状态,更重要的是它迅速改变了19世纪政治家们视为当然的情况,即英美关系永远是冷淡的、猜疑的,偶尔还是敌对的。对大英帝国而言,同美国结好,避免代价高昂的冲突,对行将衰落的帝国权力的维护意义十分突出。英国成功避免了来自美国的挑战,延缓了衰落。
这种向美国移交海上权力的举动在1921年以后甚至扩大到西北太平洋。1921年,英国接受美国与英国海军的平等地位从而避免了同美国爆发一场海军军备竞赛。就如同在加拿大一样,英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北美海域部署大量英国皇家海军可能会促使美国与英国进行海军军备竞赛,而在这种军备竞赛中,英国必输无疑。它因此减少了其驻西大西洋的军舰数量。
回顾自美国独立后英美关系的历程,由于美国的崛起,英国的实力呈现出相对下降的趋势,英国审时度势,未雨绸缪,做出了顺应时势的应对,较好地维护了自身利益。而且,英国的战略远见还体现在,其对美国崛起奉行的开放、宽容的政策是在自身实力尚如日中天之际制定的。美国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固然让英国领略到了美国这个新生巨人的意志和能力,但英国毕竟在绝对实力上仍大大强于美国,对美国更不乏制衡的手段。事实上,如美国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1952—)所论:“在独立之后的最初150年,最让美国外交政策学者担心的不是丧失领土,而是贸易中断。”
握有海神三叉戟的英国完全有能力给美国制造更大的麻烦,但它睿智地选择了与美国和平相处,而这个选择所带来的收益,虽然在几十年以后的一战和二战才显现,但却是关乎英国国祚存续的。
二、英国的衰落与英国的选择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是英国走向衰落的临界点。20世纪30年代,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威胁,英国处处显得力不从心。虽然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英国人也严重损耗了自己的实力,美元储备和黄金储备消耗殆尽,国内机器设备磨损严重、破烂不堪。到1944年,英国的出口量只相当于1938年的31%。
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向1945年7月上台执政的工党政府提交了一份“令人毛骨悚然”的备忘录,警告英国正在面临着“财政上的敦刻尔克”。时任首相丘吉尔在1952年7月哀叹道:“曾经是伟大辉煌而今仍然相当可观的英帝国,以他的威力、尊严、统治地位和权力,竟然不得不担心我们是否能支付每日的开销。这种现象确实悲惨,想到这点,我心如刀割。”
面对现实,英国再次做出断腕求生的选择,大幅收缩海外力量。历史上英国曾经有过类似的遭遇,那就是19世纪中后期面对的美国崛起的冲击,英国通过在委内瑞拉争端、巴拿马运河、阿拉斯加边界等问题上做出让步,避免了与美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的迎头相撞,避免了美英战争可能导致的经济上的灾难、政治上的困难和战略上的困境,保住了英国在西半球的核心利益(加拿大、加勒比海军事基地及在拉美的贸易和投资)。面对二战后国力衰落、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兴起和发展的现实,英国大幅实行海外收缩和退却,相继于战后初期到50年代中期从南亚和东南亚撤出,50年代末从中东和地中海地区撤出,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从非洲撤出
这种选择一方面减轻了英国的负担,更主要的是英国选择的“融洽”的分手方式,使得获得独立的英属殖民地大部分留在英联邦内,从而使英国的利益和影响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持。实际上,从战后英国实力看,英国已经无法承担众多殖民地的负担,英国人对帝国的关心程度大大下降,有一半以上的人竟然连一个英国殖民地的名字都说不出来。可以说英帝国的解体对英国来说是江河日下的一种无奈,也是摆脱负担的一种选择。正如1946年工党财务大臣休·道尔顿(Hugh Dalton,1887—1962)在日记中所写的:“当你处在你不需要的位置上,你失去了制服他们的力量,而他们也不需要你那样做的时候,唯一可做的就是退出”。
所以,在殖民地纷纷独立和大英帝国走向解体的过程中,英国采取的是一种顺势而为的姿态,其思考和行动的重点是如何在撤离这些殖民地的同时,能够保留英国的影响力。在英帝国瓦解过程中,英国想方设法通过与这些殖民地签订一系列条约的方式,极力将新生国家纳入英联邦,承认所有英联邦公民享受“英国国籍”待遇,使这些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继续保持对英国的依附性,希望利用英联邦这个纽带保持在原殖民地的利益,即用英联邦来取代解体的英帝国,这样既消除了原来英帝国的责任,又保留了原有的好处,达到维护英国世界性的政治、经济、战略地位的目的。
英国应对衰落的另一个选择是寻求建立英美特殊关系。始于美国独立的英美关系的重塑、协调、接近,推动了一战和二战中英美联盟的建立,并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冠以英美特殊关系的定位。这种特殊关系实际上是二战之前日趋紧密的英美关系的继续,进而上升为一种亲密的同盟关系。
