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洁: 国家意识、中等社会与历史叙事的“反结构”

沈洁(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2017-12-11 15:5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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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1月25、26日,“特殊与普遍——现代中国的中国性与世界性”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这次会议由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和《学术月刊》联合主办,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研院杨国强教授担任召集人。讨论会分作四场,主题分别为“现代中国基本问题的有无与拓展”、“现代中国历史的写法”、“当代史的前后沟通”、“域外视野下的现代中国史”,另有两场综合讨论。应编辑之约,几位报告人整理了自己的发言稿,由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发布。本文原题《阶级意识与中国革命》。

这次会议想谈的内容,受到一位同行朋友的激发。前不久参加的一个工作坊,我做了一个关于20世纪20-40年代华北村庄信仰变迁的报告。有一个提问:你讲村庄领袖,那么这里面就牵涉到很多问题,这些精英的身份,有无功名,他们的阶级性,有没有欺凌压迫,这个村落真的是个“平”的世界的吗?这个提问很有意思,其实我在想,与这次的主题“现代中国历史的写法”极大相关。有关身份与阶级性的提问,恰恰证明了,这里面包括了提问人的先入之见。我们知道湖南、四川,知道现代中国的革命过程中有明确的阶级性的问题,但是不是就意味着,所有的村庄都有“土豪劣绅”,都存在阶级对抗。这个问题,既关涉现代中国,也关涉我们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写法,甚至也关涉到我们对于经验研究与理论模型的关系、历史学的学科特征,等等。所以,我想,就阶级意识和中国革命的问题,在晚清以降的近现代史上,拉出一个大的脉络,提出几个零散的问题,作为线索,分甲午—辛亥—五四三个点,分别对应“国家意识”—“中等社会”—历史叙事的“反结构”这几个点,做一些讨论。
第一,“国家意识”与革命意识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三十年,从1895到1926,甲午是一个起点。狭义的甲午,包括1894、1895年间的战争以及随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从更广义上理解“甲午”这个概念,至少有三方面的弥散影响:
其一,革政。清流派的转变,帝党与后党集团的聚合,直接导源了戊戌变法。戊戌与甲午联缀,是晚清中国真正具有共识意义的革政思想的启程。“变”在此时构成了一种“共识”,从甲午开始,倭仁式的那种中国自信,基本上就消散了。其二,革命。一方面,甲午战争后期,身在海外的孙中山开始革命尝试。1895年2月抵达香港后,孙中山开始在日本商人梅屋庄吉帮助下,与日本驻香港领事馆领事中川恒次郎联络,请求武器及资金援助,并与同侪策划在广州起义。另外一方面,“驱除鞑虏”到底是怎么策源的,实际上,种族界线在清末的重新提出,有比较清楚的外部力量的介入。日本在甲午之际,就开始对中国进行种族主义的策动,1894年10月,日本发布由“中国通”宗方小太郎撰写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檄文,开宗明义“满清”如何,“汉族如何”,“满清氏之命运已尽”、“勿为明祖所笑”。其三,更长时段的历史影响,甲午一役,“四千余年之文物声名行将扫地而尽”,全面尊西浪潮启动。这个影响更加深远,往后一直到辛亥到五四到1949直到今天,有关中国政治、中国文化、中国命运的所有争论和淆乱,其实都处在这个时间节点的长程的影响内。
这种心态的变化,既包括古今中西的转向,还包括一系列新观念的出现。比如,有关“国家”、“民族”、“国族”等等概念,甲午有最深重的影响。陈独秀等等,当时许多人,都是在甲午战败的情境中,开始言说“国家”,“知道国家是个怎样的东西”。1904年《说国家》一文中回忆说:“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听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我生长到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
有关国家、国族的这些表达,甲午一役所扩散出来的革命意识、“国家意识”、聚集民力的意识,对整个此后的中国现代转型、包括最后党国体制的确立,都是一个源头性的东西。
第二,“中等社会”与阶级动员
“中等社会”,我们都知道,是陈旭麓先生《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里面专门辟出的一章,“中等社会”这个词,于古无征,它是20世纪初年,革命党人在动员阶级革命的过程中提出来的。陈先生讲:“在这一概念背后,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和累积起来的一种力量。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实体,它崛起于庚子之变后,不仅反映了那时中国社会经济结构、阶级结构的裂变与改组,而且反映了在欧风美雨浸染下中国社会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变化。革命党人出自‘中等社会’,又代表了‘中等社会’。当他们用这个概念把自己同上等社会和下等社会区别开来的时候,他们同时体现了‘中等社会’自觉意识的开始。它的出现本身体现了中国近代各种社会实力的消长,并很快成为推进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决定性力量。”
