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收获》创刊60周年|从维熙:巴老让我要珍惜苦难生活

从维熙

2017-12-08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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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老人在世时,赞美《收获》是她“心中的红玫瑰”。笔者的认知里,感知《收获》不仅是中国文苑百花丛中色彩绚丽的奇葩;在弘扬文学忠实生活真实、展示人间万象以及对人性善恶的揭示上,也可谓是文学期刊群峰中的珠穆朗玛。
如果不是一九五七年的一场“反右”运动,我想我早就有缘与其相会了。但命运让我在其创刊的当年,走上漫漫风雪冰霜之路——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后又折进密布岗楼和电网的大墙之内,成为一名文化之囚,因而无缘接触当时的《收获》,没有对其评说之论据。有幸的是,在“文革”暗夜即将接束,历史新时期到来——中国的命运在前进或后退的博弈之际,我与《收获》开始结缘。当时山西的作家马烽、胡正等几位富有人文良知的作家,得知我浪迹山西后,把我从大墙里“打捞”出来,成了栖身于临汾文联的文化人;更为幸运的是,就在我非人非鬼的时刻(当时为“右派”改正的文件还没有下达),我以史为魂,挥笔写出一篇描写“文革”浩劫年代监狱生活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并斗胆地将其寄往了上海的《收获》。
当时半人半鬼的我,何以将小说投掷给《收获》,而不邮寄给别的文学期刊?当时似乎耳闻到巴老将主持《收获》复刊的工作,我从青少年时代就熟读了巴老的《家》《春》《秋》等系列作品,在我潜在的感悟中,巴老在文坛中不是作家中追风之柳絮,而是一棵有文胆良知端庄的梧桐——即使如此,我对小说没有抱有问世的希望,因为中国还没有一部描写“文革”年代监狱生活的小说,更何况小说演绎的是革命人血色的悲情故事。可以说当时将文稿寄往《收获》,一则出自于对巴老的内心崇敬,另则是我的个性使然——因为文稿寄出之前,临汾文联看过此文稿的友人,就曾关爱地提示过我:“血色监狱故事太扎眼了,劝你不要寄给文学杂志为好,以免招来是非。”我虽然十分理解友人的好心,但性格决定了我还是走进邮局,将其寄往上海《收获》。
说心里话,当时我并没有小说能够发表的奢望。因为中国描写监狱生活的作品如《红岩》等,都是写国民党残杀共产党人的——新中国还没有一篇是写新中国的监狱,在“文革”中血色杀戮的文学样本。可是让我想象不到的是,1978年底我回京探亲时,母亲交给我一封《收获》的来信,告知我小说将于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发表。我无法详述当时内心的冲动,而是让我儿子从众买来一瓶“二锅头”,以难得一醉的无声,覆盖内心的翻江倒海的思绪——因为这篇描写严酷监狱生活小说,是我文学生命复苏的首篇,而首篇就问世于《收获》,是我与《收获》迟到的文学之缘。事后得知,敢于拍板将其发表问世的就是巴金老人。
记得,当时此作曾给《收获》带来不少麻烦:北京有人质问此作是苏修“解冻文学”的中国版;有人给《文艺报》写信,说此作“恶攻了文化大革命”——特别有意思的是,因小说中监狱政委名字叫章龙喜,与曾监管过我的一个劳改矿山狱政科长名字谐音,此人便到山西劳改局去诉讼此篇小说,称其“恶攻了无产阶级专政”,还把已经得到平反并返回北京文坛的我,称之为“从犯”(来自公安部的文字材料实录,此人为公安系统的文代会代表,在会议期间不仅让我看了上诉我的文字材料,还曾带着我和几位受过牢狱之灾的作家,参观了秦城监狱)。可想而知《收获》的编辑人员和主持刊物的巴老,为此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反思中国历史和具有人文良知的国人越来越多,因而《文艺报》拿出两期的篇幅专门研讨此作时,赞美小说之声渐渐超过讨伐该作之声,后来在《文艺报》举行小说评奖时,《大墙下的红玉兰》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此小说的风波才算告一段落。
