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不要有门户之见”：张政烺诞辰105周年座谈侧记

2017年11月22日，伴随“张政烺先生学行展”的开幕，张政烺先生诞辰105周年纪念座谈会在北大静园二院208室召开。此次活动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会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华书局三家单位联合举办。座谈会分上下两场，上半场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主持，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张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孙华、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先后致辞，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马克垚、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曾瑜、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林小安作主题发言。下半场自由发言，由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李零主持，参与发言者有：中华书局资深编辑崔文印、刘宗汉，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绍棣、齐文心、萧良琼、常玉芝、胡振宇、黄正建、栾成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平、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超，以及逯钦立先生哲嗣逯弘捷、张政烺先生哲嗣张极人和张极井等。

座谈会伊始，邓小南教授言言简意赅地介绍了张政烺先生的学术生平，称今年是张政烺先生诞辰105周年，张先生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1936年毕业后为傅斯年先生所援引，在中研院史语所工作十年，抗战胜利之后以教授身份回母校任教，1960年调中华书局任副总编辑；曾经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并且长期担任历史所学术委员和研究员。称当年张先生虽然被迫调离北大，但是他内心对于北京大学的情感始终非常的真挚、深沉，他的珍贵藏书最后都捐献给了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成为今天“张政烺文库”。赞扬张先生在古文字学、古文献学以及中国通俗小说等等方面，各个领域都有极深的造诣、极高的成就，对我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认识，对甲骨文、青铜器等一些铭文考证，无论是长篇论文还是短篇陈述均内容严谨充实，在他所涉猎的各个领域都做出了引人瞩目的成绩，是学界里程碑之作。言二十年前，张先生曾经给她女儿题词，写下“童心”两个字，说这也是张先生一生的写照，充满童真、童趣。追述张先生从事学术研究没有门户之见、亲疏之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精神值得后辈敬仰。“今天在北京大学缅怀张政烺先生，一方面是‘迎先生回家’，另一方面也寄托了后辈的怀念和追思。”

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致辞，首先代表学校感谢和欢迎与会者的到来，也对北大文研院、考古文博院、中华书局以及邓小南、渠敬东等对活动的支持表示感谢。王博副校长讲到了张政烺先生与学术传统的关系，称在张政烺先生的学术里面，一方面有北大所积淀的深厚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张先生本身也奠定了另外一个传统：张先生是北大的老师，他又培育出了非常多优秀的学生，这就是传承；很多年前听厉以宁老师讲股市，也曾经听讲过张先生的故事。此外，王博副校长还谈到张先生在古文字、古文献等领域的贡献，而他自己以前研究《周易》时读张政烺先生论文也启发良多。最后，王博引用了李大钊在北大二十五周年时的几句话作为结语：“只有学术上发展值得做大家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术值得北大万万岁的欢呼”。他期待文研院从张政烺先生学术展开始，通过展览、座谈会、口述史等形式纪念北大老先生，传承前辈学人的学术，同时也传承他们的一种生命，为后来者树立一种典范。

张帆教授则从张政烺先生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渊源谈起，称张先生曾经在北大历史学系读书，也曾在历史学系任教。至今，历史学系的各种评估、宣传等材料都要列出任教过的名师，张先生和邓广铭先生，包括更早的向达等多位著名学者，总会名列其中。历史学系因行政事务繁忙，最近几年对于已过世和已退休的老先生做的事情比较少，张帆教授对此表示惭愧。因求学时间和研究领域原因，张帆教授跟张先生接触的机会较少，但对张先生低调的为人和声望则有所耳闻，称一位与他认识的、在内蒙古工作、年近90岁的学者说，现在很多人号称大师或加上国学大师头衔，张政烺先生是最当得起这个头衔的。

孙华教授主要讲述了张政烺先生与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密切关系。称张先生的藏书现在在考古文博学院的资料室，宿白先生曾评价张先生藏书非常之好，张先生藏书不在于版本，不追求版本，但是对历史学系和考古学系的师生都非常有用。称张先生关心考古，曾在林小安先生陪同下到山西曲沃天马—曲村考古工地呆过一段时间，工地条件非常之差，经常停电，张先生则天天和学生邹衡先生一起讨论青铜器铭文和中国早期历史的一些事情。三星堆要建博物馆时，张先生亲自为华西考古题“大有可为”四个大字，托林小安先生交给自己，再由自己转给三星堆博物馆，现在还在博物馆陈列室里。孙华教授最后追述张先生知识非常广博，不仅在先秦史、古文字方面，同时也写过《宋四川安抚制置副使知重庆府彭大雅事辑》之类的文章，称那时候是抗日战争时期，张先生写这篇文章说明他当时也心系国家大事。

