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胡成：“宁静和自由”是现代大学的核心价值

【编者按】马克思·韦伯将学术视为“一场疯狂的冒险”，对于学者而言，学术制度和学术环境至关重要，可能会对学术研究产生深远影响。近日，《学者的本分：传统士人、近代变革及学术制度》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系胡成教授。该书分为“传统士人”、“近代变革”、 “学术制度”三个主题，核心问题为试图讨论如何构建一个更好的学术外部、内部环境，“让那些将要毅然步入这一‘疯狂的冒险’之年轻学人，能有稍多一点的从容不迫和气定神闲”。澎湃新闻对胡成教授进行了专访，谈及“宁静和自由”、中国的学术环境、匿名评审制度等。

胡成教授

澎湃新闻：您希望本书能够“反思如何维系现代大学的宁静和自由，如何能让学人有更多从容和淡定，并尽最大可能减少将学术生涯视为‘一场鲁莽赌博’的紧张和焦虑”。您认为现代大学“宁静和自由”的典范是在什么时代？您最推崇哪所大学或者哪位学者的理念？

胡成：“宁静和自由”是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当年创办德国现代大学时的崇高理想，此后，这一理想几乎被世界上所有高水平大学所秉承。尽管“宁静和自由”的内涵十分丰富，但可简单概括为一句话：大学不仅应当远离尘世喧嚣，且还要最大程度地摆脱外在权势的干扰，以使教授和学生们能够不受任何限制地探索和传播真理。

威廉·冯·洪堡

至于当下哪所大学是我心目中“宁静和自由”的典范，或许可以用1929-1950年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也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位教育家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1899-1977）的话来表达：按照他的标准，“美国没有完美的大学”。哈钦斯说这番话的时间是在1950年，此时世界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心已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自1907年出现了美国首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之后，至2016年已有91位校友或在该校工作过的学者获得了诺贝尔奖，名列世界之首。芝加哥大学的发展，至今还被誉为美国大学发展的一个神话，是美国历史上最能够代表其时代精神的重要事件之一。

然而，哈钦斯之所以不自诩芝加哥大学为“完美的大学”，是因为他认为由人组成的机构同人类本身一样，总是达不到理想境界。哈钦斯强调：除非我们知道怎样的大学才算是完美，否则就不可能有完美的大学。他寻求理想的定义，将洪堡所说的“宁静和自由”作为衡量大学的标准，由此“便可以判断是否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

芝加哥大学是1890年由当时世界首富、石油大亨洛克菲勒资助的。那时它只是一所濒临倒闭的浸礼会（Baptist Churches）的地方学校，洛克菲勒聘请时年35岁的耶鲁大学神学教授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1856-1906）负责筹办，不久又任命其为校长。有趣的是，洛克菲勒只想在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时候捐资芝大，哈珀却逼着他不停地掏腰包，曾让这位被认为是那个时代世界上最慷慨的慈善家苦不堪言，唯恐避之不及。

哈珀的雄心壮志是在极短时间内建成“一所可以和东部的哈佛和耶鲁媲美的大学”，他花大价钱引进了著名教授和研究生，还建起数幢巍峨壮丽的教学和实验室大楼。在尚未正式招生运作之前的1899年7月30日，董事会制定的首要准则是：“芝加哥大学自建校之际起，始终把在所有学科中贯彻言论自由作为首要原则，校长、董事会的态度及校长和教授的行动都已表明了这点。无论是当前还是将来，这一原则都不容置疑。”由此表明，仅用钱是砸不出一所世界高水平大学的。有钱可以去让人追求真理、探求真理，却不能让人尊重真理和敬畏真理。

澎湃新闻：历史上，中国的“士”与“知识分子”都有着强烈的参政议政的意识。逮至近代，像“二十年不问政治”的胡适等人最终也无法摆脱这一传统，西方学者也有类似的政治情怀。这其中有怎样的因素？他们参政议政对历史的演进带来哪些影响？

胡成：中国历史上的“士”以及“知识分子”、“学者”，这三个概念并不相同。如果仅就参政议政来说，中国历史上的“士”矢志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胸怀”，相对于后两者可以说是更加责无旁贷、义无反顾。这就有点像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对皇室的制约，士除少数通过科举而成了官僚之外，大多只是在野而作为一种制约专制皇权的文化批判力量。如果说历史的魅力在于开掘历史的真精神，那么就应当对他们参政议政时的坚贞气节浓墨重彩。如孟子所言：“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士”，“知识分子”、“学者”作为专业化的知识、文化群体，参政议政确有“诸多不得已”，而非其责任、使命之所在。他们的参政议政，尤其对“知识分子”来说，多是在被认为人类的公平、正义、理性和真理等基本价值遭到践踏的黑暗时刻。这一人群的词源是intellectual，最初在俄国，后在法国德雷福斯事件中被人提出，是专指那些愤世嫉俗、口无遮拦，对当下威权政治持激进批判立场的作家、记者、艺人及教师等知识人。这里不必更多提及的，是在此后中外历史上，太多被誉为“社会良心”的杰出人士，杜鹃啼血、精卫填海，舍生取义地替弱者争取权益的悲怆故事。

