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互为镜像的历史与……历史书写

李公明

2017-12-14 14:5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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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晴佳教授《台湾史学史:从战后到当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7月),所感诚如黄克武先生所归纳,“本书细致地勾勒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台湾史学的动向。书中不但介绍了诸多史家与史著,也从宏观的视野掌握‘历史实践与时代风云变迁之间的种种连系’。作者在书中所描绘的主轴包括史学如何走出政治的羁绊、如何追求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如何转向文化史与乡土认同的台湾史等,而这些上层史学菁英所主导的变化又影响了历史教育与教科书的争议。本书有如一把钥匙,可以解答当代台湾学术与政治的各种谜团”。(封底语)2009年我读了该书初版《台湾史学50年:传承、方法、趋向,1950-2000》(麦田出版,2002年),现在的增订版“补充了自2000年以来台湾史学界出现的新变化、新成果和新气象”(自序),引述文献延至2014年,相当切近当下的研究状态。
《台湾史学史:从战后到当代》

本书大体将台湾史学发展划分为 “科学传统的建立”(上编)、 “科学史学的转折:1960年代中期至1987年”(中编)和 “‘解严’之后的台湾史学:1987年至2000年”(下编,加上补编“2000年以来台湾史学的趋向”)三个时期,相应的主导力量依次是史料学派、社会科学与西方理论的趋势和台湾史研究成为“显学”。正如任何历史分期之论只能取大势而言,此台湾史学三大时期亦如是。许倬云先生在“序言”中说自己虽被归入第二代,但“这是一个发展过程,并未背离史料学派的务实传统”,说的只是发展转折处仍有传承,并未苛责此分期为“割裂”。对于台湾史学的演变,作者着重于从内、外两方面及相互间的影响作用提出解释,“所谓内部的方向,首先指的是史家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所建立的某种共识。随着历史研究本身的发展变化,这一共识产生变动,造成史家兴趣的转移,因而开辟新的领域、发现新的史料和采用新的方法,由此而形成新的研究趋向……而外部的因素,则涵括甚广,举凡政治的变动、外交的成败、社会的要求、邻近学科的影响和海外同行的启发……就台湾而言,其岛屿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历史经验,也使得这些外部因素对历史研究造成至为明显的影响”(初版前言)。正是在这种内、外观照之间,作者的论述对象并没有以史家为限,而是包括了像哲学家殷海光这样的人物。
1950年代,史料学派在台湾一统天下,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不少,如大陆来台学者的影响、与日本现代史学之间的联系等,还有一个比较微妙的原因是因为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对自由思想的压制反而使自由主义与学术上的实证主义联系在一起,殷海光对哈耶克思想的介绍、诠释从一个侧面来看就是这种联系的证明——他说“如果我们抱着‘小心求证’的态度,‘不信一切没有证据的话’,那末对于五花八门的宣传词令会保持一致有弹性的抗力”(31页)。在台北南港墓园,殷海光墓碑上刻的是“自由思想者殷海光先生之墓”,是依他的遗嘱而立。在殷海光,“自由思想者”是他对自己的盖棺论定。在台北温州街18巷16弄1号,身处“哲学家的花园”中的殷海光在晚年给友人的信中说,午夜梦回、苦思焦虑的就是故土故人,大地河山,七亿同胞的和平、生命、幸福的问题;虽身陷困逆,对这些问题未尝一日去怀。这是殷海光无法割舍的历史与大陆情结。1968年,殷海光曾在致美国友人的信中委托买三本书:Lyon Sharman的《孙中山的一生及其意义》、Shanti Swarup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和Chalmers Johnson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权力》。
殷海光
