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公祭日｜用日方材料反驳日本的南京大屠杀虚构派

2017年是南京大屠杀同胞遇难80周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撰写的《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评》恰逢其时出版，并于12月11日下午，在上海交大举行了新书发布座谈会。

新书座谈会现场

据介绍，该书是学界首部日本南京大屠杀虚构派批判著作，程兆奇大量运用日本军方原始资料，从十几个方面全面批驳虚构派观点。

日本书店里虚构派书籍已占据主流

根据研究南京大屠杀的立场，学术界将能够客观、公正地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成员称为“肯定派”或“大屠杀派”， 将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的成员称作“虚构派”(或“虚幻派”)。

2001年，日本《诸君！》月刊邀请了日本南京大屠杀各派23位代表人物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涉及人数、时间起止、屠杀定义、松井石根责任、“百人斩”存在与否、《拉贝日记》的评价、南京大屠杀性质评价等17个问题。

其中关于被日本军屠杀（非法杀害）的中国人数一题，只有7人选择了十万人以上的选项，近半数的人认为“无限地接近于零”“没有被屠杀（不法杀害者）”——这就是日本南京大屠杀虚构派诸观点的集中体现。

日本从东京审判开始就存在对南京大屠杀的巨大争议。但是进入1970年代以后，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浪潮一波强于一波。程兆奇于1990年代再去日本时发现，书店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著作已经大大多过了肯定或者中立的著作。

“九十年代以后，日本主要虚构派都把著作翻成英文，免费向欧美特别是美国赠送，赠送给政界要人、学界的主要学者。所以在西方他们也感觉到南京大屠杀至少是面目不清的。像富士信夫说南京一个人都没有被屠杀或不法杀害，都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了。”在发布座谈会上，程兆奇谈到研究初衷时这样说。

他感到中国学界如果再不认真应对将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因此在2002年南京大屠杀65周年之际撰写并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时隔15年后出版的这部同名专著，并不是简单的旧版重印，而是作了近百分之七十增删的新编。

事实不会说话，得靠学者呈现

事实胜于雄辩，但在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看来，历史事实过去就过去了，事实是不会说话的，而是得靠学者把事实呈现出来。

“虚构派说我们有些照片是伪造的。我们说你们乱讲，是真实的，这起不了作用。程兆奇的贡献就是证明了为什么是真的。比如他们说照片里日军没穿军服，不存在这种情况，程兆奇就用他们的资料告诉他们确实是不穿军服的情况。” 他认为，程兆奇此书最大的价值，在于用大量日本一手材料来反驳日本虚构派，有针对性地讲清楚了事实，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日本一直觉得南京大屠杀中，中国方面的记忆，甚至西方的记忆，都是敌国和助敌之国的宣传，不具有客观现实。所以我就要釜底抽薪，就找日本的材料，尤其是日军留下、日本主流社会也会肯定，或者至少不否定的材料来证明他们的问题。”所以在经过1990年代在日本的收集之后，此后再出的新书，程兆奇是出一本买一本，“日本相关学者也还没人这么做。”

在这个原则指导下，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席向隆万评价该书对虚构派的反驳是“弹无虚发”。他以松井石根为例说，日本人总说松井很冤枉，因为东京审判针对的是反和平罪，但松井并没有参与策划战争，只是被动执行而已。

“但是程兆奇用松井自己的日记告诉日本虚构派，松井先后在1937年8月16日到18日里，遍访包括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内的军政首脑，推销自己‘一举覆灭南京政府’‘应在短时间内攻占南京’的主张。但是关键人物的不明朗态度，让松井感到‘深感遗憾’，直到决定打了，他才满意。”向隆万认为，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松井并不是被动执行人，“他就是一个策划者”。

新书改变了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轨迹

中国学者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自然而然地会带有民族情感，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姚大力看来，程兆奇此书很好地兼顾了民族情感和专业素养，从现实的问题意识出发，而以严谨的学术态度落笔，为南京大屠杀研究带来了两个方向上的转变。

“我觉得程兆奇老师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在两个方面改变了原来的研究轨迹。第一方面就是把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从求证南京大屠杀中牺牲人数问题，转变到证实南京大屠杀确实存在这一问题上来。”姚大力认为，证实大屠杀存在是基础也是根本，但是过去我们的注意力全都被转移到遇难人数问题上去了。

另外一个重要的研究轨迹变化是从受害方的史料转到了一个加害方的史料。姚大力认为，两方面的史料都很重要，但从学术上来讲，加害方的史料显然更加有力。

“所以说程兆奇老师对南京大屠杀有很重要的贡献，就是这两个很重要的转向。”实际上，一开始姚大力有些担心这种研究路径不太可能被中国学术界接受，“甚至可能会受到批判，但是事实证明，他这样两个转向，尤其是前一个是能够受到中国学术界的接受的。”

牢记历史但不是牢记仇恨

裘寿一是我国著名法学家裘劭恒的儿子，当年他的父亲就是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代表团秘书、检查组助理检查官，参与南京大屠杀案证据的搜集。看到新书出版，作为特邀嘉宾的裘寿一百感交集。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我去看过很多次，每次看我都颤抖。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生活在蜜糖里，我觉得我们这代人之后，年轻人真的越来越不清楚这些历史对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意味着什么了。”当他看到有年轻人穿着侵华日军军装在四行仓库门口拍照时，裘寿一既痛心又困惑，“这难道是旅游吗？这种事在德国可能发生吗？绝对不可能。这段历史绝对不能忘，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程兆奇则看到，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民间学者层面，都在往“牢记历史，珍爱和平”的方向发展。“在学者的推动下，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将在13号重新布展开放。这可以说是最大的一次调整，就是为了突出和平。”

他还特别提到，相比于日本方面的历史态度，长期以来对国人的历史观产生更大影响的其实是“抗日神剧”，“把中国人的血泪，或者说艰辛取得的胜利，游戏化、娱乐化，像‘手撕鬼子’之类的。”所以在他看来，以国家的名义公祭遇难同胞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