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中文百年论坛:文学的力量更在于关乎民族关怀和社会责任

澎湃新闻记者 徐萧

2017-12-09 09:0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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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会现场。本文图片均来自 慕梁 摄
1917年,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是值得记住的关键年份。这一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而尚在美国的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作为呼应,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这是现代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也在这样的风云际会下宣告创立。百年国文,斯文鼎盛,复旦大学中文系培育出了一辈又一辈名师高徒,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扛鼎之著。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尚君主持论坛
12月8日上午,复旦大学中文学科百年论坛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吴文政报告厅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台湾大学、东京大学、神户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海内外近40所著名高校的40位中文院系负责人和学者代表,谭健、李吟、李志勇、王安忆、卢新华、李辉等200余位来自各界各领域的系友齐聚一堂,共同见证百年诞辰的盛会,纵论中文学科发展脉络。
现场嘉宾
“我们能够有一点成就,都是得益于复旦中文系的培养”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初创于1917年设立的国文科,1925年改称中国文学系,确立的办学宗旨是“整理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体现了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并重的精神。抗日战争时期,辗转重庆而弦歌不断。上世纪50年代的院系大调整,使得“复旦中文”再展新颜,一大批著名学者来到复旦中文系,学科结构更为完备合理,并形成了具有独特优势的一批专业方向。
复旦中文学科教师代表濮之珍讲话
作为复旦中文系最年长的两位教授之一,濮之珍就是在1951年和丈夫蒋孔阳一同调入复旦中文系的,在复旦中文系的涵育下,他们分别成长为语言学大家和美学权威。回顾学术之路初始,濮之珍记忆犹新:“刚到复旦时,我们就感受到学校校风好学风好,而且系里对年轻教师培养鼓励力度特别大。”在当年的校庆学术报告会上,濮之珍写了一篇《论语言的社会本质》,蒋孔阳写了《论文学艺术的特征》,在会上报告,令他们意外的是,这两篇文章不久竟都在权威期刊《复旦学报》上发表,“这在当时对年轻教师是很大的鼓励。”
就这样这对学术伉俪在复旦中文系逐渐成长为名师大家,在各自领域出版了诸如《语言》《中国语言学史》《美学新论》等重要论著,在国际学界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濮之珍1987年荣获上海市第一届语言学研究终身成就奖,1992年荣获国务院高等教育突出贡献奖,蒋孔阳则在1991年获得上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美学新论》获全国教委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等奖项。
“我倒不是自夸,是想说,我们两个能够有一点成就,都是得益于复旦中文系的培养。”濮之珍动情地说。
“现在我们的中文学科,处在中文系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曾担任7年中文系主任的陈允吉,于1957年拿到录取通知到学校报到,当时有两件事给陈允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是录取通知书上,时任系主任郭绍虞的话,大意是学习没有捷径,要老老实实从最基础的做起;另一个则是中文系与数学系两系新生联欢会上,中文系教授赵景深清唱了昆曲《西厢记》选段,这让初次接触昆曲的陈允吉感到新鲜,也为选择了文化氛围浓厚的中文系感到庆幸。
复旦中文学科教师代表陈允吉讲话
时至今年,已经78岁的陈允吉在复旦中文系读书教书已经有一个甲子,看到当下中文系薪火相传、人才鼎盛,他感概道:“这六十年,我看到复旦中文有很多成就,不讲了,总的一句话,就是现在我们的中文学科是处在中文系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经典的价值无法抹去”
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梅家玲在论坛期间,出入于复旦中文系师生和系友之间,常被问到和复旦中文系的关系,她总是不无尴尬地笑言,自己虽然不是复旦中文系友,但自己走上中国文学研究的道路却是和复旦中文系有着深厚的渊源。
学界代表台湾大学梅家玲讲话
梅家玲的初中时代处于台湾升学至上的年代。“所有的课程教学都是以考试为导向,老师上课完全不讲题外话,只是针对课本做最能让你考上高分的讲解。”但是她的一位国文老师却不以为然,觉得应该引领启发学生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他教给梅家玲他们的第一首古典诗歌就是《卿云歌》(编者按:复旦大学校名的出处)。
