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工作坊｜非虚构写什么：最重要的还是好故事

“非虚构”一词直译于英文的non-fiction，是与虚构作品（即小说）相对的，对于报告或描述事实的作品的统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非虚构写作在中国掀起热潮，《中国在梁庄》等非虚构作品涌入大众视野，屡屡引起热议。非虚构的影响不仅限于文学，更与历史学、新闻学、社会学、人类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这个新媒体的时代，非虚构也参与塑造了转型中的中国媒体生态。

在全社会都开始关注和探讨非虚构写作的背景下，12月8日至10日，澎湃新闻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主办了首期“非虚构工作坊”，百名新闻媒体从业者、新闻传播院校师生以及非虚构写作者齐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在为期三天的课程里，与王安忆、李辉、南香红、袁凌、卫毅、从玉华等知名作家和媒体人一道，针对非虚构写作的理念、方法论与现状展开了精彩的讨论。

何为“非虚构”？

有关非虚构写作的讨论，从非虚构本身的定义开始。

据《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总监卫毅介绍，非虚构作为一种文体，在中国经历了漫长的被认识过程。过去人们所称颂的报告文学名篇，放在今天就是非虚构杰作；约翰·赫西的《广岛》被美国人评价为过去100年最好的非虚构作品，但它在中国一度被认为是小说；而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其实也是一部非虚构作品，却被叫作调查体小说。

“严格按照事实去写的报告文学，我觉得就是非虚构作品。而如果自称的非虚构作品有不实之处，也不能称为‘非虚构’。”卫毅说。非虚构这个词本身也有所争议，在界定某一类作品时，它不说它“是什么”，却说它“不是什么”，令人费解。卫毅指出，《寻路中国》《江城》作者何伟的老师麦克菲曾称呼这一形式为事实性写作，正是为了弥补“非虚构”一词本身的不足。

在新闻业界，非虚构作品长期被称为特稿，与调查报道相区别。不同于呈现事实、追逐真相的调查报道，非虚构的意义在于挖掘事实背后的人性，在文学的范畴里，展现比事实更大的复杂现实。“调查报道还原了事实，而非虚构的研究对象则是人性，它的目的在于对生命的真实传达，保留下生命的气息。”曾任调查记者的非虚构写作者袁凌说。而曾在多家媒体任职的著名非虚构写作践行者南香红则进一步指出，特稿的兴起正是出于深度报道的衰落。

此外，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副刊编辑的李辉颇具创造性地指出，非虚构不仅仅限于文字，纪录片也是非虚构的一种形式。

对抗速死的新闻

那非虚构写作的意义何在？对此，卫毅如此表示：“唯有非虚构才能传达的东西，才是非虚构存在的唯一理由。”

何为非虚构才能传达的东西？南香红认为，在当下由短、快、轻新闻主导的新媒体和自媒体时代，非虚构作品逆时代潮流而行，反而提供了快餐新闻所给不了的，手工制作、独一无二的文章。它更有文学性和创造性，是诗意的、富有人情味的、个人化的文字。南香红举出李海鹏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悲情航班MU5210》为例，这篇文章记叙了一架飞机失事的过程。“灾难中人与人性所经历的，远远超过了事实本身。”南香红说。她将非虚构写作比喻为“砸开一只坚果，看看里面的核”。因为非虚构追求的不仅仅是真相，更是真相内部更宽广的现实，有关人性与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非虚构需要抓住流动的故事大河之下的永恒之物，”南香红说，“新闻是速死的，而非虚构所要做的，就是对抗速死的新闻。”

对于非虚构能够承载怎样的内容，袁凌也给出了他的答案：非虚构写作起源于他内心一个个放不下的故事。调查记者的经历使他旁观了很多不同的人生，见证了一出出惊心动魄的人间悲喜剧。然而故事中真正令他震撼的情节，却往往是没有新闻价值的，无法呈现在他的调查报道中。有时候他亲眼看见一条不幸的生命惨遭折磨后凄凉逝去，却只能在报纸上留下一个豆腐块大小的干巴巴的报道。这种落差使他难以释怀，因此选择换一种写作方式一一展示新闻事件中触动人心的人物和他们的命运。“我的非虚构写作很多都出于失败的新闻报道，因此失败并不可怕，它反而能创造一个让我重新思考这件事的契机。”袁凌说。他透露说《棚屋里的幼女》所记载的事件发生12年后，他才下决心动笔写作它。他认为写作动机是自然发生的，埋藏得越久，理解也就越深。

