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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刊文评“靖江毒地案”:是什么迫使举报人写下遗书

土土绒/中国青年报
2017-12-12 10:09
舆论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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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靖江毒地案”的举报者周建刚获得了当地政府30万元的奖励,创下国内环境污染举报奖励的最高纪录。但是,这30万元相对于周建刚遇到的风险和承担的损失来说,又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周建刚之所以会卷入这场毒地风波,是因为两年半之前,他收购了靖江市的一家生猪养殖场,入驻养殖场不久,就发现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进一步调查之后,他发现养猪场地下竟然埋着上万吨的高危化工废弃物。在他的坚持举报下,最高检、环保部、公安部联合挂牌督办此案,这也是第一起三部门联合挂牌督办的污染环境案。

现在,虽然“靖江毒地案”的风波已经日渐平息,事件正在沿着法律程序进行,但是,周建刚在举报过程中遇到的曲折依然令人深思。在他刚开始调查时,就三番五次接到来电,警告他不要再查下去,他没有听;此后,又接到神秘的网络电话,声称愿意出十倍的高价购买这家养猪场,他没有接受;在他实名举报之后,发在本地论坛上的举报信又被删除……用周建刚的话讲,那个时候的他犹如惊弓之鸟,甚至一度关掉手机,远离家庭,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因而,他一开始就写下了遗书,作好了以死相争的打算。

到底是什么样的举报凶险到要写下遗书?假如说一个组织犯错犹如一个人生病的话,那么,举报作为一种纠错机制,就相当于治病的医药。人生病在所难免,犯错同样在所难免。举报不畅,就相当于拦住医生不让看病,堵塞了治病救人之路。这个道理人人都懂。

然而,类似事件并不少。一些企业、组织为了眼前的、一己的私利,牺牲人民群众长远的利益,还在遭到举报时制造重重阻力。例如今年9月爆出的浙江湖州偷埋病死猪事件中,湖州一废物处置公司在大银山附近掩埋大量病死猪,导致当地环境严重污染。当地村民多人多次向上举报,却一再遭到否认。直到3年多后,此事引起了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的关注。根据最高检的一项统计,全国每年发生的对证人、举报人报复致残、致死案件高达上千件。

那么,举报为什么这么难?又是谁在威逼利诱举报者?像周建刚这样的举报人,可以说是社会的良心。但是,举报之难和毒地之恶仿佛两记重拳,不分先后,一同向他袭来。反思举报之难,其重要性并不亚于揭露毒地之恶。

所以,在风波渐平之后,我们仍然要追问:当初的监管去哪儿了?要发现重大环境污染并不难,更何况还有人实名举报,有关部门为何装聋作哑?接到举报的部门去哪儿了?为何不但不认真调查举报内容,反而一味地掩饰、否认?那些威胁、利诱举报人的匿名者,又是哪里来的底气和财力?对于周建刚这样的举报人,有关部门是否应该予以保护?

要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但是,也只有把这一个个问号都拉直了,才能真正让监管落实畅通,让法律的威严照亮人心,让人民信服安心。

(原题为《是什么迫使靖江毒地案举报人写下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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