记得,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后的作代会上,我曾到巴老下榻的新侨饭店,去看望巴金老人,以表达内心深处的谢意。巴老话虽不多,但是有几句话让我铭记至今。老人说:“你要珍惜你的苦难生活,因为这不是中国文人都了解的独特生活领地。你不是挖过煤吗,就像你开矿时那样,深挖你独特的生活矿藏。”因为当天来探望巴老的人很多,我向老人表达了真挚谢意,并承诺记住了老人叮嘱之后,便与在巴老房间内相遇的《文艺报》的吴泰昌,一块离开了巴老住处。在路上我有感而发地对泰昌说出我的内心感悟:“巴老的话,是文学箴言。与胡耀邦同志给我信中写的‘没有百丈冰,哪有花枝俏’异曲同工。”泰昌结结巴巴地对我言道:“巴老就是讲真话的人,要是换上一位文场官员,一定会让你开拓新生活新世界。对吧?”泰昌说完这句话,我俩都不禁开怀地大笑起来。
这是《大墙下的红玉兰》与《收获》之间,留下令人心灵震撼的第一件文坛轶事。之二,笔者所叙说下列文学往事,比《大墙下的红玉兰》更具有文坛万象中的黑白景观:1981年,我抒写苦难生活人性曲线的悲情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被北京一家期刊拿走。编辑读后虽然感动得给我打来电话连声喝彩,但是到了该刊的主编手里,却遭到了全面的封杀。据事后这位编辑屠光群著文回忆,该刊主编是从题材到故事全然否定,让这位编辑转告一句刺痛我心脉的话:“今后不要在粪土中寻找黄金了。”此话如何解读?即不要再从社会的最底层(指监狱劳改队)再寻觅题材——此论调正好与巴老对我的叮咛南辕北辙。不是吗?试想,一个历经二十年驿路风尘的我,如果不写我感受最深的生活,而去舍本去求其末,简直是背离文学的ABC;以此论据去扫描一下世界文学,法国何以会出现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俄罗斯又怎么会出现索尔仁尼琴写囚徒世界的生活长卷《古拉格群岛》?
尽管如此,我还是冷静地把小说重新自读了一遍。当我确认那位主编之言绝对谬误之后,才决定为此篇小说另找“婆家”的。好像是天意使然,没过两天,我在家里接到了巴老女儿李小林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她陪同巴老刚从法国国际笔会归来,路过北京,下榻于阜城外的燕京饭店,并询问我有近日有没有什么新作。当晚,我即去巴老的住处,探视巴老和小林。记得,巴老因长途飞行,那天的精神显得十分疲惫,但他还是靠在沙发上对我表达了如下的心语:“我们这一代人都老了,读过你们这一代倾吐真情的文字,我常常为之感慨。你平反回来以后迈出的步子不错,一定要坚持下去。”我说了些什么,因年代久远已然无从记忆,但没有忘记的是将新作《远去的白帆》遭到封杀一事,告诉了巴老。该刊主编以小说“细节过于严酷,吃不准上边精神”为由,并规劝我“今后不要在粪土里找黄金了”,我难以接受该刊主编的文学观,认为其说违背文学反映生活真实之根本。当时,巴老只是笑了笑,并没询问我是哪位主编,只是问我是否把小说带来了?我把长约六万字的手稿拿出来交给了小林。据巴老和小林飞回上海后,小林在电话中告诉我,巴老不顾长途飞行的疲劳,当夜匆匆翻看了我的小说;在返回上海飞机上,他叫小林对小说进行了认真的复读。其结论是,“小说不仅展示了历史的严酷,更展现了底层人苦难生活中的人性之美。不管别的刊物什么态度,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决定明年年初发表此作。”面对电话机,我对小林说:“五六万字的小说,让老人审读我心非常不安。如果没有《收获》的人文关爱,这只‘帆’也许下不了文海,就死在码头了,请代我向巴老的人文良知致敬!”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失聪的话,此作在1982年《收获》第一期发表了出来。到了年底,进行全国第二届中篇小说评奖时,一度成为死胎的《远去的白帆》,以接近全额的选票,获得了该届优秀中篇小说文学奖。这是我与《收获》的又一次文学链接。人是有情物——因而我无法忘却在历史新时期之初巴老和《收获》,对我文学生命的厚爱。
1983年,巴老因腿骨折伤住院了。我给小林打电话祝福巴老早日康复的同时,询及小林能否让我儿子从众去上海为巴老做一尊雕像,以留作纪念。儿子当时刚刚毕业于中央美院雕塑系,有些作品已在美术期刊上发表。巴老出于关爱后来人之情怀,愿意见见我的儿子,因而我儿子从众有缘去上海为老人完成头像的雕塑。据儿子归京后对我讲:在华东医院他与半坐半卧于病榻上的巴老,相处了两三天的宝贵时光。头部雕像不仅完成得十分顺利,而且深深受到巴老的教益,其中深深触动他的是巴老的平易近人——一个国际国内享有盛名的大文豪,生活竟然那么低调,在伤痛折磨中精神那么洒脱,这些看似平凡但内含人生深刻哲理的行为,给了他做人行为的大的启迪。
