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淡泊名利，临退休未得过任何奖

12月8日上午，“时代楷模”南仁东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看看下面的万字长文，纪念南仁东令人尊敬和感动的一生。

追记南仁东之一——

人是要做一点事情的

当个体的自由和国家的责任发生冲突时，你会怎么办？

南仁东，一个天文科学家，遇到过冲突，抗拒过冲突。最终，他竖立一座科学的丰碑，踏过平庸，把有限的人生谱写在无垠的苍穹。

他的一生，以国家的需要开始，以国家的需要结束。但是，他却谦虚地称，自己没什么高尚的理想。

大国当有重器

人类活动产生的人为电磁波越来越多，如何在电波环境严重恶化之前加快探索宇宙的步伐？天文学家忧心忡忡。

1993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上，中国、南非、澳大利亚、日本等十多个国家的天文学家提出，联合建造新一代射电大望远镜，由数千个较小的碟形天线组建成达一平方公里的射电阵（Square Kilometer Array，缩写为SKA)。

南仁东获悉后，满怀激动，认为中国也应当建一个，提出建设一台500米口径的球面射电天文望远镜（英语缩写为FAST）。

这是一个狂妄的梦想。当时，国内天文望远镜最大口径只有25米。很多人都认为这不可能实现。

1994年，南仁东开始为FAST项目选址，正式踏上逐梦之路。谁也没想到，仅选址就耗时12年。研究团队建立了391个候选洼地的地形地貌数据库，再从中精选出90多个，随后进行漫长的实地勘察。踏遍青山，最终选中了贵州省平塘县的大窝凼。

2016年9月25日，“天眼”工程竣工。这是世界独一无二的项目，其反射面积高达25万平方米，相当于30个足球场。它比德国波恩100米望远镜灵敏度提高约10倍，比美国阿雷西博300米望远镜综合性能提高约10倍，将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二十年左右。

如今，尚处于调试阶段的FAST，就已经探测到数十个优质脉冲星候选体，其中9颗得到国际认证，实现中国望远镜发现脉冲星“零”的突破。

人类过去60年来发现的脉冲星总计2700多颗。国内外同行预计，FAST发现的数量将有可能是过去的两三倍。

同事们记得，他总是说，“人是要做一点事情的。人总得有个面子吧，往办公室一躺，什么也不做，那不是个事。”他做了一件国之重器的大事情，不仅如此，还把别人不看好的大事情做好了。

改变中国地位

这个项目意味着，中国的射电天文研究摆脱了过去依赖别人的二手数据的状况。这使中国天文学界倍感振奋。中科院院士崔向群说，以前用国外观测数据，虽然能够得到一些成果，但更多的是人家已经吃剩的冷饭，FAST可以使中国天文学研究水平得到整体提升。

更令人期待的是，诺贝尔奖历史上明确基于天文观测的10项成果中有6项出自射电望远镜，可以预见，未来完全可能有诺奖级成果从贵州深山走向世界。

“天眼”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巨大关注。法新社称，中国将这一雄心勃勃的太空项目视作该国科技进步的象征。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报道表示，天文学家把这个望远镜称为搜寻外星生命形式方面的一个“游戏规则改变者”，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看得都更远。

“天眼”也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巨大关注。“METI国际”机构主席道格拉斯·瓦科克说，FAST是“在宇宙中搜寻生命方面的游戏规则改变者”。SKA总干事菲利普·约翰·戴蒙德说，“中国已为世界天文界作出了很多贡献，FAST的建成更加令人惊叹，它把中国天文学带到世界第一梯队。”

习近平总书记三次提到“天眼”工程。竣工当天，习近平总书记就FAST落成启用发来贺信，此后，“中国天眼”又分别被写入2017年新年贺词和党的十九大报告。

据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为大科学工程落成发贺信是第一次，贺信评价“中国天眼”说，“它的落成启用，对我国在科学前沿实现重大原创突破、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造福贵州，打开联通世界的天窗

