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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芳华》重写“活雷锋”:“社会主义暖男”?

罗雅琳
2017-12-17 13:2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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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的新片《芳华》刚一上映就掀起了舆论高潮。它改编自严歌苓以文革末期文工团为背景的小说,不过,小说中那个永远被人记不住样貌的好人刘峰(又被大家称做“雷又锋”,取雷锋再世之意),在当红小生黄轩的演绎下变得耐人寻味了起来。电影中由黄轩饰演的“雷又锋”不再是小说中那个被“去性化”的圣徒、刻板机械的集体主义的牺牲品,而化身为一个动人的社会主义暖男。于是,“活雷锋”的形象在冯小刚的荧幕中重又有了打动人的力量。

“活雷锋”:“社会主义暖男”的故事

当走进《芳华》的放映厅,我立刻发觉观众的组成有些不同寻常:少了些拿着爆米花卿卿我我的年轻情侣,多了些头发花白的中老年人。两个小时的电影看毕,准备离开时,后排的老太太看着我说:电影讲的就是我们这些十几岁进文工团的人,你们这些年轻人可能不懂。回忆起此前“带上父母看《芳华》”的宣传口号,我想,是了,冯小刚打的是怀旧牌。

这股温情脉脉的怀旧,最典型地体现在黄轩扮演的男主角“活雷锋”刘峰身上。“活雷锋”这个绰号,听起来多么老土啊。在严歌苓的原著中,刘峰的颜值只能打五分(满分十分)、身高只有一米六九(多么刻薄!刚好低于一米七,跌入那个年代所谓的“三等残废”)。和电影中帅气阳光、身高一米七七的黄轩比起来,小说里的刘峰实在是差得太远。冯小刚把电影里的“活雷锋”刘峰塑造成了一个让人心疼的“暖男”。刘峰热心、善良、有一双巧手。他会修东西,做沙发,陪受人歧视的何小萍跳舞。更重要的是,他是女神林丁丁永远看不上却又不时施以小惠的“备胎”。正因为刘峰是一个“暖男”和“备胎”,他的命运遭际、他的被辜负才如此牵人心绪,惹人落泪。很多朋友看完电影后说:我想抱抱刘峰。《芳华》里的“活雷锋”不是我们惯常理解的“假大空”,他能感染人,打动人,结果在不经意间完成了所谓“触及灵魂深处”的任务。

电影里说:刘峰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所有人都辜负了他的善意。如何理解刘峰的“善”和“暖”?“活雷锋”这个称号带出了革命时代的底色。如果还记得的话,“雷锋精神”的头一条就是“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而雷锋的“助人为乐”正是一种“善”。“活雷锋”刘峰的“善”和“暖”,也许贯彻着当下品评男性时的逻辑,但更多的还是“社会主义大家庭”语境中的“善”和“暖”——或许可以说,雷锋是一个“社会主义暖男”。但电影发生在70年代,轰轰烈烈的运动给“家庭”撕开了裂缝,大家同为“革命战友”的文工团里也分出了三六九等。没有了温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活雷锋”精神显得有些不合时宜。除了坚守着雷锋精神的刘峰,其他人的“学雷锋”都显得流于表面功夫。70年代中期,“文革”的高潮已过,但又不知何时才能结束,在很多人的回忆中都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时光。在战争年代,或者阶级冲突激烈的年代,“先进”与“落后”是易于判断的。但到了相对平和的时代,缺乏轰轰烈烈的大事,如何通过日常生活的小事中识别 “先进”与“落后”?于是就有了“学雷锋”,雷锋是可以在平凡中创造伟大的人。但在完成从“平凡”向“伟大”飞跃的过程中,现实不乏尴尬。正如电影和小说中共同讽刺的那样,大家忙着学雷锋,天天抢着打扫猪圈,打扫完却不关门,结果让猪跑了。完成分内之事是职责所在,不值得表扬,完成分外之事才是“学雷锋”。于是,在大部分人那里,“学雷锋”就成了一种“伪”,一种表演。