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曾先后参与并筹办过《张政烺文史论集》和张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时《张政烺文集》（全五册）的两次座谈会，一次是2004年，一次是2012年。徐先生主要讲述了张政烺先生与中华书局的三重因缘：第一因缘，称自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入职中华书局，就常听到大家谈起张先生，知道1960年代张先生曾调任中华书局，但没有到任。十年前，中华书局开始启动二十四史点校本修订工作，对档案进行清理。李零先生跟徐俊说，希望能找到张先生调任中华书局的档案，记得当时只看到一份北大历史系派人到书局洽商张先生调任中华的介绍信。复印或抄给李零先生。这次中华书局又做了查找搜集，找到了张先生调任的介绍信，由北大人事处开具，时间是1960年9月4日。介绍信只有一段格式条文：“兹介绍我校张政烺同志等一名到你局工作，请接洽。”记录张先生原工作部门：北京大学历史系，职务：教授，级别：教学二级。《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1962年下记载：7月30日，文化部任命张政烺为中华书局副总编辑。所附历届领导名录，张先生名下注明：未就职。自己前几年所作关于张先生的笔记：1960—1963，在中华；1963.2.5副总编辑，1966年历史所研究员。张先生1960—1966年，实际在历史所。第二重因缘，是1971—1975年《金史》点校，张先生是在1971年接手原由傅乐焕先生未完成的《金史》点校工作。徐先生言，“我觉得张先生那一代学者在二十四史点校上所做的学术贡献、人生奉献，怎么表彰都不为过。”第三重因缘，是张先生几乎全部的著作，都由中华书局出版，包括张永山先生编的《张政烺先生学行录》。徐先生最后说：“大家对张先生的怀念，学术的意义要远远大于纪念的意义。纪念他缅怀他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张先生的学术，至今仍然鲜活地融入在了当下和未来的学术发展中，这是张先生学术生命的伟大之处和价值所在，也是我们出版的价值所在。”

卜宪群教授回顾了与张政烺先生的个人接触，并谈论了张先生的学术精神。称他博士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主席即是张先生，也去过张先生家一两次。其中一次，张先生问他是什么地方人，他回答说是安徽南陵，张先生马上说你们老家有老虎。张先生晚年去医院看病不方便，自己曾拿着先生的病历到协和医院去帮助询问大夫。张先生学术方面，卜宪群教授说，首先还是要学习张先生刻苦读书、追求创新的精神，张先生解决了古代史、古文字、古文献学等方面重要问题。其次，应该学习张先生淡泊名利、安于清贫的人生，一辈子最高级别是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张先生以及家属几乎没有对单位提出过任何要求。之外，他的高尚人格，乐于助人也值得学习，只要有求于张先生，他都会去帮助。张先生甚至将他一些没有发表的文章也拿出来供大家参考学习。

主题发言，序齿不序爵，首先发言的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严文明先生。严先生称张政烺先生是他从事学术研究的启蒙老师，他在大学里的第一堂课就是张先生教的。严先生回忆了张先生课堂趣事，同时也介绍了张先生广阔的研究视野。说张先生讲课不善言词，但板书非常之好，有时写字找不到板擦，就拿自己袖子去擦；有时候讲及考古材料，想不起来，就拿粉笔在自己脑袋上敲，敲来敲去，整个脑袋就是一个白脑袋，身子是一个白身子。对于张先生的印象，严先生记忆是没有一点架子，平易近人，回忆张先生曾经给历史系的年轻教师和研究生开过商周史研究课，先讲文献，如文献的编纂和考证；再讲文字，如甲骨文、金文等；第三讲考古资料，比如安阳的发掘。称张先生讲甲骨文，不是讲文字，而是讲甲骨文里面的内容。如讲甲骨文里的“众”字，甲骨文哪些地方出现了这个字，这个字前后是什么，彼此关系是什么，从前后的行文里推测“众”是什么意思、什么身份，接着从这身份进一步讲到在商代的社会组织、军队组织。对于张先生的学术关注范围，严先生则以张先生对1959年历史博物馆开馆时把大汶口遗址第十号材料作为夏遗物的质疑、1994年去台湾九族文化村参观访问以及对《满江红》作者是否为岳飞等生动事例娓娓道来。

张政烺先生在北大历史学系任教授十四年，他教过的学生分布在后来的考古文博界、历史学界，也有虽在历史学界，但并不从事中国文史研究者，马克垚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马先生1952年入北大历史学系，当时他们两大通史——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是主要学习内容，张先生讲授先秦史，后来四年级时，他又选修过张先生的“殷周制度研究”，均令他受益匪浅，后一门课和当时汪篯先生的“均田制研究”，将他引进了学问之门。马先生称张先生上课讲话不多，时常背过身去在黑板上写字，密密麻麻的写了一大片，他们也就跟着奋力抄写。“他的讲课给我印象不深，我曾经说起过，那时的通史课，都是老师们开始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编写的新内容，不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今天从《张政烺文集》的《古史讲义》中重新学习他1952年给我们讲课的内容，感到十分亲切，也感到当时自己年幼无知，实际上对那么丰富、还有些艰深的课文是不能完全了解的。”通过与张先生断断续续的接触和学术探讨，马先生认为张先生是真有学问。当时他们学生中流传一个口号，“张先生无所不知，你不管问他什么问题都可以马上回答。”马先生最后说，“张先生的学问、人品，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今天我们纪念他，就是要发扬他的为人为学之道，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中树立正气，对抗各种歪风邪气。我系还有许多我们敬仰的老先生，如向达、邵循正、齐思和、杨人楩先生等，他们和张先生一样，都是一代宗师。希望文研院联合历史系，在适当的时候举行他们的纪念活动，以发扬光大他们的学术，展示他们的品格，传承我们历史系的传统。”