关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史研究,作者依据曹永和、张炎宪等学者的观察和概括,认为“解严”后的台湾史研究出现两个重新定位,一是渐渐把注意力从清代转到日据时代,二是肯定殖民时代台湾经济的近代化进程和发现台湾历史的“主体性”。在这部分的论述中,作者介绍了这一变化中的新观点和戴国辉、李国祁两位台湾史研究的前辈学者的反驳意见,同时也指出“从目前的情形来看,台湾史研究者中与李国祁持同样立场的人,正在逐渐减少”(151页)。另外,作者也关注到台湾学者与日本学者在这一论域中的交流、合作,例如认为若林正丈与吴宓察共同提出的台湾“重层近代化”研究计划一方面反映了台湾史学界对日据时代的研究已经从对经济发展的研究走向社会、生活、文化等多方面,另一方面表现出不受中日关系框架约束的台湾近代史研究开始直接与其他地区产生多层次、多方面的联系(152页)。应该说,这些都是比较客观的评述。
有点遗憾的是,在“补编/2000年以来台湾史学的趋向”中没有继续充分地延伸论述台湾史研究这个重要领域。对此可以理解的是,作者已经在“补编”的开头谈到,本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史论述。2009年我在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做短期访问研究,适逢不少日据时代研究史料公开展示和出版,反映出殖民地时期历史研究的更丰富面向。2007年3月,“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成立“台湾学研究中心”,在该馆的馆藏中,源自“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图书馆的文献资料堪称巨量,该中心的目标就是整合这些历史文献资源。2008年该馆首度推出“馆藏台湾学研究书展”,以分主题的形式将馆藏“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图书馆所藏旧籍分门别类地展出,展品包括书籍、报刊杂志、调查报告、手稿等等,并根据展览主题邀请专家作专题讲座。该年度展览的各个主题内容、展示的珍贵图文资料,都收进了我买的那本《二〇〇八馆藏台湾学研究书展专辑》(“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编印、出版,2008年12月),该书按主题展览分为七章,分别是教育、建筑技术、原住民、博物、美术设计、医疗卫生、写真帖。2009年继续出版了《典藏台湾记忆:2009馆藏台湾学研究书展专辑》,内容分为风俗、文学、宗教、产业和怀旧特藏几部分。这套以研究书展为专辑的出版物至今已经出好几种,另外该中心还有“台湾学通讯”(年度合订本)等各种定期出版物,仅从一个图书馆的出版物已见台湾史研究的繁盛趋势之一斑。
从史观而论,我认为台湾学者陈培丰在《“同化”的同床异梦:日治时期台湾的语言政策、近代化与认同》(麦田出版,2009年,若林正丈为该书作序)一书中提出的“异梦”论也是值得关注。该书试图从台湾人的“主体性”角度研究日本在台湾的“同化”政策在世界殖民主义历史上的特殊性,以及研究台湾人应对“同化”政策的特殊选择。其基本论述是:“台湾人在日治时期有强烈渴望近代文明的倾向,这种选择以及应对‘同化’的态度,对于统治者造成强烈威胁,也促使统治者频繁修正‘同化’方针。因为在‘一视同仁’和台湾人文明的进步—— 换言之,即台湾人接受‘同化’教育的积极程度——成正比例的政策逻辑设计之下,一旦台湾人在近代化方面有长足进步,却又无法享有适当的平等待遇,就会暴露出国体精神的欺瞒性,而对施政者带来沉重的压力。在此统治架构下,台湾人对于日本统治的抵抗就不仅限于‘汉贼不两立’式的拒绝‘同化’教育,反而积极地接受教育。”(第64页)
这种论述实际上是试图在关于日本殖民的“肯定论”与“反抗论”的二元对立之间寻找一种基于历史情境的互动模式,在这种历史情境中产生的“同化”当然就是“同床异梦”,即“以接受作为抵抗”的“机巧的抵抗方式”,其目标是达成现代化。作者引入关于国族主义形成途径的理论,指出在历史主义途径(血缘、历史、文化传统等)与现代主义途径(工业化、文明水平等)之间,台湾人的认同意识的重点显然在于如何将近代文明引导到台湾社会,“他们对统治者的抵抗论述和策略,基本上都是立足在近代化思维的基础上”(第480页)。但是,作者在结尾再三强调,指出这种历史景象并非用来为殖民者开脱罪责,而是“试图能够提出一套台湾人‘在场’的新历史解释框架——日治时期台湾的近代化成果,正是台湾人祖先在‘同化’统治的欺压下,付出心力和血泪,以巧妙、机灵且务实的方式抵抗统治者而得到的结果”(第491页)。更为吊诡的是,在台湾光复后,殖民帝国这张“床”没有了,同化之“梦”却反过来成为台湾本地人针对所谓的“二度殖民”的一种情感交流途径(第476页).二二八事件爆发的直接肇因虽然不是思想文化上的事件,但是思想文化上的“床”与“梦”的颠覆、断裂、扭曲却是深层的核心因素,作者深刻地论述了台湾人对近代文明的诉求被国民政府的政治功利化的“文化再构建”所中断的强烈不满。