南仁东时刻关心关注贵州和黔南的发展。他多次提出项目建设一定要考虑对地方经济社会的促进作用，要给地方百姓带来好处。

大窝凼的移民是最直接的受益者。村民感慨，如果不是“天眼”，他们可能一辈子也走不出大山。杨天信全家6口搬进安置点，盖了新房，还开了一个轮胎销售店，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村支部书记感慨，几代人没想过，甚至不敢想的生活，今天呈现在面前。

“天眼”成为贵州的世界级名片。移民安置点克度镇打造“天文小镇”，被评为全国十大科技旅游胜地，每年游客至少20万人次，比美国阿雷西博天文台客流多一倍。

“天眼”推动了贵州相关科技研究。2006年贵州大学引进第一个天文学博士，2008年国家天文台与贵州大学共建的天文联合研究中心挂牌成立，2016年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开办天文学专业。

“天眼”也促进了贵州大数据事业。目前，国家天文台已经在贵州师范大学建成“天眼”早期数据中心，正在贵安新区规划建设“中国天眼”数据处理中心。同时，在这一基础上，贵州将申建SKA亚洲区域中心，建设国际天文学界又一重要的科学研究中心，改写西部省份没有大型超算中心的历史。

“天眼”促进了贵州的开放大格局，为全球天文学家搭建了一个合作交流的高端科研平台，既打开了人类探索宇宙的新天眼，更打开了世界认识贵州的新天窗。

甚至，连普通村民也因“天眼”打开了和世界沟通的窗口。李大艳以前在外面打工，现在是一名宾馆服务员，下班回到家就躲起来背单词，因为外国客人越来越多。现在，经过刻苦学习和培训，她已经能说简单的英语了。

摘星星的人

18岁的南仁东意气风发，以平均98.6分（百分制）的高考成绩如愿以偿地迈进清华大学。他那么渴望进入清华，却又差点弃清华而去。

高考前，有一个北京军校的招生老师提出保送，南仁东却拒绝了这种别人羡慕还来不及的事情，声称除了清华、北大，哪都不去。

但是，如愿以偿的喜悦很快被痛苦所取代。他被调剂到无线电专业而不是他所选择的建筑系。原因是，他的成绩太优秀，比录取分数线高出50多分，国家更需要无线电人才。

南仁东耿耿于怀，甚至跑回家，说什么都不想读了。结果，他遭到工程师出身的父亲严厉训斥。就这样，中国少了一个建筑工程师，多了一个卓越的天文学家。

当年的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更何况是名牌大学毕业生。但是，少年得志的南仁东并没有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顺利，毕业后被分配到吉林长白山一个无线电厂。在那段长达十年的庸常岁月，因为他对开山放炮、水道、电镀、锻造等都在行，所以成为厂里的技术科长。

恢复高考，是他的命运转机。1978年，他考取国家天文台的研究生。

今天的学霸们可能会认为不算什么。是啊，和动辄30岁出头就已经是教授、博导的新学霸们相比，和崇尚“出名要趁早”的文艺小清新们相比，南仁东33岁才上研究生、42岁才博士毕业，怎么说都算不上人生的赢家。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48岁那年，当同龄人开始谋划个人的退休生活时，南仁东开始谋划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工程；62岁那年，他才盼来项目正式获批；71岁那年，他在生命走向终点前夕等到了竣工的隆重时刻。

在清华读书期间，有一年，周恩来总理到学校视察并会见学生代表，南仁东不仅是代表之一还被周恩来总理点名发言，这件事情让他激动了一辈子。南仁东的高中同学吴学忠回忆说，“南仁东生平最崇拜的科学家是爱因斯坦，最景仰的伟人是周恩来总理。两种精神，在南仁东的人生里，就像是两盏灯塔，指引他最终成为世界巨匠。”

南仁东用诗歌一般的语言号召人们，同时似乎也预言了自己的人生，“美丽的宇宙太空，以它的神秘和绚丽，召唤我们踏过平庸，进入它无垠的广袤！”

追记南仁东之二——

匹夫担责，弥补创新的“阿喀琉斯之踵”

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却面临着创新的挑战，这是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

