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上的远方，到达前只能靠想象：从明朝的一桩文字狱谈起

李成桂料想不到，好不容易在大明王朝那里挣来的一点点信任，竟会折翼在一封表笺上。刚刚过去的1392年，李成桂收拾利落了高丽王朝的最后一点兵马。为了给自己的后人留下一个更稳固的江山，他选择向朱元璋尽忠示好，征求并接受了明廷赐予的新国号：朝鲜。而明人对“朝鲜”一名的偏爱，源于他们有关周武王分封箕子的家国记忆。

本来，以藩属国的身份向明皇朱元璋上表进笺，是本分，也是礼节。当然这次，李成桂怀揣着自己的小心思。毕竟从四年前违抗高丽王命，拒绝出兵中国东北，不惜倒戈护明朝周全，到如今叛已平，国已立，李成桂心心念念的，是自己被明廷正式扶上朝鲜国王的一纸册命。于是，1393年递呈的表笺隐隐透露出别样的期待：一是继续示好，二是暗地邀功。

朱元璋并不买账，也压根没打算送顺水人情。他诘问来使不知礼仪、不讲规矩：“明明已经有了新国号，为何李成桂还在表笺中自称‘权知国事’呢？”这可委屈坏了李朝上下。朝鲜半岛上的国主从来都是只要中国皇帝不册封，自己在宗主前就不敢称王，自称“权知国事”的，李成桂之前就有。像是不过瘾，明成祖继续罗织其他罪状，最后一条则是：“朝鲜史臣的跪姿不够标准。”

这就是横祸了。何况“表笺风波”的宫廷剧后来反反复复，至少发生过三次。朱元璋表现得像一个不近人情、喜怒无常的更年期大叔，或斥责李朝行文不懂避讳、言辞怠慢，或威胁不再接受朝鲜的朝贡，扬言对其征伐。那些羁留在中原的使臣大多客死他乡。出使大明，一时被视为险途。

外交上的无妄之灾让李成桂胆战心惊，也让他更加急于在王国内部，为自身的政变找寻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他和他的理学辅臣想到了古代中国的“天命论”。对李成桂而言，天命不仅意味着更换一个新统治者，还需要选定一个新首都。于是，他将首都搬至汉阳（今韩国首尔），兴修了景福宫，还下令绘制了“天”、“地”两幅图：《天象列次分野之图》和《混一疆理历代国度之图》（一般简称为《疆理图》）。“天”图复制了希腊黄道十二宫的中文名字，“地”图是东亚现存最早的世界地图。

事实上，中国在《疆理图》上过于抢眼。不仅处于地图的中心，还吞掉了整个印度次大陆，连西海岸都消失了。印尼群岛和菲律宾群岛被无情地缩略成一系列圆形岛屿，点缀在地图的底部。朝鲜则晋升为地图上的第二大陆块，比自身的实际面积扩大了两倍。反观日本，不仅绘图面积比实际缩水了一半，还被刻意扭向了西南许多，面向中朝，呈现出张牙舞爪的态势。

与其承认这是一张世界地图，不如说是朝鲜绘制给中国的一封情书。它将中国放在地图之中，而同时的欧洲地图上，用莲实重彦的话说，“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被挤到了地图的右角而且极端地变了形，仿佛是在世界的尽头簌簌发抖地相互靠在一起”；它追寻中国地图以北为上，而十五世纪以前，几乎所有基督教世界地图一律以东方为上；它据建文纪年标识成图年份，而非自己的年号……至于对待日本的复杂心态，则是竭力营造出与中国同仇敌忾的情谊：我们都惧怕日本的倭寇，我们都要面对与幕府将军打交道时的外交困难。

如果一味解读成朝鲜对大明的依赖与示好，也不怎么准确。因为，《疆理图》显现的，是朝鲜对自身与广大物质世界之间的地理洞察。而从根本上说，这种认知来源于中国。朝鲜通过学习中国制图法领略到了世界，又试图在广袤宇宙中定位自己，即便，那只是一个期待成为的自己。

科学与偏见在方寸间同生共存，大概是因为地图不但呈现观念，还能塑造观念。同时如何获利，也是值得顾虑的因素。朱元璋看似刻薄无理，实则担忧朝鲜与女真纠缠不清，危及边境，这才寻机敲打警告。李朝《疆理图》适时出现，态度重要，保命更重要。这样看来，朱元璋和李成桂诉求一致，只是表达相异。

除却《疆理图》的小心机，《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还记录了其他11段制图故事。若将他们联系起来看，不难发现，将地图完全等同科学，本身就是种偏见：“每幅地图都是制图者和使用者持续不断进行协调的结果，因为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也在不断发生改变。面对赞助者、制作者、消费者和产生地图的世界这些相互竞争的利益，世界地图永远处于一个不间断的生成过程之中。出于同样的理由，任何一幅地图都不可能被界定为已完成的状态。”

