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田国强：全面深化改革中上海应“有能有为有效有爱”

12月11日至12日上午，中共上海市委举行学习讨论会。在此次会上作辅导报告的有王新奎、周其仁、田国强、王战、周振华、张军等学者专家。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在会上做了题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势、任务与上海的定位》的辅导报告。

12月12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了田国强，他表示，上海应该而且完全有能力走在全面深化改革前列，其关键和重点是要在提升经济包容性、政府执行力和社会自治理方面形成一些基本成型的、可以复制的经验与模式，形成具有区域或全局意义的改革成果和改革效应。

澎湃新闻：在这次讨论会上你主要谈了什么问题？

田国强：我主要谈了三方面问题，一是谈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势，也就是谈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二是谈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三是谈上海的定位或应对。

澎湃新闻：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田国强：之所以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现实中诸多表象问题都与这个矛盾息息相关。

为此，需要弄清楚两个基本问题： 第一，是什么原导致了过去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从而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第二，如何才能有效应对和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主要矛盾，实现十九大提出的愿景目标？

澎湃新闻：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过去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从而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呢？

田国强：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过去、传统的发展模式是一种政府过度有为的强政府、弱市场、小社会的治理模式。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及和谐社会相比还有较大的距离，政府不仅在资源配置还在其他许多方面仍然居主导地位，大量越位和错位，限制和压制了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而在维护市场秩序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大量缺位，在许多方面导致了人为和自身两种性质不同的市场失灵及众多社会治理问题。

澎湃新闻：过去的这种发展方式会带来哪些问题？

田国强：传统、过去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所带来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导致了经济、社会和政府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经济层面的不平衡不充分其表现是低质量发展，且不具有可持续性，导致近些年来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第二，社会层面的不平衡不充分其表现是民生资源分配不均衡、社会失衡失序；第三，政府层面的不平衡不充分表现为过位缺位现象突出。

澎湃新闻：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应对和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主要矛盾呢？

田国强：其答案就是全面深化消除制度性障碍的改革。平衡充分的良性经济社会发展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核心手段，而良性发展需要新的发展理念，这就是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关键是十九大提出的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可以此推动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形成有效的社会规范和治理及良好社会秩序。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都有哪些？

田国强：深层次制度改革有三大重点目标任务：一是形成具有包容性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二是提升国家强制力和政府执行力；三是建立良好的社会规范和秩序及和谐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

面向今后一个时期，中国要建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的现代经济体系，推进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变，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政府要有执行力，需要以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五位一体的综合改革方式进行治理，建立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刚柔相济的有限政府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澎湃新闻：“有能、有为、有效、有爱”具体指什么？

田国强：有能主要是讲政府执行力的问题，有为就是政府在应该作为的地方不缺位，有效是政府行政的效能和效率的问题，这三个主要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以促进有效市场形成为导向，有爱则是讲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澎湃新闻：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上海的位置应该是什么？

田国强：上海应该在全面深化改革及其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率先取得制度创新上的突破，其关键和重点是要形成一些基本成型的、可以复制的经验与模式，形成具有区域或全局意义的改革成果和改革效应。

澎湃新闻：具体来说你提出了哪些建议呢？

田国强：第一，上海应该在提升经济包容性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让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活起来和发展起来；第二，上海应该在加强社会自治理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第三，上海应该在提升政府执行力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澎湃新闻：第一点可以详细讲讲吗？上海为什么需要提升经济包容性？

田国强：提升经济包容性是上海经济发展驱动转型的需要。上海早已过了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效率驱动在很大程度上已成型。创新主要靠谁，靠民营企业，靠企业家精神。

中国新四大发明中，除了高铁之外，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都是民营企业的创新成果。与浙江、广东等相比，上海企业家群体的整体显示度、行业号召力、国内影响力都已不可比。为什么会这样？这恐怕与上海民企弱的整体格局有关。从民营经济税收贡献率来看，全国平均是超过50%，江苏、浙江是60%左右，而上海只有30%多。

要让市场有效，政府的定位至关重要，要逐步有序地从发展型全能政府转向服务型有限政府。上海地方小，政府治理力量相对单位面积而言比江浙要强，很容易形成强政府、弱市场、小社会。如果能转变观念，则服务会更强，政府该做的事情也能做得更好。反之，则很容易管死，遏制创新。

我的看法是，应该向中央建议，由上海牵头，建立长三角统一大市场，促进资本相对自由流动和区内民企全国总部的落户上海。上海商务成本高，创业型企业很难生存。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上海教育医疗文化等综合配套好，国际影响大，江浙有些成长到一定规模的企业想把总部搬到上海，但由于行政区域的限制，当地干预不放。同时，上海也要在综合税负、人才公寓等方面想方设法降低企业负担也很重要。

同时，上海应利用要素市场齐全的优势在推动国有企业走公众公司道路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做出更大胆的尝试，继续引领全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潮流。

澎湃新闻：在城市治理方面你对上海的建议是？

田国强：在城市治理这方面，上海要朝着法治化、智能化、精细化的路子上走。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来解决城市社会治理顽疾，善于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手段来提高城市社会治理水平，善于用更精细的制度设计与执行来破解街道、社区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上海已经率先做出了许多实践探索，对于其中的一些好的做法建议与自贸区一样，也向全市和全国辐射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