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青：域外叙史、时事入史与甲午战争史的早期表达

【编者按】11月25、26日，“特殊与普遍——现代中国的中国性与世界性”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这次会议由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和《学术月刊》联合主办，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研院杨国强教授担任召集人。讨论会分作四场，主题分别为“现代中国基本问题的有无与拓展”、“现代中国历史的写法”、“当代史的前后沟通”、“域外视野下的现代中国史”，另有两场综合讨论。应编辑之约，几位报告人整理了自己的发言稿，由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发布。

这一场的主题是“域外视野下的现代中国史”。如果从史学界的分期习惯来讲，我自己尝试过的研究很少真的跨入“现代史”的范围，不过我想谈的是关于引号内的“现代中国史”，加上引号，是因为在这里我想试试看讨论关于历史叙述的问题。

在给我的15分钟里，我想向前辈老师、研究先进和各位同行汇报自己目前在从事相关研究时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和想法。

海登·怀特曾经将人类与历史的互动区分为几种类型：历史经历、历史叙事（将特定的事件按照时间顺序纳入一个能为人理解和把握的语言结构）和历史研究（以历史为导向对于长时段的非人为进程进行社会科学的分析或一些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性的历史研究）、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等等。历史经历通过历史表达来呈现，而历史叙事、历史研究和历史文学文本都可以是历史经历的特定历史表达。

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是人类历史上较早有第三方国家媒体随军观战及参与报道的国际战争。除了交战国一方日本的军方外宣机构随军写真班和民间媒体外，英、美、法、意等西方各个国都有取得日本政府报道许可的战地记者随军。来自战地的讯息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向外传递。中文主要报道媒体如上海的《万国公报》、香港的《华字日报》等，则以前述西方媒体报道为主要信息来源，进行摘译与评论。本地口岸媒体如《点石斋画报》等，有时会根据《万国公报》的转述来配图评述，进行三次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战地报道以外，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战史”叙事竟早在战争还没有结束时就已经出现了。并以专著、文献辑录、评论汇编等形式刊行于世。1895年前后，中文、西文、日文世界都已有不少此类出版物。虽然，它们的主要信息来源仍是前述日本舆论监控下的媒体，但又与新闻报道有着很大的区别：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是以“史志”的面目出现的。

如果借用海登·怀特讨论历史表达的视角来看，这些“战史”的特点在于，皆着眼于将战争放到更整体的时空背景下去陈述（给出时间与空间的坐标，尝试建立事件之间，以及与“过去”和“未来”的因果逻辑关系，并进行评价与预判）。在替纷繁复杂、千头万绪的战争实况寻求“一致性论述”的各种历史叙事策略中，基督教文明决定论下的“文明”与“野蛮”对峙观及“弱肉强食”竞替原则下的社会有机体论是两个主要解决方向。这两种对于战争因果及发展趋势的主要解说随着战地舆论报道与紧随其后的“历史叙事”很快在全球范围内流传开来，并对参战的中、日两国及旁观的西方世界发生了深远而实际的影响。

在研究中，我注意到近代中国的历史表达有两个比较特殊的倾向：域外叙“史”与以时事入史。清代中国的本朝历史仍然是由官方来修，私家修史并不会参与任何有关本朝史的表达。这就使得清末时期的域外本朝史著作（如日本石村贞一编5卷本《元明清史略》（明治十年九月廿五日1877年东生书馆藏板），本多正讷《清史逸话 初编》（1879乐只堂），增田贡6卷本《清史揽要》（1877）等等）显得十分特殊：一则是因为这些著作多以汉字书写，往往能够通过清末“东学”入传，进入本朝读书人的阅读视野从而发生影响，二则这类史书的“域外”视角和叙史角度与清代官方修史有着很大的区别。清末历史表达还有一个“时事入史”的特点。刚才提到的甲午战争，除了战地报道以外，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战史”叙事早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已经出现了。并以专著、文献辑录、评论汇编等形式刊行于世。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是以“史志”的面目出现的。

在中国，1895年后，辑自香港《华字日报》的王炳耀《中日战辑》、出自广学会《万国公报》背景的《中东战纪本末》等流布于口岸城市并上达“天听”；姚锡光等战争亲历者根据参战人员日记及口述回忆编著的《东方兵事纪略》畅销于武昌，洪弃生《瀛海偕亡记》刊于台岛；此外还有几十种同类战辑、战纪、白话战史、诗文奏疏汇编、年画版画等图像史传刊行。

日本方面除了严格管控舆论报道以外，也十分重视战史的刊行。对于西方国际社会，他们以英文著史，宣传文野对峙论，强调自身自明治以来就已是一个现代文明法治国家，遵守国际法原则。1895年，井上十吉以英语写成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War between Japan and China在东京、大阪同时出版，又著英语插图战史Scenes from the Japan-China War在东京出版。1896年，山田德明与F. Warrington Eastlake合著Heroic Japan: A History of The War Between China and Japan由别发洋行出版，同年有贺长雄的法文版《甲午战争国际法》在巴黎出版等。对于国内社会，1894年后，诸多宣扬弱肉强食、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日清战史”纷纷出版，有私家著述亦有官方著述。各种周边读物如画册、幻灯、军歌战舞集、儿童夜话集等更是汗牛充栋，以加强全国战争动员及战后宣传。而在西方国家，各种以“中日战史”为名的史著亦纷纷出版。如1895年, Trumbull White的The War in The East: Japan, China, and Korea，1896年VLADIMIR的CHINA-JAPAN WAR COMPILED FROM JAPANESE, CHINESE, AND FOREIGN SOURCES在纽约与伦敦同时出版等等。在英、美、德、法各国，各种文字著成的中日甲午战史出版了不下十数种。

上述种种“战史”在甲午战争结束前后的较短时期内迅速形成，并借助于各种现代媒体与出版渠道流布全球。作为“历史叙事”，它们在形式上有不同于战地报道的显著特征：除信息更为综合以外，最大的特点应该在于形式上追求整体性叙事框架与因果逻辑结构。这些战史不一定都是编年体的史传，但即使是文献汇编，仍然有明显的意识形态选择。如持“文明决定论”的广学会《中东战纪本末》将森有礼《文学兴国策》作为附录同刊同售，暗示了中国战后的自救方向应该是改造文明。

“域外叙史”及以“时事入史”给中国人以历史叙述（追求一致性、客观性甚至科学化）来表达正在经历的重大事件带来了特殊的的影响。这一点在我关于甲午战争历史表达的研究中感受十分切肤，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叙述战争的主要形式“战辑”或“战纪”，它们就是属于历史经历的记录，历史事件编年还是当事人叙事抑或可以算是某种特殊的追求一致性表达的历史研究？战争中与战后出现的诗歌、军歌等究竟是文学作品还是历史叙事（story telling）?姚锡光对《中东战纪本末》的争议主要在于史书编纂形式究竟该采取纪事本末体还是文件汇编体，这有反映了什么？这些有趣的问题都有待于我们对于域外视野下的“中国现代史”的考察和研究来尝试解答。而在史料处理的技术而言，将“历史表达”作为考察对象，可以对以往研究中不太重视或低评价认为不够真实客观的表达展开重新利用与解释。这一些方面，都是从域外视野来讨论“中国现代史”表达这个视角能加以展开与拓展推进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