儿子离别上海前,巴老特意把他刚刚出版的一至四卷《随想录》题赠给了从众——老人叮咛他,其中第三卷是赠送给我的——那就是我一直置于案头并熟读过了的《真话集》。其用意我全然明白:让我在作品和人文行为中,都要以真为镜。从众留在上海的巴老头像,后来被上海雕塑同行,将其泥模翻制成了铜雕——即后来陈列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内巴老的黑色的铜雕。我家里也有一尊大理石的巴老雕塑,那是从众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从寻找大理石料,到打磨石料精雕细刻而完成的。
我把巴老的石雕头像和老人的《真话集》,一起摆在我的书斋里。真是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在《真话集》的后记中,我听到了老人晚年的心语,他引证了人人皆知、但未必人人都能理解的安徒生《皇帝的新衣》中的故事,来彰显文学求真的宿求:“在群臣皆说‘皇帝新衣真好看’的时候,只有一个小孩子,高声喊出真理:‘他什么衣服也没穿!’”这是巴老晚年借安徒生的那则童话,留给人世的一则醒世箴言。之后,我又从其《随想录》中,读到令人振聋发聩的声音,就是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呐喊,可以说那是“文革”之后,中国文化人中发出的探索真理、呼喊民族自励的最强音。巴老在其文章中写道:“决不能让我们中国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灾难,就会使我们的民族彻底毁灭。”“最好的办法,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我们二十年前的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使“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的惨痛教训”“制止‘文革’历史的重演”。这些文字可谓字字沉甸如金,这是只有对我们民族爱到心痛地步的人,才能孕生出的文胆。读到这些文字,我全然明白了在那“黎明前五更寒天”之际,巴老何以敢于拍板让《大墙下的红玉兰》和《远去的白帆》在《收获》上问世了——我从巴老的心灵自白中,看到了《收获》在为文学表现历史真实而鸣锣开道,这在当时中国文坛众多期刊中,怕也是仅此一家而别无分号了。
试想,《收获》有这样的气魄和认知,自然吸引了众多作者的眼球并成为作家们追求的一道奇丽风景,好的文学作品不请自到,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儿了。以我个人为例,当我刚刚完成了三十八万字的长篇小说《北国草》时,我婉谢了北京一些期刊的稿约,义无反顾地将其再次寄往了《收获》。刊物分两期刊登了该作之后,最令我欣喜的不是获得了北京市长篇小说奖,而是在全国大、中学生投票遴选中,获得了三十七万多张选票的“青年最喜爱的长篇小说奖”——之所以如此,因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中还有不掺杂商业因子从中造势的纯净,因而是我心灵上最大的快乐和慰藉。
可以这么说,《收获》是文苑中识才的伯乐,难怪一批又一批的文人力作,陆续在《收获》展现他们的文采呢!其中如陆文夫、邓友梅、张贤亮、张一弓、张抗抗……以及后起之秀的谌容、莫言、梁晓声、冯骥才、路遥、苏童、余华、王朔等人的力作,接连在《收获》上刊出,让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后的《收获》,成为文学星空中耀眼的星中北斗。
想来,在天宇间那颗被命名的巴金星,回眸在大地上文苑播种耕耘的往昔时,一定会绽放出无憾的笑容——因为在他一百零一岁的人生中,为中华大地的文学振兴,献出了他的全部精力和智慧……
(本文撰写于2012年,收入《大家说收获》一书。原文发表于《收获》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陈诗怀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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