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植物学家钟扬：一个心怀家国的“善梦者”

53岁因车祸意外离世，复旦教授钟扬对后来者的影响，仍在日益彰显。“追梦者”，多位师友、学生回忆钟扬时，用了同一个称呼，指其心怀家国，锐意进取，是一个真正有梦想的人。中共上海市委追授钟扬同志“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钟扬是植物学家，16年间在西藏行路50万公里，采集了4000万颗种子，是师者，为西藏高等教育创造了许多个第一，还是一位科普者，参与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的筹建，承办近500块中英文图文的编写工作。

他太聪明，身边的人们反而忽视了集这么多头衔于一身是何等不寻常。直至他逝世后梳理其所作所为，身边人才回过神来，感慨“知道他做了很多事，没想到做了那么多事”，“干了人家三辈子做的事”。

怀念时，很多人援引钟扬生前说一句话：不是杰出者才做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的确如此，世界上有梦想的人很多，但是能够把种种梦想付诸实践，并追寻到底的人并不多。”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助理赵斌说。

善梦者

2001年，钟扬最初来到西藏，只是和同事学生一起野外考察，没有人想到，他此后16年的工作重点都没有离开这片土地，直至9月25日清晨的那场车祸，才戛然而止。

他是为种子而来。青藏高原是全国最大的生物“基因库”，有1000多种特有种子植物，但高寒艰险、环境恶劣，甚少植物学家涉足，也从来没人盘点过这个世界屋脊的生物“家底”。

“十年前，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种子资源库中，也没有西藏地区的植物种子。”作为植物学家，钟扬深知种子的重要性，于是自己投身于收集种子的漫长路上。

为了收集西藏巨柏的种子，钟扬和藏族博士生扎西次仁曾在雅鲁藏布江两岸，花了整整3年时间，给每一棵巨柏树进行登记，直到将世上仅存的3万多棵巨柏都登记在册。

扎西次仁回忆，钟扬血压高，身材又胖，刚到西藏时高原反应厉害，头晕、恶心、无力、腹泻。但钟扬从不抱怨，为装更多采样，出门只带两个面包、一袋榨菜、一瓶矿泉水。几乎天天如此。

学生耿宇鹏回忆，一次钟提出去阿里采样，学生们叫苦，那里太高，而且物种较少，辛苦一天也只能采几个样，不比藏东南，物种丰富，条件也更好，钟却说，“正是因为别人不愿去，我们必须去。”

工作日记《藏北的窗》中，钟扬曾有这样一段记录，足见住宿条件之艰辛：“半夜，一阵胸闷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急忙唤醒同屋的博士生老王，说‘开点窗吧’，他应声起床。黑暗中，却听‘哐当’一声巨响，一股寒风扑面而来——糟糕，老王把整面窗户从二楼推了下去……”

困难不仅于此，没有旅店，钟扬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突遇大雨冰雹就躲在山窝里，常常披星戴月赶路，峭壁上蜿蜒的盘山路，曾有巨石滚落砸中钟扬所乘的车......藏族同事给他起了个昵称——“钟大胆”，只要对研究有帮助，他就一往无前。

因为他本人的豁达，加之妙语连珠，幽默风趣，他的艰辛很多时候也许并不为旁人认知，但成就是公认的杰出。

他和团队采集的高原香柏已提取出抗癌成分，在雪域高原追踪数年，最终寻获了“植物界小白鼠”——拟南芥。另一边，他的努力下，西藏大学成功申请生态学硕士点、博士点，生态学科今年还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一流学科名单。

学生回忆，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时，钟扬高原反应严重时，常常一边插着氧气管，一边连夜修改研究报告。2003年，申报终于成功，成为西藏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消息传来，整个大学都沸腾了。

不计功利

钟扬逝世后，曾有学生在网上直言，他“做到这个成绩了，已经可以坐在办公室里，指导着手下一批人干活了”。现实中，他却偏偏是“身居高位，依旧愿意去吃最苦的苦”。

曾经的同事、中科大校长包信和评价，钟扬是一个特别纯洁和高尚的人，胸怀坦荡，为了理想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勇往直前。

1997年，34岁的钟扬升任中科院武汉研究所副所长，跻身副局级干部序列，但仅仅三年之后，他就陈家宽教授邀请下，加盟复旦做了名普通教授。

杨斌回忆，钟扬当初之所以选择复旦，也是因为复旦信任教授，几乎没有急功近利的考核，给予充分自由的发挥空间，“他喜欢着这种充满着人文情怀的文化土壤。”

“他做的很多工作，很难量化。”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楚永全看来，无论是去西藏收集种子，还是在上海海边种植红树林，钟扬都是出于理想，而非私心，“不计眼前的功利。”

他回忆，钟扬担任复旦研究生院院长时，从没有为自己的学科，为自己的学院争取过任何特殊资源。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综合办副主任包晓明也回忆，钟扬会认真修改别人的文章，但给他写的报奖材料，却从来没有修改过。一次评选活动，钟扬在初选名单，她在路上撞见钟扬提起，钟扬也是手一挥，笑笑走过去了。

“只要国家需要、人类需要，再艰苦的科研也要去做”、“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钟扬生前留下的话中，散落着许多与国家、人类命运有关的句子。他并不提起个人。