我在书中谈及的“学者”又与“知识分子”有所不同。“学者”中的自然科学研究者本该对灿烂星空锲而不舍、专心致志。就像在电学方面有诸多发现和发明、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的富兰克林，当年毅然决然地投身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事业之中。这让曾发现氧气的英国化学家，也是其最好朋友的普里斯特利（J.Joseph Priestley,1733-1804)在后来出版的《几种气体的实验和观察》一书中，不无感叹地写道：在政治方面最伟大的成功，也很难超越特定国家及特定时代；而科学方面的一次成功探索，是可以对全人类及每个时代都做出贡献的。普里斯特利的悲哀是：“我很遗憾，如此多变的政治世界，居然会把伟大的富兰克林从绝不会改变或失败的自然界中夺走。”

人文学科的研究者面对人和社会，乃至国家和文明，很多人胸怀救世济民之心，自然希望通过现实政治澄清天下。然而纵观历史，最伟大人文著述之所以能够横空出世，多是在“参政议政”而惨遭碰壁之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谈及有门徒问苏格拉底，理想中的国家是否能够成为现实？得到的回复是那只能作为心灵天堂的原型，在现实世界中可能永远难以付诸实施。年轻气盛的柏拉图偏偏忘了老师的这一教诲，三次远赴现意大利的西拉库斯（Syracuse），以求在政治统治者的支持下，建立理想国而展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柏拉图在西拉库斯的遭遇实在过于凄惨，他被统治者敷衍、驱逐，有一次甚至还被卖作奴隶，如果没有朋友的及时赎回，这位宽额头的伟大哲学家不知会葬身何处。回到雅典城外西北角的阿卡德米（Akademy），七十岁的柏拉图方才聚精会神于著述，留下了一系列重要著作。此前中国的孔子不也遭逢了同样命运？中年的孔子游说于鲁卫陈蔡之间，且“累累如丧家之犬”，晚年心灰意冷地返回曲阜，矢志于著述讲学而回到了一个“宁静和自由”的生存状态。

柏拉图的阿卡德米学院

如果说“天不生仲尼，如万古之长夜”，那么当下中国文化最缺的是什么？中国有数千年灿烂文化，现又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品味、格调、情趣乃至时尚来看，我们可能不会输于欧美太多；然就精深学术而言，实在是羞于开口、乏善可陈。这里且不论迄今为止所有自然科学中的定理、法则、规律，没有一个是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就连与中国文化和社会最密切相连的人文学科，目前通行的几乎所有概念、方法和体系，都来自西方（日本）而没有本土原创。究其原因，自然有很多方面。就“宁静和自由”而言，那么或可以反思近百年来中国学者太容易被现实政治所左右。

具体说来，今天仍被大力推崇的“科学救国”、“教育救国”，虽在那个危机四起的年代有一定历史合理性，但那毕竟是一种现实功利主义的索求。仅为了眼前实用目的，尽管焚膏继晷，孜孜矻矻，却只求立竿见影，注定难以做出最具原创性的学术贡献。这就像一位家长以考不上大学、长大后找不到工作，敦促孩子刻苦学习那样，可以预见这样的孩子将来不会有多少成就。因为这势必会压制孩子对世界与生俱来的好奇心，还可能扼杀其今后深入探索知识的内在动力。说到底，精深学术是一种为知识而知识，或者说纯粹满足于个人兴趣和好奇心的“无用”之学。只有“尽脱俗谛之桎梏”，精深学术方可能灵气蕴之于内，英华发之于外。莫之为而为之，莫之致而致之。

1904年，王国维撰《教育杂感》一文，称当下中国“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文学家”。在他看来，政治家只能给国民一时之物质利益，而文学家则能提供永久之精神利益。就如古今以来所有文学大著述，只要存在一日，“则其遗泽且及于千百世而未沫”。王国维在谈及中国是否有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的大文学家，如希腊的荷马、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时，更扼腕长叹道：“吾人所不能答也。”我写作这本书正是顺着王国维的这一思路，强调学者参政议政时的“诸多不得已”，还想由此再应证王国维一年后撰写《论近年之学术界》时所期盼的——“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这里或可稍做一点冒昧揣测，即他此时一定认为中国所缺的不只是文学家，且还有无法代表全国民之精神的学问家、思想家。“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如果想要改变这种窘迫，无疑取决于当下中国能否培育出更多心无旁骛、笃怀求知的学者。

