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西安事变？张学良：“实在是逼上梁山啊！”

81年前的12月12日，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西安事变”，这是张学良和杨虎城针对蒋介石发动的兵谏。与蒋介石有结拜之交的张学良，为什么要采取“兵谏”这种极端方式扣押蒋介石？用张学良自己的话说，这“实在是逼上梁山啊！”其实，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经历了从“善说”“哭谏”无效，到最后被逼无奈发动“兵谏”的过程。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蒋介石是如何被扣押的？最后又是谁促成了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12日拂晓，西安骊山蒋介石行辕华清池内，枪声大作。东北军张学良的100多名亲信卫士，在孙铭九营长的带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倒了企图阻止的岗哨，冲入了华清池内院，直扑蒋介石下榻的五间厅卧室。但此时被枪声惊醒的蒋介石，在一名侍卫的搀扶下，已经跳窗而逃，躲进了后山的一个山洞里，一向形影不离的假牙还放在茶桌上，上将军服、公文包和帽子等一样不少留在卧室。他以为是红军来袭击，惊恐万分，翻跃窗户时还摔伤了腰，划破了脚，一只鞋也丢了。孙铭九用手一摸被褥，还是热的，料定蒋介石不会跑远，立即下令“搜山！”天刚放亮，搜山的士兵便发现了蒋介石藏身的山洞，活捉了扶着洞口岩石站着的蒋介石。孙铭九上前一看，发现蒋介石脸色苍白，光着脚，光着头，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直打哆嗦。张学良（左）和杨虎城

与此同时，杨虎城十七路军宪兵营，控制了西安全城，囚禁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10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并立即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随后，张、杨又采取了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由张、杨担任正副委员长的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解散国民党省党部，成立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等重大军政举措。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与蒋介石有结拜之交的张学良，为什么要采取“兵谏”这种极端方式扣押蒋介石呢？用张学良自己的话说，这“实在是逼上梁山啊！”张学良（左）和蒋介石

事发前几日，也就是1936年12月4日，灰蒙蒙的西安上空，传来一阵马达的轰鸣声，由远及近。飞机停稳后，蒋介石脸色不悦地从舷梯上走下来，然后驱车到风景如画的华清池下榻。

西安的局势实在令蒋介石头疼。据特务密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北与共产党关系密切，西安民众的抗日活动也搞得如火如荼。这次来西安，蒋介石带着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军政要员，是向多次训导仍不开窍的张学良、杨虎城摊牌的。蒋介石最后说道：“你们两个都是聪明人，不要走错了路。”说完，拂袖而去。

12月7日，张学良怀着最后一丝希望到华清池见蒋介石，慷慨陈词，拼死力谏蒋介石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联合各阶层各党派共同抗日。真挚的感情，至诚的语言，像打开闸门的潮水，奔涌而出：“东北早已沦陷，华北名存实亡，最近绥远又复告警，国家民族危亡已到了最后关头！为什么我们还要自相残杀？为什么啊！我家仇未能报，国难未能帮，还背着‘不抵抗将军’的罪名，有何颜见我的父老乡亲……”

声泪俱下的“哭谏”长达三个小时，蒋介石却丝毫不为所动，反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拍着桌子指着张学良的鼻子大声呵斥：“现在全中国只有你一个敢这样对我讲话。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变！”悲愤不已的张学良仰天长叹，愤然“砰”的一声摔门而去。

12月9日，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一万多名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临大敌的军警特务公然开枪，将一名12岁的小学生击倒在地，鲜血洒了一地。学生队伍群情激愤，怒潮般地涌向临潼华清池，准备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强令张学良武力制止学生“胡闹”，否则“格杀勿论”。国民党中央宪兵队随即在华清池附近架起了一排排机关枪。一场血腥屠杀眼看就要发生。

张学良心急如焚，驱车赶到灞桥劝阻学生。见到张学良的学生们齐声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等口号。张学良为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所感动，表示愿意把学生们的请愿书转交蒋介石，并保证“在一星期之内，我一定用事实来答复你们！”如果做不到，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请愿学生在华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歌声久久回荡长空。

1936年10月蒋介石（中披斗篷者）在西安视察部队

至此，张学良下决心要用“兵谏”方式，来兑现向学生们作出的承诺。于是，盛怒下的张学良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变，命令东北军一○六师师长白凤翔去捉拿蒋介石。白凤翔说“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本人，到时候乱军之中怕出错误。”

12月10日，张学良以准备让白凤翔回热河打游击为名，带领他来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其实是为了让白凤翔熟悉华清池地形和认清蒋介石容貌。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中共中央就收到张学良、杨虎城发来的捉蒋密电：“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弟有何高见，速复。”

12月12日深夜，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第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固原、庆阳、鄜县、甘泉一带仅留少数兵力。表示红军决不进占寸土。

另告：“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张学良与东北军将领

听说西安发生兵变、蒋介石被捉，延安城内一片欢腾。人们燃放鞭炮，举行集会，敲锣打鼓，喜出望外。整个延安城以至陕北根据地，“打倒祸国殃民的蒋介石”“血债要用血来还”等口号响彻云霄，各种标语贴满墙壁。

接到张、杨的电报后，中共中央立即召集会议商讨对策，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根据国内外的形势，提出了和平解决、逼蒋抗日的方针。为了打消一些人的疑虑，毛泽东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陕北的毛驴很多，驮了许多东西就不愿意上山。但是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很有办法：一拉，二推，三打。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来促使蒋介石抗战。当然啰，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了。驴子也会踢人的，我们还要提防它，这就是既联合又斗争。”

12月15日清晨，周恩来肩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艰巨使命，率领中共代表团离开瓦窑堡，冒着严寒和纷飞的大雪，日夜兼程赶赴延安，于12月17日乘坐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到达西安。张学良、杨虎城翘首以盼：“周恩来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抵达西安后，周恩来立即投入紧张工作，分别与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会谈。他精辟分析错综复杂的形势，详细阐明中共中央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很快使张、杨心悦诚服。中共参与西安事变谈判的代表：秦邦宪、叶剑英、周恩来（左起）

12月23日，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举行谈判。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1）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如果上述主张蒋介石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和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抗日。

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他态度不卑不亢、温和有礼而又坚毅沉着，不胜感慨地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以前苍老些。”蒋介石点点头，叹口气，然后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回答说：“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周恩来当面向蒋介石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接受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条件，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并表示在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到南京去谈判。

中共领导人在延安机场迎接谈判归来的周恩来

12月26日，张学良陪送蒋介石抵达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国共两党十年内战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大势。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立即将张学良软禁起来，判处他十年徒刑，囚禁长达半个多世纪。

杨虎城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被解除兵权，并派往欧美考察。“七七事变”爆发后，杨虎城主动请缨，要求回国抗战。然而，当他回到国内时，却遭到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关押。1949年9月6日，杨虎城及其妻儿一家，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惨遭蒋介石下令杀害。

据香港《文汇报》1993年3月18日报道：年已93岁的“少帅”张学良先生，稍早时接受台湾《时报周刊》记者的访问。张学良谈到西安事变时说：“至于你们问我，为什么有西安事变，我只能这么说，我相信中国一定要统一，要枪口对外，不要再打内战了。这是我的一贯信仰，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都是如此，谈不上后悔不后悔。”

（以上文字摘编自《红色旅程·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