在繁重的科研、管理工作之余，钟扬还始终致力于科普工作。他参与了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的筹建，作为学术委员会成员义务服务了17年。

上海科技馆的分馆——上海自然博物馆建设期间，需要寻找一个团队承担全馆图文写作，先后联系的几家高校都因项目难度太大婉拒。

负责人鲍其泂找到了钟扬，原本只盼着他能帮忙牵线或引荐，没想到钟扬二话不说就接下了这个要求高但回报少、时间紧却周期长的“烫手山芋”。他如此投入，上海科技馆的工作人员总互相调侃，有困难就找钟老师。

除了办公益科普讲座，钟扬的实验室也一直对中小学生开放，曾有人问，“你堂堂一个大教授，干嘛花这么多时间来给小朋友科普？”

钟扬回答说，“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是要从小培养的，现在让他们多一点兴趣，说不定今后就多出几个科学家。”

凌晨三点的闹钟

看起来不知疲倦的钟扬，始终在和时间赛跑。

在办公室的日子里，他总是工作到半夜，大门早已用铁链拴上，身高1米8、近100公斤的钟扬，常常跨过链条、再吸肚子，一点点从狭窄的缝隙中挤出去。后来在研究生院，索性为他单辟了门禁。

“他对时间的分配真正是做到了见缝插针。”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原党委书记叶敬仲对钟扬的勤奋也记忆深刻。他回忆，在办公室，钟扬列了小条子，每件事情都记录在案，完成一项拿掉一个，完成一项拿掉一个。

同事回忆，为了节省时间，钟扬每次出差都选择最早班飞机，只为上午到达后就能立即开始工作，为此多次深夜睡在机场。最多的一年，钟扬坐了超过170次的飞机，有时密集到一周10趟。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硕士生边珍曾跟随钟扬前往墨脱采样。她回忆，当时团队住得简陋，床是木板搭起来的，房间隔音不好，睡时已经凌晨一点半左右，但凌晨四点半时，她就听到了钟扬敲键盘的声音。

“他休息时间非常非常少，他有一句话，说老师有多勤快学生就有多勤，”叶敬仲说，“我相信他一天也就是最多睡个四五个小时，人家休息娱乐的时间他全部用在工作上。”

2015年，钟扬突发脑溢血，博士生徐翌钦曾和同学自发前往病房陪护。钟扬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的第一天，徐翌钦陪在一旁，在凌晨三点听到了手机闹钟响了。第二天他问了才知道，这竟是平日里，钟扬提醒自己睡觉的闹钟。

“我很累，希望能快快休息一下，不要再过每天睡眠3小时的日子。”钟扬自己后来回忆突发脑溢血那个危急时刻，曾少见的显露出了脆弱的一面。但在住院10多天后，他又重新投入工作，当时他仍“半身不遂”，甚至都打不开午餐盒。

“他真的是在博命、玩命。”钟扬妻子张晓艳说，这些年钟扬身体透支，心率已经低到临界点，自己和家人一直劝他不要那么拼命，“他说这个事情，总要有人做。”

“我说你能不能筛选一下，他说哪一个不重要。”张晓艳说，大病过后，钟扬变得更有紧迫感，“他老是讲，再给我十年，我们大家都在劝他，应该多休息，但是他觉得，好像更加紧迫。”

先锋者

钟扬最终没有等来又一个十年。2017年9月25日清晨5点多，在为民族地区干部授课的出差途中，他遭遇车祸，生命定格在了53岁。

楚永全回忆，就在24日晚上的12时，钟扬还在和他联系，约定26日给院系党支部上党课，讲如何学习黄大年同志的先进事迹。

去世前不久，钟扬还到西藏墨脱最偏远的背崩乡上钞希望小学，为那里160多名门巴族学生做科普讲座。讲座后，钟扬看到学校破败的情况，当即想要捐出10万块钱，校长拒绝了，但是邀请钟扬常来，“带来科学的火种”，钟扬当时毫不犹豫答应，如今也无法践诺。

钟扬还曾想给每一个民族都培养博士生，想为上海海边增添一片绵延不断的森林，宏愿亦不能再亲自实现。而和妻子约定15岁以后自己来管儿子，也要永远失约了。就在今年9月9日，他们的双胞胎儿子刚过完15岁生日。

钟扬去世后，张晓艳的脑海中就常常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回忆起曾经的往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俩人一起分到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刚开始合作的一个项目关于荷花品种数量，需要大量观察、记录，起初理工科出生的钟扬只做数字分析，是在她的影响下，也开始每天早起去观察荷花的开放。

一步步成长为知名植物学家，钟扬对生命的理解也日益加深。几年前，他写了一篇名为《生命的高度》的小文，从生物中的成功者讲起，末段笔锋一转，谈到对自己的启示。

“然而，生命的高度绝不只是一种形式。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的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乃至物种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他写道。

钟扬去世后，一些同事上门探望才发现，他家里竟一直是上个世纪的老旧陈设，简陋的家具，老式的电视机。工作人员整理遗物时，在陪他跋山涉水的一条廉价牛仔裤上发现了破洞，不禁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