澎湃新闻：本书附录中完整收录了某历史学专业学术期刊的四份匿名外审意见书以及您针锋相对的修改说明；同样一篇论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两份匿名外审意见书及您的修改说明您也予以收录。您认为匿名评审制度存在哪些问题？

胡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明确规定，只资助那些采行同行匿名评审制度的学术专业期刊，致使当今几乎所有重要学术专业期刊都采行了该制度。再者，目前评价体系崇尚数字量化绩效，于是发表专题论文就成为一切学术活动的起点和核心。所以，匿名评审制度对于学者的聘任、晋升、资助以及获奖至关重要。

毋庸讳言，几乎每位学者都有过匿名评审，以及随之而来的被接受或被拒稿的经历。作为同类著述中首例，本书“晒”出了对一篇拙稿的所有匿名评审意见，确也引起了一些同行学者的注意和共鸣。有两位学者告诉我，拿到这本书浏览目录之后，他们首先阅读的就是这个部分。既然该制度牵动着相当一部分学者的神经，且又与每位学者的切身发展密切相关，那就应作为一个能被适当注意、充分讨论的议题。其中原因也很简单，没有好的学术评价，就不会有好的学术标准和品质。

相对于中文世界目前还只是沉默寡言，英语世界这些年来的相关讨论可谓众神喧哗、精彩纷呈。如巴黎第五大学的研究者们曾对生物医药研究领域里的匿名评审进行了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是：“在实际参与同行评审的研究者中，百分之七十贡献了百分之一或者更少的工作时间，百分之五贡献了百分之十三或者更多的工作时间。”尤其是调查参与者之中不乏一线的专业研究人员，使得讨论更有针对性和普遍性。以人文学科为例，2004年出版的《同行评审：一个批判性的探讨》（Peer Review: A Critical Inquir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作者David Shatz是叶史瓦大学（Yeshiva University）哲学教授。除了是书之外，他还于2010年出版了《犹太思想对话：思想家、神学和道德理论、犹太教和犹大人生活的论文集》（Jewish Thought in Dialogue: Essays on Thinkers, Theologies and Moral Theories, Judaism and Jewish Life, Academic Studies Press)。

值得注意的是，英语世界还做了十分有益的实际改革尝试。最早在1990年代后期，《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美国医学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JAMA)率先采行了在该制度基础之上进行改革的“开放式同行评审”（Open Peer Review）制度。概括说来，这项改革利用网络平台，通过在线刊发署名或匿名评审意见（由评审人自己决定）、作者回应和公众实名参与的评论，将此前匿名评审中仅仅是作者——评审人——编辑的私下互动，打造成为一个允许广泛参与和分享的学术对话平台。作为一个未来发展的可能趋势，英语世界中相当多的学术期刊随之跟进，甚至还影响到著名的《自然》（Nature）杂志，经过四个月的实验之后，杂志决定将继续这种探索和尝试。

英语世界为何要对同行评审制度进行这样热烈的讨论和密集尝试呢？在参与者们看来，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发表或出版，缘自一个被称作“观念集市”（market place of ideas）的思想隐喻。它先由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在1644年出版的《论出版自由》提出，再由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在1859年出版的《论自由》发扬光大。该理念认为真理不时与谬误结伴而行，只有通过在学术共同体内（“集市”）的自由表达，经过充分竞争、碰撞，方能使知识增殖而让真理呈现。由此说来，理想的学术发表就像进入“集市”的每种物品，应当由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品味和爱好，比较、权衡而决定购买与否。

然而匿名评审扮演着“守门人”（gate keepers）的角色，仅凭两三位同行评审者的喜欢/不喜欢，认可/不认可，就决定了学术共同体（“集市”）对一篇文稿的开放或封闭。这也就是为何一些持批评意见的学者，孜孜不倦地追问该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并尝试着用更为开放的制度取而代之的深层原因。鉴于此，本书将拙稿的匿名评审意见附录在后，就是希望在中文世界也能引起一些关注和讨论，并由此找到能够适应当下我们国情的改良和完善模式。

澎湃新闻：您对如今中国大学的学术环境和学术制度怎么看？

胡成：我非常欣赏1927年6月30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费舍尔（H.A.L.Fisher，1865-1940）在纪念伦敦大学创办100周年时的讲话：一所大学不在于学生有多少，建筑有多气派，管理有多精妙，资助人有多出名，最主要特征是在于校内学术生活的质量如何。进而言之，大学的特质体现在学术制度是否稳定、知识是否能得到保护、扩展和传播等方面，“因为这样的大学才是学者们赖以生存并得以遮风避雨的家园”。