对于南仁东这样的天文学家来说，创新之路在哪？

FAST项目有不少创新，其中荦荦大端者有三个。首先，利用天然喀斯特巨型洼地作为望远镜台址，使得望远镜建设突破百米极限；其次，自主发明主动变形反射面，在观测方向形成300米口径瞬时抛物面汇聚电磁波；最后，自主提出轻型索拖动馈源支撑系统和并联机器人，实现望远镜接收机的高精度指向跟踪。

22年中，南仁东殚精竭虑，带领老中青三代科技工作者克服了不可想象的困难，实现由跟踪模仿到集成创新的跨越。

不怕大麻烦，方得大创新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FAST工程副经理彭勃回忆，在望远镜方案的酝酿期，他推荐了最新的主动反射面技术。南仁东说：“老彭啊，你给我找了一个大麻烦，把我逼得毫无退路了。”

在8个鸟巢那么大的洼坑里铺满这样精巧的镜片，每一片还都要会动，难度之大，可见一斑。但为了把FAST建成最好的望远镜，南仁东还是放弃了自己研究已久的镜面方案，咬牙承担下了这个“大麻烦”。

彭勃说，“现在我常常在想，那时的南老师，一定经历了痛苦的心理挣扎和自我革命。我也常常在想，如果我们不这么折腾他，是不是他也不会走得这么早？”

然而，要想实现会动的目标，必须有支撑反射面实现变形的索网结构以及让馈源舱进退自如的驱动索。

此前，包括斜拉桥的钢索在内，全球索网标准最高的记录只能达到FAST索网设计要求的一半，其强度是200兆帕、200万次弯曲。

然而，FAST的钢索上需要安装反射面板，需要经常调换角度和不断拉伸，设计人员提出的要求是，钢索强度为500兆帕、200万次弯曲。

事实上，FAST索网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精度最高的索网结构，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变位工作方式的索网体系。在这次索网技术攻关中，诞生了12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7项，这些成果也会应用到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比如港珠澳大桥就应用了这项技术。可以说，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索网。

同时，FAST馈源舱是一个索驱动的并联机器人，舱重量大大降低。美国阿雷西博馈源舱重达千吨，而“天眼”的馈源舱仅重30吨。这样既降低造价，又提高稳定性，可实时达到毫米级高精度定位，实现对天体的高精度指向跟进观测。因此，各项性能指标远超美国阿雷西博望远镜。

迎难而上，舍我其谁

大多数情况下，项目负责人会倾向于避免创新，这会增加项目风险性，造价也不可控。南仁东也一样，对创新保持谨慎，尽管这样，但他不怕创新，该承担责任时就敢于拍板。他的助理姜鹏说，“其实他并不喜欢创新，风险大，但是工程需要，被逼着创新。”

创新之一就是，利用贵州的天然喀斯特巨型洼地作为望远镜台址。有人会疑惑，洼地是天然的，这算什么创新？

答案在于，如果在平地上建设射电天文望远镜，最大口径只能在百米以内。否则，再大的话，其自重以及风荷载就会让望远镜发生变形乃至压垮。

所以，选择喀斯特天然洼地作为望远镜台址，可以突破百米极限。那么，能不能在平地挖个坑呢？可以。不过，如果在平地挖一个这么大的坑，得耗资30亿元。可是，利用大窝凼天然洼坑，土建工程耗资仅1亿余元。

最艰难的创新是索网结构。2010年，他们对知名企业的十余根钢索进行疲劳实验，均以失败告终。此时，台址开挖工程已开始，但索网达不到要求，反射面的结构形式就不能确定下来。

核心技术买不来，也等不起，唯一的道路，就是自主研发。姜鹏就是在此时走近南仁东，负责解决索网疲劳问题，“索网对他来说是个陌生的领域，他就慌了，手足无措，头发都乱了，竖着。”

姜鹏至今记得一个被定格的背影，空旷的会议室里，南仁东背着手站在黑板前，盯着最终被放弃的草图，“像一个无助的孩子。我当时很难理解，这样的大科学家也会手足无措。”

技术攻关时，他总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屋子里浓烟弥漫，同事们开玩笑说要戴防毒面具才敢去他办公室。2015年4月，他被确诊患有肺癌。