小说中“我”对关于刘峰战场经历的报道充满怀疑,并且只是一笔带过。而电影《芳华》好就好在强化了刘峰在战场上的英雄表现。“活雷锋”刘峰并非只会做好人好事,到了战场上,他依然是一个会为战友而负伤的英雄。当他在性命攸关之时想起一生所爱的林丁丁,当战场归来的他在精神病院拉着疯了的何小萍默默流泪,他从战斗英雄又变回了战前那个惹人落泪的“暖男”。战斗英雄的一面证明了“活雷锋”的纯粹性,“暖男”的一面则让“活雷锋”显得无比饱满、充满人性。冯小刚没有把“活雷锋”处理成一个机械的、刻板的形象,反而试图向我们证明:即使在现在的语境中,“活雷锋”也是一个可理解的好人、一个善良的人。

“解构”与“怀旧”:“告别革命”的两种方式

当然了,不只是刘峰。冯小刚把《芳华》里的文工团生活处理得抒情极了。电影中的女孩子个个盘靓条顺、发育良好、曲线优美,甚至睡衣和泳衣也是五花八门的好看。冯小刚加入了大量游泳、洗澡、洗脚、换衣服的镜头,并且打足柔光,加足金色光晕——那是传说中属于“怀旧”的专用滤镜。

要知道,这并不是严歌苓在原著小说中想表达的内容。严歌苓讲的是特殊年代的性压抑,是被禁锢的爱欲。所以,小说发表在《十月》杂志上时,题目叫的是《你触碰了我》。文工团里多的是青年男女,平日里常有那个年代难得的身体触碰,就成了欲望冲撞、暧昧丛生的地方。这是王安忆在80年代的成名作《小城之恋》里就讲过的故事。不过,像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开头那样,平胸的、当时还有些木讷的周冬雨以广播操式的机械动作跳“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才是讲述特殊年代禁欲主义的正确方式。而《芳华》开头那一场《草原女民兵》,如此妩媚、舒展,看得连作为女生的我都心旌摇曳。严歌苓的小说并未特别强调文工团的表演内容,电影《芳华》却浓墨重彩地表现了红色芭蕾,一首《草原女民兵》和一首《沂蒙颂》是全片的高潮部分。正如西方人最震撼于芭蕾舞剧《白毛女》中大胆的、有力的女性身体,红色芭蕾的特殊性正在于:它讲的不是压抑,而是解放;不是禁锢,而是生命力的强健与欲望的正当。这就推翻了严歌苓想要讲的禁欲故事。

“怀旧”的动机不仅让冯小刚美化了那个时代,更让他对其投注了更多同情与理解,而不是像严歌苓那样致力于解构。在严歌苓那里,叙事者“我”(也就是穗子)一开头就现身为一个今日已功成名就、志得意满的中产阶级,以调侃和怀疑的语气对当年的文工团人事逐一点评。这个“我”似乎看穿一切,自认为 “跟刘峰这样的大标兵是正反派关系”。在“我”眼里,“严重缺乏弱点”的刘峰是让人焦虑的假人,一切的英雄故事都摆脱不了编造的痕迹。当“触摸事件”爆发,“我”终于心满意足地证明了刘峰身上“发臭的人性”,进而确认了“活雷锋”的虚伪。

但在冯小刚的电影里,叙事者虽然还是穗子,但这个穗子漂亮、温和、纯洁,没有参与欺凌何小萍,甚至对刘峰充满同情。在郝淑雯、林丁丁和卓玛等人那里,解构“伟大”、解构“英雄”的严歌苓式痕迹依然还在。但在穗子的画外音作用下,一本正经地、深情款款地追忆“逝水芳华”成了电影的核心基调。对于刘峰将手伸进林丁丁衬衣这一“触摸事件”,小说中与其说是铁定的事实,不如说更多出自叙事者“我”在捕风捉影的传言和转述中拼凑起来的“脑补”。而电影中的叙事者不仅极少质疑刘峰的所作所为,甚至在表现“触摸事件”时溢出了“我”的限制性视角,以一种还原现场的全知叙事给了刘峰一个清白:刘峰尽管一度意乱情迷,但他对林丁丁没有引诱、强迫和越界,只是简单的表白和拥抱。他不是虚伪的“活雷锋”,只是一个被辜负的、不被理解的、善良的人。

