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情境下的阿拉巴马州国会参议员特别选举

因现任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2017年1月进入特朗普政府担任司法部长，阿拉巴马州需要举行一次特别选举，选出本州在国会的正式代表，完成剩下的三年任期（在选举进行之前，由州长任命的路德·斯特兰奇[Luther Strange]暂时担任该职）。

在12月12日刚刚结束的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前检察官道格拉斯·琼斯（Gordon Douglas Jones）以1.5%的优势（49.9%对48.4%，差距约为2万1千余张选票）击败共和党候选人、前法官罗伊·摩尔（Roy Moore）。该结果对阿拉巴马乃至整个美国都有重大影响。以下笔者基于历史情境，分析本次特别选举的意义。

民权运动之州的抗争

看过电影《阿甘正传》（Forrest Gump）与《塞尔玛游行》（Selma）的读者，想必对阿拉巴马州的种族歧视与民权抗争历史略知一二。

该州作为老南方的一员，参与了1861至1865年的叛乱（即美国内战，但近来不少历史学家呼吁重拾“叛乱”的指称，认为它更能反映出这场战争的实质），而自1895年起延用至今的州旗也似乎是在向当时的南部邦联战旗致敬。此外，1960至1980年代间三次担任该州州长（共计十六年）的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也坚决捍卫种族隔离制度，曾挡在阿拉巴马大学礼堂门口，试图阻扰非裔美国学生进校就读，并以第三党候选人身份参与1968年美国总统大选，在南部五州（佐治亚、阿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阿肯色）成功胜选。

与此同时，阿拉巴马也见证了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1929—1968）发起和领导的1955年抵制蒙哥马利巴士运动（Montgomery Bus Boycott，因一名非裔美国妇女在公交车上拒绝为白人让座，继而被捕而引发）、1963年伯明翰游行（抗议该市的种族隔离制度，在此次游行中警察用狼狗与高压水枪对付非裔青少年游行者的照片震撼了美国）和1965年塞尔玛游行（从塞尔玛出发，直至蒙哥马利，全程约87公里，为的是抗议对黑人选举权的剥夺）都发生在该州。此外，琼斯作为阿拉巴马州北区（Northern District of Alabama）联邦检察官，曾于2000年成功起诉两名参与制造1963年伯明翰教堂爆炸案（四名黑人女孩在此事中遇害）的3K党成员。

女性权利的觉醒

对美国女性权利支持者而言，他们近两年的经历如坐过山车般起起落落。

2016年大选期间，美国诞生了第一位获得主要政党提名的女性总统候选人，却也把一位在私下里大谈猥亵女性手法，事实上也面临十几位女性指控的人选为总统，这令女性权利支持者失望至极。但他们很快重整旗鼓，于新总统就职典礼的第二天在首都华盛顿及全国各地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女性游行。此外，越来越多曾遭到性侵和性骚扰的女性选择站出来指控施暴者，掀起了“我也是受害者”（Me Too）运动，这促成了包括福克斯新闻主播比尔·奥莱利（Bill O’Reilly）、好莱坞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stein）和美国国家体操队队医拉里·纳萨尔（Larry Nassar）在内的诸多大佬的落马。《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将这些打破沉默者（silence breaker）评选为2017年年度人物。

女性权利的觉醒之风也刮至美国政界。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资深国会众议员约翰·科尼尔斯（John Conyers，自1965年起连选连任至今）和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国会参议员艾尔·弗兰肯（Al Franken）先后受到多名女性指控。他们在国会的民主党同僚起先表示此事应留待两院的道德委员会（ethics committee）调查结果出来后再作处置，但随着提出指控的女性数量越来越多，开始有民主党议员要求两人辞职。面对着来自大多数民主党同僚的压力，两人先后辞去了在国会的职务。

通过这一事件，民主党阐明了自身对性侵“零容忍”的态度，以期彻底摆脱比尔·克林顿性丑闻对本党的负面影响，并借机向共和党施压。《华盛顿邮报》于11月9日披露，1947年出生的摩尔在三十多岁时曾追求数位未成年女性，并对她们动手动脚，此举严重违反美国各州保护未成年人的相关法律。多位共和党政客谴责摩尔，呼吁他退出选举，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也中止了对摩尔竞选活动的资金支持。可此事风头一过，不少共和党政客开始搪塞，表示最终决定权在阿拉巴马人民手中，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也恢复了与摩尔竞选团队的合作。这与2016年共和党对特朗普的态度如出一辙。

在女性权利支持者为民主党击节叫好的同时，质疑与反对之声也不断涌现。批评者认为，除去弗兰肯一张袭胸的不雅照及摩尔送给女生的毕业祝福卡片外，受害者的证词是提出这些指控的主要依据，一味相信指控者未免太过草率，并且违反了宪法修正案中关于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的规定。从这点出发，他们将民主党此举比作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猎巫运动（witch hunt）或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

阿拉巴马的身份意识之辩

依美国宪法规定，各州不论大小在国会参议院可有两名代表，他们不仅代表着本州利益，也向外界传达着本州的身份意识与主流选民的价值取向。阿拉巴马有着广袤的乡村地区，宗教氛围浓厚，拥护持枪权。摩尔不遗余力地强调自身的宗教信仰，曾在阿拉巴马州司法大楼圆形大厅内树立一块“十戒”（Ten Commandments）纪念碑。他还攻击同性恋，反对堕胎，甚至在一次集会时展示自己的手枪，并骑马前往投票站投票，这些行为都是为了争取宗教保守团体的支持。凭借着这一策略，他在共和党党内初选中击败了临时参议员斯特兰奇。外界也普遍认为，琼斯在堕胎问题上的主张堕胎合法将成为他的软肋。