南仁东和研究团队前后做了十多种方案，往返厂家五六次，经历近百次失败，最终研制出满足要求的钢索结构。

在最困难的时候，南仁东甚至说过，国家给了这么多钱，如果建不好，他就从100多米高的馈源舱支撑塔上跳下去。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必须有绝处逢生的勇气，才能担当。

壮观而细微，毫米级精准

“科学与艺术是可以相结合的”，这是南仁东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建设六座馈源支撑塔时，在大窝凼那个地方要找到平地非常难。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建议差不多就行了。但是，他明确表示不行，六个塔一定要均匀分布，看起来才有美感。

有了他的坚持，大窝凼变成一个现代机械美感与自然环境完美契合的工程奇迹，“中国天眼”成为一道美丽的科学风景。

“天眼”是个庞然大物，圈梁周长1.6公里，步行环绕一圈要40分钟。有人算过，如果装茅台酒，按现有产量需要40年才能装满，全球70多亿人口每人可分四瓶。

“天眼”也是个超级重器，圈梁、索网和6座支撑馈源舱的高塔用掉1万多吨钢材，反射面板用掉2000多吨铝合金。

尽管它又大又重，但绝不粗糙，而是处处实现毫米级精度控制。工程人员要把4450块反射面单元最终构成完整的FAST，更复杂的是，这些反射面单元种类达484种，安装铆接部件有140种。同时，施工要求安装精度误差不超过2毫米，最终控制在1毫米以内。

2000多个液压促动器，密布在反射面背后，与大地相连，通过钢索伸缩，让反射面实现精确变位，误差不超过1毫米；索网由7000多根手臂粗的钢缆组成，每一根钢缆的加工精度都被控制在1毫米以内；500米口径的天线精度是3个毫米；每一块反射面板的制造精度是1.5个毫米。

反射面的弧度近似完美，这是精益求精的另一个例子。南仁东对施工要求不断提高，从10毫米、7毫米、3毫米直至2.1毫米，这对工程来说是巨大考验。通俗地说，打造一个500米口径的球面，出现一点凹凸不平是正常的，但是，它竟然实现了近乎完美的圆。

FAST工程测量与控制系统总工朱丽春说：“FAST宏伟壮观，最震撼人心的是它的精准。它要在如此大的尺度上达到毫米级精准，并在约定时刻内到达。”

据介绍，一位国际同行来到大窝凼，看到六座铁塔牵拉着钢索和硕大的球面镜，连声说，“了不起！了不起！”最后还留下一句话，“这活儿也就是中国人能够干成。”

追记南仁东之三——

盛世苦行僧 践行“中国梦”

有一次，南仁东回到老家，他津津有味地吃着丰盛的家宴， “好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太羡慕你们了，我就是个苦行僧。”

弟弟心疼地问，“哥，你又不缺钱，天天在大山里奔波吃苦，值吗？”他放下筷子，连声说，“值……值……值……”

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说，南仁东的学术水平也很高，完全可以做理论研究，但他这个人不服输，总觉得中国古代的天文学研究那么辉煌，应该重新振兴。

甘做盛世苦行僧

选址的艰辛，难以形容。12年中，南仁东走遍西南近百个窝凼。有一次，下窝凼时遭遇瓢泼大雨，眼看山洪就要冲下来了。他赶紧往嘴里塞了救心丸，连滚带爬地回到垭口，全身都湿透了，汗水混着雨水，鞋子裂开一道五公分长的口子。还有一次，他差点掉下悬崖，所幸被两颗小树挡住。

台址勘察期间，为了更清晰地了解现场，掌握第一手资料，制定正确的危岩治理方案，年已六旬的南仁东在没有路的大山里攀爬。遇到陡峭山顶，大家劝他在山下等结果，他却坚持要一起上去。

建设过程中，南仁东和团队成员一样过集体生活住板房，吃食堂。有时候，太晚了，食堂没什么菜，做饭阿姨问要不要煎个鸡蛋，他摆摆手，刮着塑料盆里的剩菜凑合。在长达22年的预研究、立项、建设过程中，吃方便面也是司空见惯的事。