“中等社会”,是一个很有解释力和概括力的概念,这比我们惯常使用的“精英”“绅士”更具有历史性、本土性,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晚清最后十年间革命党人提出这个概念的语境,科举废除,“功名”对于社会等级与身份的规定,开始处于一种消散的状态中,而新的制度(诸如学堂),新的经济因素,则日益创造新身份,这些身份,又产生和规定了新的社会等级。比如陈先生列举到的,《上海县志》记载的同光时期一个叫朱佩珍的人由“习贾”而独资经营五金铺,“起家徒手,无所资籍,徒以重然诺,审取与,为士大夫所爱重。东西各国人士来此经商或旅游者,闻其名,争结纳焉。”它反映了旧式商业向近代工业转化的结果,同时也改变了商人本身,他为士大夫所爱重,这说明,商人和士人之间传统界线日趋淡化了。进而,他有一个很精彩的概括,他说,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的形象已经可以辨识,但资产阶级的阵营是不明晰的。所以同盟会成立的时候,固然表现出革命党人很强的近代政党观念,但同时也存在着传统的畛域观念和宗派思想,而且后者往往模糊和掩盖了前者。孙中山曾经讲:“所有抱着革命思想的中国人,约略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人数最多,包括那些因官吏的勒索敲榨而无力谋生的人;第二类为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人;第三类则为具有崇高思想与高超见识的人。这三种人殊途同归,终将以日益增大的威力与速度,达到预期的结果。”
所以,革命思想是分野的,分裂的,正好也说明了这个中等社会的复杂度,以及它所折射出来的中国现代转型时代阶级结构变迁的复杂性。由此我也想到了邹谠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这本书里提出的观点,20世纪初面临的全面危机是中国社会革命与全能主义(Totalism)政治的共同渊源,它所意味的是:“只有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或政党,然后用它的政治力量、组织方法,深入和控制每一个阶层、每一个领域,才能改造或重建社会国家和各领域中的组织与制度,才能解决新问题,克服全面危机。”如果我们把同盟会成员提出的这个中等社会的概念理理清楚,包括革命党如何定义中等社会、他们把什么阶级视为革命对象而什么阶级又是可动员的革命力量,那我们对20世纪中国革命的理解会深入许多。
第三,历史叙事的“反理论”与“反结构”性
要回到开头关于阶级和土豪劣绅的那个提问。在我们对历史的具体研究中,比如我研究的那个北平西郊的小村庄,它确实没有浓烈的阶级对抗,所谓村庄领袖,多数都是村内富户,与清末以降的科举、共和革命这些大历史稍微疏离。这与我曾经也做过具体观察的浙江奉化的情景,确实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我想,就是历史研究具体要做的、要去探究的。所以,对比先入为主式的关于中国革命中“土豪劣绅”的问题,社会学者所提出来的“无事件境”概括,可能会对历史学的进路提供一种方法论意义的参照。这是方慧容在对1950年代的土改与诉苦运动作口述调查和研究时,曾经提出的一个概念。(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某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她指出,在国家以强制性塑造记忆的方式向村庄渗透权力之前,村民的历史记忆是“无事件”状态的。农村社区的日常,是各种农业生产活动、家庭琐事、邻里关系、民间娱乐,而历史叙事中众所周知的战争、党争、阶级等重大事件却是隐没的。“无事件”与“似事件”及“历史入侵”联结在一起,成为一个被构建的历史图景。“大历史”与“无事件”,构成了历史研究中极具对抗性的两种叙事;而“对抗”本身,也许正是史学的魅力所在——我们并没有标准答案,一切的路径、源流与变化、走向,均需要进入“现场”,方可体察。
尤其是思想史研究,我想需要更多地去注意思想和思想者的具体语境,是什么养成了、塑造了、影响了、左右了这些思想、思潮的方向。五四时代,文化人、政治家,他们的转向,不管是从文化运动转向政治运动,还是从个人主义转向集团主义,从英美转向苏俄,都是非常具体的历史语境,这个语境包括中国的政治变动、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动,等等。这些,都是有关“历史语境”的问题,而语境,就是具体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史学所要揭示的,便是“繁复过程”本身,史学的写作甚至是“反理论”与“反结构”的,因为理论与结构模型总是概论意义上的,可以引导提问方式、却不能笼罩一切历史过程。我们反对“后见之明”,意向便在于破除常识性知识,也就是中国的史家所倡导的“察其渊源,观其流变”。
责任编辑:饶佳荣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革命,民族国家,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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