如果说在二战以前,英国虽已日薄西山但并不情愿退出世界政治的中心舞台的话,那么到二战结束之后,英国已经心悦诚服地将这个中心位置交给美国了。在1946年3月5日于密苏里州富尔顿城(Fulton)发表著名“铁幕演说”之后回来的路上,丘吉尔不无感慨地对杜鲁门的副手克里弗德(Clark Clifford,1906—1998)说:“如果我能再生的话,我愿生活在美国。贵国是世界的未来。你们拥有自然资源、气魄、年轻和决心,它将稳步地增强你们的全球影响。而英国已过了顶峰。”
二战结束之后,英国已经心悦诚服地将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交给美国。图为1946年3月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城发表“铁幕演说”。
英国寻求建立英美特殊关系既是历史的惯性,更是现实的需要
战后初期英国处境艰难,按照凯恩斯的说法:英国的贸易逆差巨大,工业基础已受到削弱,驻海外机构过于庞大,这一切意味着英国急切需要美国提供援助,以取代行将中断的“租借”物资的供应。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我们就须采取比战时任何时期都要严厉的紧缩措施……”。
在英国的努力下,1948年英国和美国签署了在英国实施马歇尔计划的《英美经济合作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英国从1948至1952年,总共从美国获得了将近27亿美元的援助,是马歇尔计划受援国中接受援助最多的国家。
英国的衰落严重动摇了大英帝国殖民体系的基础,导致战后大英帝国迅速走向解体。虽然英国面对现实,不再寻求将帝国属地紧紧抓住不放,但英国作为长期的宗主国,在附属国、殖民地存在着深厚的经济、政治、军事利益,很难一下子舍弃,而在二战中崛起的美国和苏联则对大英帝国的丰饶遗产虎视眈眈。面对这种形势,在语言、法律、宗教观念、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价值观上与英国最为接近的美国也就成为英国托庇其帝国遗产的最佳对象。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战后希腊、土耳其政局动荡、内乱迭起,由于害怕苏联势力进入这两个国家,英国决定向美国求助,于1947年2月21日向美国递交照会,宣布英国不再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希望美国接手。随后,美国推出“杜鲁门主义”,最终将希腊、土耳其留在了西方阵营。这种结局,在当时形势下,对维护英国在殖民地、保护国的利益而言,实际上是英国所能争取到的最佳结局。
二战中苏联实力急剧膨胀,战后,大半个欧洲被苏联所控制,西欧在庞大的苏联战争机器面前也岌岌可危。这种情势,对奉行了四百多年欧洲大陆均势政策的英国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二战前夕,正是因为意识到德国对整个欧洲大陆的野心一旦得逞,英国的安全亦将不保,英国被迫打起精神与德国勉力一博。
二战后,苏联让英国感受到同样的威胁,而这一次,英国只能借助美国来防止欧洲被苏联控制,美国是英国对付苏联威胁、维护自身安全的唯一依靠。在1948年的柏林危机中,英国全力支持美国对抗苏联,如允许美国B-29轰炸机进驻英国本土。1949年北约建立,英国在组建和维系以美国为首的大西洋联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北约正是在英国倡议成立的布鲁塞尔条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1954年,在法国否决包含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方案的《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从而使西方联盟面临危机之际,英国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 1897——1977)多方奔走,提出替代方案,成功化解分歧。因此,有人说,那时是英国的外交,拯救了大西洋联盟。大西洋联盟的建立使得西欧的安全被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英国的安全也藉此得到了保障。
英美特殊关系使得英国通过美国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发挥对世界事务的影响,使其朝着符合英国利益和价值的方向发展
英国重视英美特殊关系,并不是消极地搭乘便车,并非事事对美国亦步亦趋,只要可能或必要,英国就要维护自己的大国地位和利益,力争发挥独特作用,影响美国的政策。英国认为,它的实力虽然与美国相形见绌,但凭借处理国际事务的丰富经验和技巧,可以指导美国这个尚不成熟的巨人,利用英美这种特殊的文化上的联系帮助掌控这个世界舞台上新的、不可预知的行为者。在英国人看来,美国人要么怀着对外部世界的满腹猜疑走向孤立,要么怀着一种悲壮的愿望试图在几个月内以那种孩子气的业余的方法去解决掉那些困扰了政治家们好多个世纪的问题。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英国人需要引导美国人,既是为了美国自身的利益,也是为了英国的利益。