电影中一个小小的段落让我哽咽。在战场上失去一只手的刘峰与穗子在文工团故地重逢,地板坏了,穗子说 “住不了几天,不用修了”,刘峰则说“住一天也得修”。刘峰的修修补补一方面像是一个隐喻,对应着如同螺丝钉一样“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雷锋,另一方面也让人想起那句关于上一代人和这一代人的精辟总结:上一代人的爱情是修修补补,这一代人的爱情是坏了就扔。刘峰把曾被何小萍撕碎的照片拼好还给了她,何小萍想让刘峰抱抱自己,电影定格在他们互相依偎的温馨画面中。

在何小萍的照片被刘峰修补好之前,何小萍的精神病症已被一曲《沂蒙颂》修补好了。严歌苓的小说里没有出现《沂蒙颂》,如果大胆猜测的话,这样的选曲恐怕来自谢晋导演的经典老电影、同样涉及到文工团员上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的《高山下的花环》。在《高山下的花环》中,“沂蒙”同样构成了战场归来后拯救人心的重要符码。《沂蒙颂》唱的是人民和军队亲如一家的故事。在《高山下的花环》中,沂蒙象征着被军队高官忘记的与人民群众的血脉联系。而在《芳华》中,沂蒙代表着一种革命年代和谐无间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感在七十年代已有裂隙,到后来更渺不可寻。《芳华》其实和《高山下的花环》分享了相同的主题,那就是:通过追溯更早时期尚未被异化的革命精神,以此拯救一个人心碎裂的时代。

在电影中,刘峰和《沂蒙颂》所完成的是照片和身体的重新拼合,也是对人心的试图拼合。小说中本来有着鲜明的历史标记:“文革”、“平反”、对越自卫反击战、裁兵、改革开放……每一个历史事件都带来了时代的剧变和人心的裂痕。但电影中基本上对其做了模糊处理,选择将男女感情的离合悲欢推向前景。结尾时的画外音说,当文工团老战友们再度相聚,和他人的浮躁相比,只有刘峰和何小萍显得知足而且温和。于是,以一对男女“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表象,通过将大时代的变动转写为“青春吐芳华”,《芳华》似乎成功地弥合起了时代的裂缝。

但充满悖谬的是,治疗何小萍的《沂蒙颂》实际上是文工团解散前的绝唱,“活雷锋”刘峰自他的年轻时代起就是一个孤独的另类,何小萍的伤痕虽然被革命歌曲《沂蒙颂》和“社会主义暖男”刘峰抚平,但她的伤痕也来自同一个时代。冯小刚虽意在“怀旧”而非“解构”,但历史本身已经埋下了解散的伏笔。电影《芳华》结束在1996年的物是人非,那些曾作恶的人过得风生水起,善良的“活雷锋”却失去了一条胳膊,还在为生计奔波。冯小刚没有说出的是,这一年的电影院里正放映着一部与“雷锋”有关的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那是对“雷锋精神”不再的伤逝与充满无力感的挽留。

严歌苓要写“活雷锋”的私欲,强调英雄其实是有着六情七欲的凡人,这样的叙事正对应着80年代以来“告别革命”的主潮。冯小刚把“活雷锋”讲成了“暖男”,这当然也是一种后革命时代的逻辑。不过,他复现了其中的“暖”与“善”的,讲出了上一个时代的可理解性。从而,我们得以与父辈的经验沟通。我又想起了电影散场时的特殊气氛。影院里的观众没有在灯光亮起时迅速离开,而是沉浸在片尾的歌曲中,甚至有了平时不会有的交谈。不同于平时电影院里互不干扰的冷冰冰,这样的温情脉脉似乎是电影里的“社会主义暖男”刘峰传染给我们的。在这个北京最冷的冬天里,他似乎也唤起了“春天般温暖”的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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