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一场伟大的觉醒，及其危险

2017年11月7日，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参与组织了一场在巴西圣保罗举办的会议。会议的题目是“民主的死亡”，这跟跨性别议题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但一群右翼反对人士还是聚集到了会议场所外头，他们一边焚烧巴特勒的画像，一边用葡萄牙语高喊：“烧死那个巫婆！”这一离奇的事件其实证明了，今天性别差异议题走在两条相对的政治化道路上：一是在性别认同方面出现的跨性别趋势，二则是新保守主义分子的反扑。

《共产党宣言》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著名论述应该加以补充，因为全球资本主义事实上也导致性别上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变得越发不可能”。类似地，在性行为上，“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也都被玷污了”。资本主义因此希望把过去奉若圭臬的异性恋准则置换为一种由并不牢靠的身份转化和/或不同性取向构成的多样化扩散。就像我之前就说过的，今天的“少数群体”或“边缘群体”的狂欢其实占据着极富优越性的主流地位，甚至那些惮于自由派政治正确恐怖的另类右翼们也表明了，他们自己就是濒危的少数群体。又或者，拿那些还在攻击父权制的批评者来说——他们表现得好像父权制的势力依然如日中天一样，这些批评无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50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里写的：“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那些左翼文化理论学者们至今依然没有正视这段话，他们依然把矛头对准了父权制下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

那么，面对这一紧张的局势，我们又该做些什么？我们可以在支持跨性别议题的同时，依然保有对其局限性的批判吗？现在，有第三条道路能让我们和性别认同的传统形式好好争辩一番：大量女性站了出来，指责男性的性暴力。关于这一切的各种媒体报道不应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得好好看看当下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一场划时代的变革，一次伟大的觉醒，是平等历史书写的新篇章。千百年来，关于规范和处理不同性别之间关系的方式，如今面临着质疑和破坏。而发出抗议的人群并非是那些LGBT少数群体，而是一个多数群体：女性。如今出现的事情并不新鲜。这是我们（至少可以含混地使用这一表达）一直以来都熟知的，但又不能够（或者不愿意、不准备……）去公开谈论的：用不计其数的手段以性的形式剥削女性。如今，女性揭穿了我们所谓的平等和互相尊重这套说辞中藏匿着的阴暗面；而我们也发现了，我们关于伊斯兰国家对女性的压迫所提出的时髦批评是多么伪善、多么片面，过去是如此，现在也依然是。我们应该好好地面对现实中的种种压迫和剥削。

就像在任何革命式剧变中会发生的一样，我们将看到为数众多的“不公”、讽刺等等。比如说，我就怀疑路易·CK的行为——虽然确实既肮脏又下流——是不是能和那些直接的性暴力相提并论。但必须再提醒一遍，这些都不应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即将出现在我们眼前的难题上。尽管有些国家早就接近迎来一种全新的后父权制的性别文化（比如说冰岛，在那里有三分之二的儿童是非婚生子，而且在公共机构里任职的女性数量要比男性更多），但其中一个关键任务是要弄清楚，在这场颠覆了我们长期保持着的婚恋交往方式的巨大变革里，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首先，新规则的建立应该要避开会使我们产生恐惧与不安的不育文化。一些女性主义精英很早之前就提醒说，如果我们尝试去构想一种完全符合政治正确的伴侣关系的话，那么就会有沦落到市场契约形式的危险。问题就在于，性、权力和暴力之间的关联比我们所想的要更加紧密，这使得其中那些被我们认为是暴力的因素被赋予了关乎性别的或说性欲的特征。要知道，SM就是一种性行为。而被暴力和权力游戏荡涤过的性行为最终会变得去性别化。

另一个任务是确保当前不断努力进行着的种种探索和突破，不会仅仅局限在上层人士的公共生活中，而是能够不断下移，渗透到绝大多数“看不见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搞清楚，如何把这场伟大的觉醒和当下正在发生的政治经济斗争联系起来，换句话说，就是要知道如何避免这场觉醒运动被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实践活动）抢得先机并据为己有。想想以哈维·韦恩斯坦为首的那么多遭受指控的性侵者，竟都公开声称他们要寻求治疗，这吃相真是恶心得不得了！他们的丑行压根不是什么个人疾病所导致的，他们就是男权主义意识形态和权利集团的代表，而后者正是我们所要改变的。

几乎在韦恩斯坦的丑闻开始发酵的同时，“天堂文件”也公诸于众。这些文件所揭露出的，恐怕不仅仅是超级富豪们生活在属于自己的乐园里，不用受法律拘束这一简单的事实吧？米卡·怀特（Micah White）把这些文件所揭露出的问题归纳为两点：