张政烺先生当年有三项遗愿没有完成，分别是《中国古代历史图谱》、《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如今这三项遗愿都已有人帮助完成。《中国历史图谱》由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曾瑜在张先生病床前受命，重新组织班底整理出版；《马王堆周易经传校注》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先生带领学生整理出版，《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由北大历史系教授朱凤瀚先生带领学生整理出版。作为主持并参与整理《中国古代历史图谱》工作者之一的王曾瑜先生，主要讲述了他对张先生的三点印象：一是张先生神人也，但不赞成将张先生学问神话，说如此反而不敬；第二，一个人学问不可能百分之百形成文字流传后世，张先生很多宝贵时间都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只要有人求教于他，他都会不问亲疏，绝不会自己留一手；第三，母校的校训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应是每一个北大人立身行事的底线。科学的对立面是伪科学和愚昧，张先生的科学精神即使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在学问上也绝不说违心话，看风使舵，见利忘义，这几个字在张先生的词典里面是绝对没有的。古人讲道德文章连成一起，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在学问上赶不上张先生，在道德上应该永远以张先生为楷模。”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林小安先生长期担任张政烺先生的学术助手，他也讲述了三个故事，以谈“真诚求实”是张先生一生的为人为学之本。第一个故事，1980年代陕西考古所考古队发掘了若干所谓“黄帝时期的甲骨文”，张政烺先生认为这批甲骨文不可信。后文物局专门召开了专家评论会，张先生拒绝参加。会上胡先生第一个发言，说“这个发现很重要，希望继续做工作”，之后不再多说一个字。高明先生第二个发言，接着张亚初、李先登表态，认可高明先生的意见，都说这批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甲骨文。黄盛璋先生发言很激动，说古埃及文字比中国早太多，这批是中国最早甲骨文。李学勤先生发言没有说假还是真，他列举了殷墟甲骨文有五个特点。严文明列举了大汶口大口尊陶文例子，认为陕西考古所发掘的“甲骨文”的状况难以理解，难以解释。第二个故事，关于山东省邹平县出土的残陶片上字，当时社科院考古所举办了笔谈，邀请各部门各单位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对此表态。胡厚宣和张政烺是被邀请参加笔谈者，但两位先生都拒绝参加笔谈，没有发表一个字。林生称，不参加本身就是不表态的表态，“如果是重大发现的话，不会没话可说”。第三个故事，从1977年开始，在甲骨学界有一场关于甲骨分期的大讨论，至今已经有四十年整。有中国学者提出原来殷墟甲骨文分为第四期的武乙文丁的卜辞“应该”提前至殷墟甲骨文分期的第一期至第二期亦即武丁祖庚卜辞。这不是相邻两期期末与期首之间的微调的差别，而是把整个第四期卜辞提升到第一期。为了判断是否应该提前，张先生从头到尾反复多次认真细致的研读了《甲骨文合集》十三巨册，从头到尾研究了甲骨分期的论述，翻来覆去的研究。1980年代中期，文物出版社要为裘锡圭先生出版论文集，在审查所报的论文后，提出把关于历组卜辞的论文删掉，不收在论文集里。裘锡圭先生对此意见很大，认为这是他论文里最得意最重要的一篇。而拿下这篇论文，其实是张先生的意见，是张先生为了爱护裘先生，不让他在甲骨分期这么重大的问题上失误，从而避免在甲骨学史上留下永久的遗憾。林先生最后说，他希望借张先生105周年纪念座谈会之机，希望学术界不要忽略张先生和胡先生的意见，应该对历组卜辞问题慎之又慎。

下半场自由发言，先后发言者有中华书局前辈编辑崔文印、刘宗汉，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陈绍棣、齐文心、萧良琼、常玉芝、胡振宇、黄正建、栾成显，及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平、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赵超、逯钦立先生哲嗣逯弘捷等。大家追述了张先生的为人为学、提携后学及点校《金史》、编纂《中国古代历史图谱》的往事，其中萧良琼研究员谈及张先生被调离北大的原因，谈了她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张先生哲嗣张极人、张极井最后发言，对各位学者和亲朋好友的到来表示感谢，张极人引用了老子《道德经》中一句话来概括，“死而不亡者寿”。张极井对于父亲张政烺能得到学生、后人的爱戴表示心情激动，说他父亲一生，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勤奋，二是厚道。在张极井的印象中，直到父亲去世之前，都一直在读书，几乎没有别的爱好。1977年恢复高考，张极井考大学时，父亲对他只说过一句话，“你得努力”。而做人厚道，张极井言，这不仅是他父亲一生的写照，也是他一直激励自己的做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