可能是由于作者预设的论述重点在于“描述和分析历史意识的变化”,以及写作框架的设想等原因,某些重要议题似乎难以在前后相继的维度上论述清楚。这固然无需苛求,但过眼之处亦不妨提出。例如关于口述史研究,作者在下编“‘解严’之后的台湾史学”才由《戒严时期台北地区政治案件口述历史》而引出早在1959年就由中研院近史所正式开始的“口述历史访问计划”的工作,因此当读到1955年近史所成立这部分(41-42页)就难免有缺漏之憾。继而在“补编”亦未能继续衔接口述史研究的议题,故而无法运用该项目出版物中有价值的史料回应、补充前面各时期的相关论述。
比如“口述历史丛书”之八十四《郭廷以门生故旧忆往录》(陈仪深等访问,王景玲等记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2004年)收录了郭先生门生故旧的二十二篇访问纪录及六篇回忆录,从细处看,这些访录同时记述了五六十年代台湾史学界因门户歧见而导致的人事恩怨、借国际冷战氛围而产生的告密诬陷以及官僚政治干预学术等史实。诚如多位访谈者所言,近代史所自筹创之际便充满着各种或明或暗的忧患,其间郭廷以更是经受了不少冤屈和打击。
陈永发教授认为,“郭廷以先生的时代,最大的挑战是在一切要求政治正确的时代氛围中,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建立客观研究的学术声誉,同时禁受得起特务政治和检举文化的折腾,坚持一切以学术为重的信念”。(见该书“序”)也有访谈者谈到,“近史所成立之后,因为郭先生跟胡宗南的关系,与警备总部高层熟稔,所以在全台湾除了情治单位之外,我们可以说是学术界唯一能够有所谓‘匪书’藏书的特藏馆,连台大都没有,而且要专人管理,不得外借,只能在馆里看”(同上,286-287页)。又比如,赖泽涵因在美国做的博士论文中据史实评述广东的反蒋和1948年的总统选举,一度被国民党政府拒绝他回台任教,回来后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时候,连坐在他身边的人都会感到坐立不安。(402—404页)凡此种种,譬如镜像而发人感慨。王晓渔教授曾以“互为镜像”描述两种历史观(见其《历史教科书与国家主义》,《思想》第31辑,2016年),甚为传神。进而言之,视为互为镜像的历史与历史书写,恐亦恰切。
作者在书中念兹在兹的是台湾史学发展与台岛政治风云的关系,因而对1970年代(有保钓运动、“乡土文学论战”、“党外运动”等)有专章论述“政治变迁中的历史意识”(102-117页)。种种波澜,均关乎台湾学者历史意识的转变。这种转变的趋向除了表现在台湾史研究的蓬勃发展外,也促使了1980年代末以《新史学》为代表的中国史研究新突破。从思想史家的角度看史学史研究,当会更敏感于政治与历史书写之间的互为镜像的影响关系。
英国思想史家约翰·布罗认为,在希罗多德史学中显示出“西方史学与政治思想历久不衰的主题:自由对抗奴役,法律对抗暴君意志”(《历史的历史:史学家和他们的历史时代》,35页,黄煜文译,商周、城邦文化出版,2010年)。汤普森的名著《历史著作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5月)也不乏对史学研究与政治现实联系的深刻阐述,例如,对罗马奥古斯都时期突然出现的钳制历史写作自由的新现象,他以发利里阿斯的著作“说明早期罗马帝国时代的史学堕落到什么程度。历史变为缄默,甚至对重大的事情也不吭声,只知以阿谀奉承保护自身。……为了逃避检查甚至死亡,最安全的办法是根本不写罗马的历史,特别是关于内战和帝国早期的历史”(上卷,第一分册,115~116页)。这是对史学与现实政治关系的深刻认知。同样是针对罗马帝国时期的史学写作,更重要的是同样针对“阿谀奉承” 这个很有意味的说法,意大利史学家莫米利亚诺在《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冯洁音译,华东师大出版社,2009年)中以塔西陀的《编年史》为例,发现所有人都企图用阿谀奉承(adulatio)的态度来摆脱对帝国的恐怖情绪,而“专制的特征之一就是强迫人们在阿谀奉承和空洞的抗议之间,或者,用塔西陀的话来说,‘在鲁莽的执拗和卑鄙的奴颜卑膝中间’做出困难的选择”(158页)。其实,历史上有哪些帝国专制时代的史学家没有面临过这种困难选择呢?
校对:余承君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李公明,一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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