其一，不管你是住在俄罗斯还是美国，世界上所有的人民都被屈指可数的一群精英富豪们所压迫着，他们操纵着我们的政府、财团、大学和文化。......有这么一个全球化的富豪统治集团，他们找来同一批公司以隐藏他们的财富，彼此间联系的紧密程度远超过他们和普通公民以及各自国家的联系。这为一场全球化的社会运动提供了舞台。其二，也是最重要的，这些揭秘文件表明，我们的地球被肢解为两个截然不同且差距悬殊的世界：其中一个属于20万个超级富豪，另一个则是由余下的70亿普通人所组成。

其实我们并没有从中发现任何新信息，这都是我们老早之前就多多少少心知肚明的东西了。要说什么是新的，那也不是我们过去隐约怀有的猜测如今得到了准确的数据支持这么简单，而是一场变革，人们呼吁公序良俗——即黑格尔所说道德（Sitten）——因为他们越发不能容忍腐败现象。人们不应把这种情况变得理想化：一场反腐败的斗争可能会被保守的反自由主义势力所利用，因为长期以来，他们的座右铭都是“过度的民主会导致腐败”。尽管如此，一个新的空间还是被公开了：要求有钱有势之人遵纪守法，在目前看来未免太具颠覆性，因为当前的体制并不能够负担起这一切，也就是说，目前看来，避税天堂和其他非法开展经济活动的形式，都表明了它们是全球资本主义最为根深蒂固的老巢。

而要开展这场运动，第一步是，我们应该质疑为什么没有人以逃税漏税为由，站出来呼吁人们别听U2乐队及其主唱博诺（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长年致力于帮助非洲的穷苦百姓）还有夏奇拉的歌；又或者以英国皇室在避税天堂转移了大量资产为由，要求他们不能再享有那么多公共资金，等等。然而，路易·CK对着一些女性做出露体行为倒很快就毁掉了他的演艺生涯。这难道不是对很早以前布莱希特那句名言“抢银行和开银行有什么区别”的最新演绎吗？大数额的金钱诈骗倒能被公众所接受，但对着几个人做出露体行为却能立马让你变得众叛亲离。

人们必须努力起来，以免这场伟大的觉醒沦落为又一例靠着牺牲主体的地位而建立起来的政治合法性。今天，主体性的一大基本特征不就是表现为，把自己经验为终究要对自身命运负责的自由主体，和通过表明自身作为不可控的外在环境的受害者身份、从而构建起自身权威性的主体两者之间的古怪结合吗？和他人的每一次接触都会被经验为一种潜在的威胁：如果别人抽烟，如果别人朝我投来贪婪的目光，他们就已经伤害到我了。这种受害者逻辑在今天非常普遍，远远不止出现在性侵害或种族歧视的案例中。想想越来越多的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的申诉，包括对美国烟草交易的声讨，在纳粹德国遭遇种族清洗的受害者们及被奴役的劳工们的经济赔偿要求，以至于那些认为美国应该为过去奴役黑人的行为向受害者提供数以亿计美元的赔偿的想法，主体作为不负责任的受害者，其想法包含着一种极度自以为是的视角，对他们来说，和他者的每一次遭遇，都会是对主体那风雨飘摇的虚假平衡的潜在威胁。如此一来，这就不是站在自由主义主体的对立面，而是成为了自由主义主体的内在补充。在今天所表现出的最为流行的个性形式里，自认为心理主体的自我中心意识，和自认为是受害者的自我意识彼此间充满矛盾地交织在一起。

在我最近呆过的一家位于马其顿斯科普里的酒店里，同行的人问工作人员，我们能不能在自己的房间里抽烟。她从接待人员那里得到的答案真是妙极了：“当然不行，这是法律所禁止的。但如果你房间里有烟灰缸，那就不成问题。”令我们感到惊讶的远不止于此：当我们进了房间之后，发现里面的一张桌子上确实放了个玻璃烟灰缸，烟灰缸的底部有一幅图，一根香烟，它被一个大圆圈围住，然后上面还多了一道斜杠，表明吸烟是被禁止的。所以这并不是在一家宽容的酒店里会遇到的典型游戏，像这样的酒店，一般员工会小心地悄悄告诉你：虽说在法律上这是不允许的，但你可以小心一点，把窗打开，然后站在窗边抽烟等等。这一（禁止和允许之间的）矛盾被公然呈现出来，然后又被取消了，就像它并未存在过一样。它所传递出的信息是说：“这是被禁止的，但你还可以这么做。”

那么让我们再回到当下正在发生的这场觉醒：其危险在于，类似地，个人自由的意识形态会轻易地和受害者逻辑绑定在一起，让自由沦为主张受害者逻辑的自由。这种发展态势会使得对这场觉醒的激进的、解放的政治化行为变得过于冗杂，让单一的女性斗争转变为对抗全球资本主义、消除生态威胁、争取另一种民主、反对种族主义等等的一系列斗争。

原文刊载于“哲学沙龙”（http://thephilosophicalsalon.com/a-great-awakening-and-its-dangers/），庄沐杨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