朝鲜战争中,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1883—1967)领导下的英国政府支持了美国对朝鲜的武装干涉,但多次告诫美国不要随意冒险扩大战争,更是力阻美国使用原子弹。越南战争中,威尔逊(Harold Wilson, 1916—1995)首相多次建议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 1908—1973)不要深陷越南战争,应尽早从越南撤兵,尽管这些规劝没能奏效,但事后看,英国人还是显示出比美国人更高的战略远见。
英国还利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积极充当东西方之间的传话人,以此增强英国的国际影响。英国早在1950年代初就承认了新中国,还向美国人游说,抵制苏联影响的最好办法,是使中国保持与西方的接触。英国还曾主张不应有台湾参加对日媾和,并试图说服美国。
在美苏冷战对抗的情势下,首相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1894—1986)访问苏联,力求充当调停人和传话者,推动东西方进行对话。从1984年起,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1925—2013)和外交大臣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 1926 —2015)对苏联东欧进行了一系列访问,影响苏联东欧的政策走向,同时向美国传递信息,提出对策建议。正是撒切尔夫人通过与戈尔巴乔夫会谈,发现后者是“可以打交道的人”。而戈氏为了改善苏联与西方的关系,非常重视与撒切尔夫人进行磋商,于是出现了所谓“英国版的东方政策”、英苏“特殊关系”的说法。英国活跃于东西方之间,对于推动1980年代中期以后美苏谈判和新的缓和发挥了作用,也抬高了英国的身价。
英美特殊关系之于战后英国外交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英国对英美关系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但这改变不了美主英从的性质。对于英国而言,作为曾经的世界霸主和北美殖民地的宗主国,对大国地位的怀旧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摆脱的,对共同的文化的过度强调也不时让它沉浸在一种感伤癖中,以至于会产生不切实际的幻觉,苏伊士运河战争便是典型。英国是以为会得到美国支持才发动苏伊士战争的,而美国之所以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站在英国的反对面,按照美国外交家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1923—)的解释,最重要的是,苏伊士危机给了美国机会去承应天命——担负起领导发展中世界的使命。苏伊士运河战争可以看做是英美关系的一段插曲,但对英国而言却是重要的一个教训,它从中更深刻地理解到了国际关系权力政治的本质。
1957至1958年,英美关系得到迅速弥合,伦敦和华盛顿的决策者都意识到,英美由苏伊士运河问题所产生不和,主要的受益者可能是苏联。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两国关系经历了一些曲折。先是威尔逊政府拒绝对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提供实质性的支持,随后又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收缩从而降低了它对美国而言在地缘战略上的意义,再加上1970年代美国热衷于同苏联搞“缓和”,英国一度遭到美国忽略。
1960年代,英国的不景气和西欧共同市场建设的有声有色形成鲜明对照,使得英国不得不就其对欧政策展开反思和讨论。主流观点认为欧洲共同体将成为一个挑战,英国如置身事外,将受到不利影响,认为英国应该加入共同市场,以便防止“小欧洲主义者”把欧洲引向闭关自守;英国加入共同市场,不仅会在欧洲获得新的地位,而且会加强英国在各种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影响。反之,英国就可能面对与英国的观点和利益背道而驰的欧洲政治决定,却无法施加影响。
英国、美国、欧共体三边关系是存在着互动性的,二战结束时期英国在世界上实力的急剧衰退是与欧洲在世界政治中总体衰落同时发生的,这个时期也正是英美特殊关系方兴未艾之际。欧共体在五六十年代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与此同时,美国却因越南战争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这是英国申请入盟的重要背景。对英国而言,为了自身的利益,它注定要与强者为伍。发展英美关系也好,发展英欧关系也好,关键要以是否有利于实现英国的利益为依归。因此,一旦加入欧共体并不能保证英国的利益,一旦美国重振雄风,英美关系就又成为英国对外关系最优先的方向。