当地的民主党支持者与同情者则不断呼吁本州人民向外界展示一个变化的阿拉巴马。鲜为人知的是，该州有着蓬勃发展的汽车工业（本田、丰田、奔驰和现代都在此设厂）和不错的州立大学，由此诞生的熟练工人、白领阶层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是民主党重点争取的对象，他们中有多少人由共和党倒向民主党在一定程度上将决定琼斯的成败。此外，一位在摩尔集会外举着女儿照片，抗议他在同性恋问题上观点的父亲也令人动容。他以种植花生为业，曾深信传统基督教对同性恋的谴责，在发现自己的女儿是同性恋后对她有所责难，她最终选择自杀，这件事对他触动极大。面对记者的镜头，他说“我们不需要这样一个（称同性恋是变态的）人在华盛顿代表我们”。

除阿拉巴马的人口构成和经济结构外，前述两方面历史与近事也影响着本次特别选举中关于该州身份意识的辩论。一位非裔美国人问：“美国上一次伟大是何时？”摩尔答道：“我认为当家庭凝聚在一起时，美国是伟大的，尽管当时我们有奴隶制。”而在2011年一次广播节目中，摩尔还曾表示，如果废除宪法前十条之后的修正案——其中包括第14条宪法修正案（给予前奴隶以公民权和法律上的平等保护）——将消除许多问题。对历史问题如此漠视自然激起了民权组织的愤怒，人权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于是投入大量资源，确保有足够数量的志愿者在当地发动黑人出来投票。

此外，摩尔坚决否认《华盛顿邮报》的指控，称这完全是自由派的阴谋。前特朗普军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在为他助选时也强调：“没有人该到阿拉巴马来（指手划脚），告诉当地人该做什么。我是弗吉尼亚人，弗吉尼亚人最不可能做的事就是告诉阿拉巴马人该做什么。”他们意在通过此类言论，制造出一种“我们（南方）对抗北方”的氛围，进而冲淡性侵指控对摩尔选举的影响。

琼斯则在推特上针锋相对，称“我们不需要一个像史蒂夫·班农这样的外来煽动者在阿拉巴马指手划脚”（We don’t need an outside agitator like Steve Bannon carpetbagging in Alabama，其中carpetbag由carpetbagger一词演化而来，后者原指美国内战后从北方来到南方建立政治影响的北方人）。为琼斯助选的前篮球运动员查尔斯·巴克利（Charles Barkley，土生土长的阿拉巴马人）也在政治集会上表示，摩尔绝对不应该还留在选举中，“我爱阿拉巴马。我们必须在某个时刻厘清界限，表明我们不是一群笨蛋”。

民主党不必沾沾自喜

对出口民调与计票结果的综合分析显示，民主党较好地贯彻了既定战略。非裔美国人选票约占总投票数的30%，这一数字不仅高于一般的中期选举和特别选举（通常情况下，民众对此类选举的热情较低）数据，甚至超过奥巴马担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两次大选数据（分别为29%和28%）。此外，与2016年总统大选时相比，塔斯卡卢萨（Tuscaloosa）和李（Lee）等拥有大学校区和大城市郊区的郡也由共和党倒向民主党。即便是在不少继续支持共和党的郡，摩尔的得票率也低于去年特朗普的数字。

以上几方面因素相叠加，使琼斯得以最终胜出，成为1997年以来第一位来自阿拉巴马州的民主党参议员。

然而，笔者认为，这次特别选举的结果有其特殊性，并不能成为民主党沾沾自喜的理由。

首先，琼斯在竞选期间并未特别针对非裔美国人群体进行拉票，不少非裔美国人都表示他们被民主党忽略了，只是出于对摩尔的反对而投票支持琼斯。如何以正面信息吸引非裔美国人选民，而不是将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本党支持者，是民主党继续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部分共和党人的表态对选举结果也造成了一定影响。在民主党国会众议员的追问下，塞申斯表示：“我没有理由怀疑那些（指控摩尔的）年轻女性。”作为长期代表阿拉巴马州的国会参议员，塞申斯的话在该州选民中还是具有一定份量的（他在该州的影响力之大，以至于他在2014年竞选连任时，没有民主党人愿意出来与之竞争）。另一名阿拉巴马州国会参议员理查德·谢尔比（Richard Shelby）也声明：“我无法投票给罗伊·摩尔。阿拉巴马州值得拥有更好的代表。”

最终计票结果显示，有两万多选民选择在选票上写上其他候选人的名字（write in），这一数字大于两人的选票差。民主党不能指望这种超越党派之见的精神在事关国会控制权的2018年中期选举中继续存在（本次特别选举过后，民主党和独立党人在参议院中占49席，仍居少数地位）。

再者，此次特别选举再次暴露出民主党在州层面权力缺失的现实。虽然计票结果已经出炉，但共和党州务卿表示还应等待清点军人选票和写有其他候选人名字选票的结果，不排除双方差距缩小至0.5%以内，进而触发州法律规定的强制重新计票。这不禁令人想起2000年总统大选和2002年阿拉巴马州长选举的往事（前一项事件早已家喻户晓；后一桩公案里，鲍德温郡[Baldwin]在民主党监票员不在场的情况下，以电脑故障为由重新计票，变更了6000多张选票结果，致使民主党候选人由胜转败）。有这一因素作后盾，摩尔至今还不肯认输。

而在确认选举结果之外，州政府还有权根据新的联邦人口普查结果重新划分选区，制订选民资格要求，决定投票机器及车管所（该机构负责驾照的考核与颁发；驾照是美国人重要的身份证件，可用于在投票时证明自己的身份）的分布和数量，这些都使在野的民主党处于不利位置。因此，民主党还应着眼于从基层做起，增进与选民间的联系，进而扭转本党在地方政府中的无权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