世界地图里的地球精妙复杂，充满规则。标记在地图上的远方，到达前只能依靠想象。但地图史也是观念史的认知。于我，这种观念首先来自父母。在GPS还没有大展身手的年代，父母就是我的地图。每升一次学，妈妈总能把家至学校的公交线倒背如流，爸爸喝醉时爱报路名，串起来，老家、新家、单位和学校，哗啦啦连成一大片。以前不懂“活地图”的他们如何能生出自己都能弄丢自己的我，后来看《住在清潭洞》，房东金惠子阿姨的神技之一便是听脚步识人，女儿智恩百思不得其解，她于是解释：“因为妈妈，是总等着你们回家的那个人呀！”

原来，我就是父母的世界。虽说探索精神的使然，让人类迫切想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又能去向多远，但那些了然于心的地图，又何尝不是在展现自己的小宇宙呢？

总之文科背景的人，多少有点刷墓、刷庙和刷博物馆的旅行癖好。第一次想读《纽约无人是客——一本37.5℃的博物馆地图》，多半源于对大都会博物馆的向往，以及出版社同事的力荐：“我从没见过考古系出身的人，有这么好的文笔。”后来百度了作者沈辛成，才知晓他出过唱片，包揽作词作曲，曲风很有跨度。那么这本书，一定不会难看。

索性直接以他的自述作为本书的简介，因为已经足够精准：“我对这本书的设计叫作’一口鸡汤一口饭’，每一章由两部分构成，前一半是散记，后一半是博物馆攻略。散记的部分以故事为主，读起来顺畅励志，是为鸡汤；攻略的部分则是干货更多一些，是为饭。光喝鸡汤不饱，但没有鸡汤又不下饭，我努力想给大家一本既好读，又耐读的书。”

沪语中的“历史”音似“律师”，当年考进历史专业，街坊邻居听成“律师”，不迭赞赏，后听清是“历史”，瞬时切换成“高深莫测”“欲言又止”的生相。考古学也好，博物馆学也罢，听上去只怕更是冷门。

但孤独的人自有山水。博物馆里也许永远存有我们无法打捞的真相，但那些陶器、人俑、书画，甚或只是些瓶瓶罐罐，却永远展现出开放的姿仪，把历史的血肉、温度都铺陈给你看。也许正是这种不吝啬，才让沈辛成选择在《纽约无人是客——一本37.5℃的博物馆地图》中一点一点掰开自己，希望那些曾经环抱他的，如今也能打动你。

这种与过往联结的能量，同样在《巴黎文学散步地图》中体会得到。有意思的是，一册叙旧址旧事，一册专述墓园。大致像歌曲里唱的：“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也很难不联想到电影《午夜巴黎》，小号与吉他轻柔，巴黎微微摇曳，即便“自以为活在过去会更幸福，是幻觉之一”，也只想埋头撞进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哪怕梦碎也好。

孚日广场6号是雨果纪念馆，是雨果住过16年的故居，也是与演员朱丽叶婚外情的萌发地。之后无论搬到哪里，她总只离雨果200至500里远；圣日耳曼大道西端的伏尔泰堤岸旅馆，至今保留着王尔德入住过的14号房……即使是个路痴，即使没有图名、图例、方位和比例尺，这张散步地图上标列出的575个地址和485张留影也会让你不至于迷路。

至于墓园，我只知道J.K.罗琳常徘徊在爱丁堡的方济会墓园，“哈利”来自其中一块墓碑，“波特”则来自另一块。连伏地魔的大名：Tom Riddle，也直接取材于那里。文豪济济的巴黎，墓园也会是座宝库，沉淀着众多的素材和灵感。

据说，再热衷旅行的人也只能涉足5.1亿多平方公里的地球表面。别人的经验可以拓宽你的边界，也可以限制你的视线。起码在信息和力量不对称的世界，制图是一种强大的想象行为。所以非洲、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才会有些不那么自然的边界，那是政治家们互相推搡着，在地图上划啦下来的，才会无法同时照顾地形。

我没有去过巴黎，但曾到过爱丁堡。王子街公园的确美丽宜人，一边是新城区，一边是旧城区。这肇始于17—18世纪，为了控制黑死病疫情，当局决定在旧城区集中关押所有病患，拒绝供应食物和水，健康的人整体迁挪新城区，拥有新的空气和生活。你看，人类不过轻轻划了条线，就可以天人两隔。

伦敦比爱丁堡要幸运得多。1854年“宽街霍乱”来袭，约翰·斯诺和怀特·黑德在城市地图上细细标出被污染的水泵和霍乱死者的人数，许多市民幸免于难。加上约翰·斯诺和怀特·黑德并不是政治权威，也从未接受过医学或公共卫生知识的熏陶，所以《死亡地图——伦敦瘟疫如何重塑今天的城市和世界》读起来，更像是部医学侦探小说，日常生活中的科学难题得以抽丝剥茧。

宽街事件中，形形色色的专业知识开始萌芽：流行病学、公共基础建设工程学、废物处理和回收，等等。用作者的话来说，“宽街的胜利就是流行病学、科学推理和信息设计的胜利……也是都市化的胜利。”

宽街的胜利也是“非专业人士”的胜利。如今维基百科的成功，就在于打破只有专业人士编写百科知识的偏见；而谷歌地球基础之上的各式个性化地图，也依赖于众多非专业人士的集体智慧。所以，地图救赎城市，归根结底，是开放观念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