2014年，“天眼”反射面单元即将吊装，南仁东不顾自己是69岁的老人，坚持第一个做“小飞人”载人试验。高空中无落脚之地，稍有不慎，就可能摔下来。下来后，他的衣服被汗水浸透了，但发现了存在的几个问题。

即使到了70岁，他还在往工地上跑。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的邢成辉撞见，南仁东放下筷子就跑去工地，生怕一个地铆项目测量出现误差。

按理来说，以理论成就来看，他可以安安稳稳地做一个书斋学者搞纯理论研究；按理来说，以近50岁的年龄，他应该像大多数人那样规划退休生活而不是去折腾巨大的项目。早在1984年，南仁东就使用了国际甚长基线网对活动星系核进行系统观测研究，主持完成欧洲及全球网10余次观测，首次在国际上应用VLBI“快照”模式取得丰富的天体物理成果。2006年，在他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仍当选国际天文学会射电天文分部主席。

但是，这些理在他那都不是理，只要国家需要，只要自己能做，就宁愿做一个有担当的苦行僧。

樽前把酒说大事

尊严的挑战，总是知识分子内心最敏感而最难跨越的难关。南仁东内心深处有着知识分子常见的傲气，但是，为了事业和梦想，他选择了放低自我。

都说“万丈红尘一壶酒”，似乎喝酒干不了正事。然而，南仁东喝酒是为了正事，为了一件关系国之重器的大事。他生前和身边的人说，为了FAST，他干了最不能接受的事——陪人喝酒。鲜有人知，他内心经历过什么样的挣扎。

严俊说，那时候的南仁东，“团队成员越来越少，经费也没有，大家都叫他‘丐帮帮主’。常人有困难要后退，他不是，一板一眼。”正是这种执着的韧性，在日后长达12年的预研过程中，没名分，没人，没经费，他也咬牙干下去。

项目初期，经费紧缺。南仁东坐着咣当、咣当响的绿皮火车，花50 个小时，一趟一趟地在北京和贵州之间来回跑。

为了寻求技术上的合作，他坐火车从东北哈工大跑到东方的上海同济，再跑到西北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合作单位日渐增多。他还设法多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会议，逢人就推销项目。“我开始拍全世界的马屁，让全世界来支持我们。”

度过了最艰难的十多年之后，FAST 项目逐渐有了名气。2006年，南仁东的立项申请得到通过，成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工程之一。

南仁东大学修的外语是俄语，英语是自学的。在最后的国际评审中，他提前把整篇英语稿子背了下来。通过评审时，专家委员会主席激动地冲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说，“You did it（你做成了）！”

惦记小康路上的老乡

南仁东有悲天悯人的情怀，眼睛不止是向上仰望星空，也向下环顾众生。

大窝凼附近所有的山头，南仁东都爬过。他经常饶有兴致地跟别人介绍，这里原来是什么样，住着哪几户人家，哪里有水井，种着什么树。

他发自内心地喜欢这里，用饱含深情而又富有诗意的话说，“我们选到了一个地球上独一无二的最适合FAST的台址，是我们从300多个候选洼地里挑选出来的。春雨催醒了期待的嫩绿，夏露折射万物的欢歌，秋风编织七色锦锻，冬日下生命乐章延续着它的优雅，大窝凼时刻让我们发现，给我们惊奇。”

1996年5月，陪同考察台址的当地干部张智勇收到南仁东的信，信中夹着500元钱。信的大意是，下乡看到很多农村家庭还很穷，孩子上不起学，特意寄点钱过来，希望物色合适的学生资助他们完成学业。

张智勇说，收到信的时候，非常感动。心想，这样一个科学家，在忙科学的同时，心里还装着农村孩子，还惦记着孩子们读书，真是不容易。南仁东先后多次寄钱资助孩子们上学，直到他们中学毕业。