里根(Ronald Reagan,1911—2004)执政时期(1981—1989),通过内外政策的调整,美国重振国威。而英国的衰落并没有因为加入欧共体而有起色,其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国内经济一遍凋敝。撒切尔夫人上台后,英美关系重获重视,其执政时期也是英美特殊关系的鼎盛时期。对于英美关系的重视程度,撒切尔夫人在回忆录里不惜这样写道,在北约组织中,她可能算是里根总统的拉拉队队长,里根总统的一匹掩护马。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对英美特殊关系是一个冲击。冷战以苏联的崩溃宣告结束,英美失去了最大的敌手,它们在安全和战略上合作的需求大大降低,英美关系也经历了一段低谷时期。然而,冷战的结束开启了另一个动荡的时代,地区局势的紧张、全球性经济危机、各种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应对这些新的危机和挑战的时候,英国基本上仍然是选择与美国站在一起。“9·11”事件当晚,时任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1953—)即表态英国会和美国并肩作战。
只要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英美特殊关系似乎就没有寿终正寝的理由。但正如英国早在美国独立之初就能够预见到美国的崛起和强大的不可阻挡之势,即便是对英美关系推崇备至的布莱尔,对大国力量的兴衰变化,也还是能够做出较为客观的判断。他在自己的自传中写到:
“我审视着八国集团——这还是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前,而且我意识到八国集团不可能存在下去。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国家将要求得到桌子旁的一个席位;而且,如果得不到,它们就会设立它们自己的桌子。我看到了两国集团——美国与中国——对于欧洲的风险。然后,如果我们不慎重一些的话,就会有三国集团:美国、中国和印度;或者是四国集团:美国、中国、印度、巴西。如此等等。换言之,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英国是一个不与欧洲大陆接壤的小小岛国,只有6千万人口,而在世界上还有两个国家,他们每一个的人口都是我们的20倍,而且其经济迟早也会与此相称。在这种情况下,相信我们可以固步自封地不与国际上其他国家交往,或者忽视我们与美国关系的重要性,这是多么可笑而又多么无力。”
英国尊崇的不是永远的朋友,而是永远的利益。这不仅是两度担任首相的英国政治家帕默斯顿(Lord Palmerston,1784—1865)的名言,更是英国的传统。
三、大国应对衰落之道
在有关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所产生的影响的讨论中,人们大都是围绕这种表述方式来进行历史案例研究的:“崛起大国”压抑不住地挑战“霸主”,后者则本能地对前者进行遏制,这种各不相让的做法加剧了双方关系的紧张,以至于终于在某个时间节点导致军事冲突。这便是国际关系理论中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
所谓“陷阱”,指的是某种历史宿命或者铁律,看看一战和二战前的大国关系,人们大都也愿意相信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说法。因此,对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争的可能性,许多人也倾向于认为是难以避免的。然而,对自美国独立以来的英美关系的考察,则对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关系的演变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
亨利·基辛格认为:“历史的意义需要探索发现,而不应断言。”英国和美国随着国家实力的此消彼长实现了权力的和平移交,主要原因在于英国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方面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当然,有不少意见认为,英美权势的移交是由于同属盎格鲁-萨克逊人种,同文同种自然显得顺理成章。尽管不能排除这个因素的影响,但是将其作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来加以讨论,显然是比较偏颇的。别的不说,在美国生活着大量爱尔兰的移民,他们很多是为了逃避英格兰人的压迫而移居新大陆,长期以来始终是美国主要的反英力量。美国人在建国初期基本上具有强烈的共和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倾向。因此世界上的头号殖民帝国、君主国家英国在当时不少美国人眼里自然就是旧世界和旧势力的代表,是束缚新生力量的枷锁,是美国的压迫者和仇敌。