“卿云烂兮 ,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这些优美的文字、动人的意蕴让梅家玲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了高中,她就到图书馆找相关的书籍阅读。“我花了一整个学期‘生吞活剥’看得很辛苦但也很快乐的一本书,这本书是没有写作者名字的,叫做《中国文学发达史》。”当她以第一志愿考上台大中文系时,梅家玲收到了高中国文老师寄来的礼物,是两本书,其中一本又是没有作者名字的,叫做《修辞学发凡》。在她读博期间,一门课程必读读物叫做《中国文学批评史》,这次有了作者名字,叫郭绍虞。
“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在这几本书的启迪之下开展并完成的,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中国文学发达史》的作者是刘大杰(编者按:此书大陆版名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修辞学发凡》的作者是陈望道。”原来在当年台湾“戒严”的年代里,因为政治因素,很多非常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都被抹去了名字。
“但是这也从侧面肯定了学术著作的经典性。作者的名字或许可以抹去,但经典的价值是不容抹杀的。”当梅家玲得知,刘大杰、陈望道、郭绍虞这些前辈学者全部都是复旦中文系的教授,顿时对复旦中文充满了景仰和感激。
“跟我有同样经历的绝对不在少数,譬如说我就碰到许多学界的朋友他们会告诉我,他们之所以会研究传记文学是因为读了朱东润先生的著作,之所以喜欢新诗是因为读了刘大白先生的作品。所以说复旦中文的影响是海内外共睹的。”
文学的力量还关乎民族关怀和社会责任
最近的三四十年,“复旦中文”如同一九五零年代初的那次传统重塑,努力精进,不断拓展、提升中文学科的内涵和水准。以中国语言文学系为主干,“复旦中文”从1980年代初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1981)、古籍整理研究所(1983)的建立,到新世纪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创设(2005),乃至近年的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2014),已然形成了多维并举、阵容齐整、优势突出的新格局。
在复旦中文系现任系主任陈引驰看来,“复旦中文”之所以能有如此的气象和规制,一是在于继承和发扬“复旦中文”的精神财富。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陈引驰讲话
“复旦中文的前辈们,见证时代,历经风雨,无论是顺流还是逆流,都勇敢地做出了他们的人生选择,承担起时代和社会的重任。我们当然不会忘记,陈望道先生对所置身的时代持有强烈的不满,力图改变,当然他不是以枪和炮来抗争,而是以笔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无论是郭绍虞先生发表《马克思年表》,还是朱东润先生反对袁世凯复辟、放弃海外学业归国,他们都不仅满腹经纶、诗酒平生,同时也胸怀天下,一腔热血,有勇气接受来自艰难时世的检阅和挑战。”
从他们身上,陈引驰看到:“文学的力量,不只是营建精粹的语言,培养个人的情趣和情感,还关乎沉重的民族关怀和社会责任。”他认为这样的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非常宝贵的,也是“复旦中文”最大的精神财富。
另外一点则是在于“复旦中文”拥有一大批以学术为志业的学人:“陈望道先生,是现代中国修辞学的创始者;郭绍虞先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最主要的开拓者;朱东润先生,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奠基人之一,还是现代中国传记文学的重要开拓者;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是该领域半个多世纪里最为经典的一部个人著作;陈子展先生、蒋天枢先生的《诗经》《楚辞》研究、张世禄先生的音韵学史研究、赵景深先生的古代戏曲及俗文学研究、王欣夫先生的书目文献学研究、贾植芳先生对现代文学研究的推展及在比较文学领域的垦荒、胡裕树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蒋孔阳先生的西方美学研究、王运熙先生的乐府诗和六朝隋唐文学与文论研究等,皆足以代表各自领域之中一时最为领先的水平。”
这些学人以鲜明的宏阔视野和开拓精神,在古今中西交汇冲荡的激流中,开疆拓土,引一时之风气之先。这正是“所谓大学者,非所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站在“复旦中文”深厚的传统上,如何延续和拓新,在陈引驰看来,这是每一代复旦中文人的无可推卸的责任,“在今天世界整体格局变化,中华文化地位提升的背景之下,中文母语的教研及对以中文母语为媒介的文学、文化的教研,对于重建文化认同,重塑文化传统,具有特殊的意义。复旦中文学科以海内外中文教学研究之重镇,于此必须有充分的自觉,责无旁贷,承而后创,做出应有的贡献。”
贺品展示
近日,国家刚刚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实施意见》,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认为,复旦的学者和师生对此应该高度重视,大有作为,让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并走向世界,为“双一流建设”贡献更多的力量。他还提出期盼,既然说要建设一流学科,那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就应该率先成为世界一流学科。
责任编辑:程娱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复旦中文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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