馈源支撑塔施工期间，南仁东得知不少工人都来自云南的贫困山区，家里非常艰难，便悄悄打电话给现场工程师雷政让他了解工人们的身高和腰围。

再来工地时，南仁东随身带了一个大箱子。晚上，在工人宿舍打开箱子，里面装满T恤、休闲裤和鞋子，“这是我跟老伴去市场挑的，很便宜，大伙别嫌弃。”回来的路上，他对雷政说，“他们都太不容易了。”

国家富强，目的是为了人民过上好日子。然而，实现中国梦，不可能人人都在温室里呆着，南仁东选择科学的苦行僧道路，就是为了让人民少吃苦。相反，有些人之所以能做温室里的花朵，是因为有南仁东这样的民族脊梁承受着风吹雨打。

追记南仁东之四——

人们记住了一个不希望被记住的人

国家天文台，B座333号，门口贴着办公室主人的黑白照。一般来说，黑白照可能是怀旧的格调，也可能是遗照。

这张照片的主人确实有格调。他曾经在荷兰用最后的钱买了纸笔为人画像而凑够了游学的路费，日本国立天文台也挂着他画的富士山油画，他经常信手拈来用诗歌般的语言讲述天文研究。

这张照片也确实是一副遗照。在FAST工地上，他侧身扭头的瞬间被定格，站在用来仰望星空的望远镜圈梁边，回眸凝视着多情的人间。

他说，他不希望被人记住。但是，他可以忘记自己所做的事，人们却不会忘记。

连说四个“对不起”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陈学雷说，有一年，单位开全体大会，正好和南仁东坐在一块。领导宣布工作人员获奖情况时，南仁东突然对他说，“小陈啊，我从来没得过任何奖。”

陈学雷吃了一惊。南仁东那时已快退休，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当过北京天文台副台长，在国际射电天文界也是大名鼎鼎的学者，怎么会没得过奖呢？南仁东很肯定地说，他从未得过奖，连先进工作者之类的都没得过。

这是一个有强烈的事业心的人，却没有功利心。即使是FAST这样令人扬名立万的重大工程，南仁东获得的奖励也寥寥无几，他总是把别人的名字放在前面。

工程还在建设时，有人问他，这项目建成后，国家得好好奖励你吧？可他转身就走，对方看他情绪不对就追上来问怎么了。他说，如果项目建不好，对不起国家投入与期望，对不起贵州人民，对不起团队，对不起平塘县大窝凼的乡亲。

南仁东说，他不希望被人记住。但是，项目竣工后，外界巨大的关注推倒了他低调的围墙，央视2016年度科技创新人物、2016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2017年全国创新争先奖章等荣誉称号纷至沓来。

国家天文台纪委书记石硕说，今年4月26号， 在FAST团队申报“中国科学院杰出成就奖”初评答辩时，她最后一次见到南仁东。南仁东叮嘱石硕，报告时一定不要提他生病的事情，科学奖项应该用实力说话，不希望评委心生同情。4个多月后，FAST团队不负众望，通过终评。

9月17日，国家天文台发布的讣告称，“南仁东先生一生朴素宽厚，淡泊名利，待人诚恳，胸怀全局，鞠躬尽瘁，为我国天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11月17日，中央宣传部追授南仁东“时代楷模”荣誉称号，称赞他“不计个人名利得失，长期默默无闻地奉献在科研工作第一线，与全体工程团队一起通过不懈努力，迈过重重难关，实现了中国拥有世界一流水平望远镜的梦想”。

输给时间的院士候选人

南仁东是院士王绶琯的学生，按照正常的路径，他也可以多发论文，多出理论成果，从而有条不紊地走上院士的评选道路。

但是，南仁东并没有多少论文，20多年来，他全身心扑在“中国天眼”这一件事上。48岁那年提出这个项目，等立项已经62岁了，项目成绩还没有出来。

时间都去哪了？22年只为FAST一件事。FAST工程由台址勘察与开挖、主动反射面系统、馈源支撑系统、测量与控制系统、馈源与接收机系统及观测基地六大系统组成，他有太多要学习。