英美两国之间的血缘、语言、宗教的共性,是影响英美关系的因素,但并非主要因素。在两百年前,英国居民和美洲殖民地人民之间,相同之处几乎一定比相异的地方大得多,但并不能阻止他们兵戈相向。事实上,德裔美国人,是美国人数最多的一个移民族群,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7%。然而,这并未阻止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都成为德国的终结者。
作为守成大国,对于现有地位和影响不愿舍弃的确是一种本能,英国也有它的帝国乡愁,英国应该是一个大国是英国人脑海里根深蒂固的观念。可以说,这个观念在英国走向衰落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存在,它影响了英国投入第一次、第二次英美战争以及两次对德战争,影响了英国在战后做出拥有一支独立核力量的决定,影响着英国强烈反对欧共体对国家主权的侵蚀,影响着英国在超级大国之间居间调停。
然而,帝国乡愁不能拿来解释英国对外政策的主要脉络。英国决策者没有不识时务头脑简单地仅仅是为了延长他们帝国辉煌的情感需要而不惜发动战争,花费巨资。影响英国外交决策的更为根深蒂固的因素是经久不衰的利益观,就像帕默斯顿1848年3月1日在英国议会下院所说:“想定这个国家或者那个国家是永恒的盟友或者永久的敌人的政策是狭隘的,唯有利益才是永恒和永久的。”而英国在追求这些利益的时候,时刻以最为敏锐的头脑,对任何政策进行成本控制,以避免国家力量无谓消耗,避免陷入不必要的争端之中。而且,在确认自己的能力已经无力达成或者维护某种目标之时,会选择最好的时机达成妥协。
帕默斯顿(Lord Palmerston,1784—1865)于1855至1858年、1859至1865年两度担任英国首相。
这种追求实利和必要时善于妥协的做法反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海军史学者章骞所论:“英国人惊讶地发现,失去北美并没有导致英国失去过往源于北美贸易的丰厚利润,相反,布朗贝斯滑膛燧发枪和凶猛的刺刀冲锋并没有拿下的北美却被商业活动的天然规律所征服。政治上脱离英国的北美在市场层面依然依赖英国,独立战争后的英美关系不降反升。英国容忍美国的海上力量发展,最终甚至还主动移交了海上主宰权,那固然是由于其国力衰退,但更为重要的,还是英国了解,只要不是排他式的国际秩序,还是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还会拥有自己获得的份额,所区别的只是股份的多少而已。”
与应对帝国衰落的其他一些重要国家相比,英国似乎不那么僵硬。尤其是从一个长远的视角来观察的话,情况更是如此。从17世纪开始的西班牙帝国的衰落以及紧随其后的荷兰的衰落是一个迟钝的、无所作为的处置的过程。俄罗斯面对威胁、衰落的选择则是扩张。据说叶卡捷琳娜大帝(1729—1796,其中1762—1796在位)曾经说过,“我已经没有办法捍卫我的边界,但我有办法延长它们”。这种不惜国力以攻为守的做法,其效果最终证明是适得其反的。而英国对衰落的应对可以说相对显得老练和有远见,并且对严峻环境表现出了很高程度的适应性。尽管也遭遇了一系列尴尬,英国一直相对较快地发现和摈弃那些要失败的事业。
自16世纪以来,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和目前的美国等一流强国的兴衰史还表明,在国家的生产力和取得收入的能力与军事力量之间,从长期看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17世纪中期,当欧洲国家体系正在形成的阶段,英国是一个相对不那么重要的一个地区性国家,其利益主要在欧洲。在随后的两个半世纪中,随着帝国的逐渐扩张,英国逐渐成为一个主要的全球性大国,其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广泛地分布于整个世界。值得关注的是,英国海上力量的增强和早期的工业化对英国在19世纪帝国的辉煌是至关重要的,而英国全球大国地位的下降恰好也伴随着英国工业生产能力的相对衰退和无法继续支撑其海上优势地位。美国之所以能在二战后建立一种以其为核心的世界秩序,是因为在1950年,其创造和提供了全世界52%的商品和服务。
的确,历史的轮回轮到美国考虑如何应对大洋彼岸一个新兴大国对手了其中一个选择是仿效英国的作法,不要挑衅中国,不要通过建立空军基地、航母舰队和军事联盟来包围中国,中国可能反而会对外界维持善意,表现出良好的行为举止。与当年统治世界时相比,英国现在显得更加繁荣,英国人民或许也更加幸福。衰落,尤其是相对而言的衰落,并不是完全像美国人想象的那么悲惨。面对一件没有能力阻止它发生的事情,明智的做法是将自己调整到最恰当的位置上,平静地迎接它的到来。否则,等来的将是更大的悲剧。
(本文原刊于《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原题:“英美关系的变迁与英国的世界地位”。略去注释,正文略有简化,略加重新编辑并由作者审定。经授权刊用。)
校对:丁晓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修昔底德陷阱,英国外交,英美关系,大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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