费舍尔

我们能否弯道超车走捷径，绕过令人烦心的政治纠缠，省去“自由”而仅留“宁静”——就像今天我们也常能听到关于“耐住寂寞”的言说？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洪堡早就指出，“自由”对于现代大学来说是“必须的”，“宁静”则是“有益的”。我们或可以进一步延伸，将其理解成“宁静”是一种现实，而“自由”则是一个理想。如果仅有“宁静”而搁置“自由”，恰如被关进监狱里的囚犯、躺在医院里的重病之人，虽远离现世嘈杂，却没有太多的自由意志，那么还有谁还愿意去不懈追求和始终恪守呢？

回到国内当下“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语境中，我们或许可以重新审视这些年来常引用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那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已成为今天很多国内大学高价引进各种“人才”的托词，且还是主政者张口闭口的光辉业绩。但是作为一位普通学者，我冒昧地表示不太认同梅贻琦这种精英主义取向。窃以为，倘若缺乏洪堡所说的“宁静和自由”，即使修造再多“大楼”、引进再多“大师”，也只能犹如筑庙造神，不但徒有热闹而无精神，且徒有外形而无灵魂。

我们现在的大学是一流的学生、二流的教师、三流的学术领导人、四流的学术制度、五流或不入流的学术环境。我们为何那么看重改善学术制度呢？因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焕发出如此巨大的发展活力，取得如此耀眼的经济建设成就，就足以证明制度变革实为一切变革的基础。今天改善学术制度的最有效路径莫过于从点滴建设入手，不必指望一蹴而就的通盘解决，更不能只是一味抱怨和斥责。期望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集腋成裘，并最大程度地回到由洪堡当年倡行，且还是近两百多年以来所有世界一流大学无一例外坚守的那个“宁静和自由”之核心价值。

1810年前后的德意志，其最重要领导者的普鲁士是专制统治，又经过拿破仑军队的蹂躏，是当时欧洲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洪堡适时创办了伯林大学，声称：“大学是一种最高手段，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自己赢得在德意志世界以及全世界的尊重，从而取得真正的启蒙和精神教育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同样，今天中国要想得到华人世界乃至全世界发自内心的真正尊敬，也必须通过改善学术制度而取得精深学术的领先地位。

澎湃新闻：您对有志于学术的青年人有哪些告诫？

胡成：人过中年以后，大概会认为年轻同学寻求学术“告诫”，多半是一个美丽的青春幻象。记得当年我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曾怀着极大仰慕之心聆听了一位著名学者的报告。报告结束之后，我跟随这位著名学者来到他下榻的宾馆，冒昧地表示希望能再当面恭听他的一些“告诫”。不料，却遭到他的铁面回绝，顿时让我感到脸上无光，非常尴尬，有点无地自容。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我愈来愈能理解这种“冷漠”的回应，实为一种没有半点虚伪的坦诚相待。就像托尔斯泰于1868年前往伦敦拜访栖居于此的赫尔岑。赫尔岑的女儿、妙龄少女娜塔莉娅·亚历山大罗芙娜百般祈求，被允许躲在房间的一个阴暗角落，以目睹这位伟大作家的风采，指望能听到他的隽言妙语和高见，结果是让她大失所望——她看见的只是一位穿着时髦、举止得体之人，谈论的也只是在伦敦看到斗鸡和拳击比赛的八卦琐事。亚历山大罗芙娜说她“自始至终没有听到发自他内心的一句话，没有听到我期待听到的一句话。”

作为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如果真想得到某些关于自己学术发展的启迪，最好的方法就是一篇篇读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著述。毕竟本书的主旨就是感恩。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个人得到了太多师友和同仁们的帮助和关照，唯存于内心是知恩图报的深深感激之情。好在相对于其他行当，学术这个职业最看重薪火相传、后来居上。作为没有任何权势，也没有太多资源的普通学者，对于那些曾经帮助和关心过自己的人，虽不能给予物质或金钱上的回报，却可以尽绵薄之力去考虑如何改善当下这个不太尽如人意的学术制度。这样做的目的是让那些再贸然闯入学术世界的年轻人，能够多一点从容、多一点淡定。说白了，作为即将结束职业生涯的过来之人，应当给那些不善于、不甘于或不屑于唯唯诺诺、蝇营狗苟的年轻学人，一个痴迷、沉醉于学术并能坚持到底的最好理由。

胡成著《学者的本分：传统士人、近代变革及学术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