作为FAST首席科学家和总工程师，南仁东原本不必事事躬亲，但他孜孜不倦，博闻强识，学习力学、测控、水文、地质等知识，谦虚地说自己是“战术型的老工人”。工程伊始，要建一个水窖。他在送来的设计图纸上迅速标出几处错误退回去，施工方非常惊讶，这个搞天文的科学家怎么还懂土建？他曾经对工程副经理张蜀新说：“你以为我是天生什么都懂吗？其实我每天都在学。”

另一个麻烦的是，他这个人有傲气，有脾气，任性，不在乎人际关系。同事们私下半开玩笑半劝诫，“老南，你这样上不了院士。”

人生充满戏剧色彩。今年8月，在2017年中科院院士初步候选人名单中，72岁的南仁东赫然在列。在同期157个候选人中，他年龄最大，按规则被推荐人一般不超过65岁。知情者说，这是人们送给他的，如果要低头求人或者做交易，他是不干的。

但他明白，自己没有这样的“狗屎运气”。他对推荐自己为候选人的院士同事说，别折腾了，我活不到那一天。果然，愿意送院士头衔给他的人们，终究还是败给了死神。

南仁东投入时间的激流，坚持伟大的梦想，尽管有时不得不委屈自己。最终，这个从自我的心灵神坛走下的人，走上了人们的心灵神坛，为梦想低头的人最终收获无数人的仰望。

没有道别的告别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不行了，我就躲得远远的，不让你们看见我。”在生命的尾声，南仁东去美国做最后的治疗。

2017年9月15日深夜，北京时间23点23分，南仁东与世长辞。冥冥之中似有巧合，死神也选择了一个能纪念他持续23个年头致力于一件大事的数字。如果抢救还可以再活一段时间，然而，他被推进重症监护室前表示，要有尊严地死，上呼吸机可以，插管就不要了。

幸运的是，他在与病魔抗争中等到了竣工的那一天，也看到了“天眼”调试期间就初试锋芒的卓越表现。不幸的是，这个命运并不算太顺利的科学家，他的生命在刚刚踏入人生巅峰时刻就戛然而止。

次日早晨，严俊在南京参加学术会议，抽空早起为新疆天文台成立60周年撰写一首庆祝的《渔歌子》词作，刚写了一段，就看到南仁东夫人在微信上发布的消息。

他人祝词未毕，南师死讯突至，严俊的心情异常难过。他说，自己有脆弱的一面，平时听到《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歌都会流泪。他想大哭一场，但他不能。那一天，正好是另一个院士的生日，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在这样的日子最好不提死亡的字眼。死与生，悲与乐，无情与有情，交汇在一个时间点，令他无比难受。

南仁东临终前要求，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仪式。严俊说，“老南如果知道我这样公开地怀念他，肯定是要怪我的。但我们应该怀念他！因为他，中国的射电天文事业从落后变成超前，FAST让我们至少领先世界其他国家一二十年！”

4月底，甘恒谦见到老师南仁东最后一面，他因脚部小手术住院，突然见到拎着慰问品来看望自己的老师，这让他既惊讶又感动。“我这个小病从来没有告诉南老师，他来医院前也没有打电话给我。他自己都病重成那样了，却还来看望我这个受小伤的学生。”此时，南仁东已病情加重，生命进入倒计时。

对姜鹏来说，别离是另一种滋味。2017年5月，他给南仁东汇报工作后问，“老爷子，听说你要去美国？”南仁东低沉地说，“你有时间回来吗？”姜鹏说工作太忙，离不开。

谁曾想，生离死别，一念之间。噩耗传来后，姜鹏打开南仁东发来的最后一封邮件，发出明知不会再有回复的回复，“老爷子，咱们还能聊聊吗？怎么感觉我的心情糟透了呢？”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人相信，流星是死亡的告别仪式，每一颗流星代表着一个生命的逝去。

不过，这一次，人们宁愿相信，逝者南仁东已化作天边的一颗星星。作为天文学家，南仁东一定会付之一笑。然而，在人们心中，他的人生轨迹已灿若星光。

（原标题《人是要做一点事情的——追记“时代楷模”天文科学家南仁东》 来源：政前方微信 记者：肖郎平 图片来源：国家天文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