而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副刊编辑的李辉的非虚构之路稍有所不同。不满足于仅仅担任一个新闻记者的他，将采访和交往中认识的文学名家的故事记录下来，整理成一部部口述历史著作：《百年巴金》《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沧桑看云》《传奇黄永玉》等等。可谓是将非虚构与新闻、文学和历史相结合的典型案例。

非虚构要把握人物的命运

工作坊上的诸位非虚构写作者都有着各自的写作理念，但他们一致主张，非虚构作品首先必须是一个好故事。卫毅认为，非虚构写作所做的是一项转化的工作，目的是将事实转化为自己想写的故事。南香红则进一步提出，非虚构写作的采访决不是偶遇的采访，必须是要事先计划好的。只有经过精心的准备，才能保证文章具备清晰连贯的故事线。

袁凌在写作中格外留心对人物生存环境的记录和呈现，力求最大程度上自然呈现他们的生活，用细节说话，而不注重于拔高意义。谈到他一篇文章着力刻画的主人公的卑微与渺小，袁凌说：“小就是小，为什么非要以小见大？”

在非虚构写作中，卫毅也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他相信结构的力量。“写作是关于时空的艺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巧妙地表达主题，这是富有挑战性而又有趣的工作。”他说。卫毅喜欢将人物置于更大的时代背景中，以此来表达更广阔的社会现实。例如撰写《路遥身后20年》时，他将作家路遥的人生故事与中国转型的故事联系起来，于是中国转型成为了主题，而路遥则是全篇的重要线索。

而为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写作特稿时，卫毅在一段中交叉描写了莫言人生中的两个时刻：21岁刚刚参军、作为新兵代表上台发言；以及57岁刚刚得知自己获得诺奖、在家乡高密召开记者招待会之时。在这一段中，卫毅交叉写作两个不同时期的莫言，以及所对应的两个不同的年代与生存环境。“这如同戏剧一样，能形成强烈的冲突。我称之为‘核心场景’。这是受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启发。”卫毅说。

南香红也很看重非虚构故事的冲突性和戏剧性。她认为，讲故事就是一个制造冲突和解开冲突的过程。正如小说和戏剧，非虚构创作也需要紧抓冲突。“不仅仅是人物性格的冲突，更是人物内里的，来自他本身的冲突，即所谓命运的冲突。”南香红说。

非虚构为想象补上了现实的根基

非虚构时代来临，对虚构文学（即小说）也是一种冲击，并缓慢而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文学版图。在“非虚构工作坊”现场，作家王安忆以《纪实中的虚构》为题，讲述了小说与非虚构的关系。

王安忆表示，虚构需要材料，小说作为一种世俗的艺术形式，它的创作也同样来自于生活，真实的生活拥有超越想象力的能量。对于小说家来说，使用纪实材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甚至王安忆的名作《长恨歌》，也来源于媒体上的一则新闻。

的确，媒介的发展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多鲜活的素材。小说家们不再需要前往偏僻之地验证一个奇妙传言的真实性，足不出户，就能通过媒体了解到时下的社会情况。“相比老一辈作家，现在的年轻作家在创作中更多使用媒体材料，有一点类型小说的痕迹，”王安忆说，“但我对此不反感，因为它可以很好地启动叙事欲望。”

但是王安忆同时也指出，近年来受众对长久以来的虚构风格不再喜爱，而更偏爱纪实风格的文艺作品，这导致大量纪实风格的虚构作品出现，例如以贾樟柯为代表的纪录片风格的电影。然而王安忆认为，这种纪实风格虽然做得逼真，却含有大量虚构成分，因而有真假混淆、欺骗受众之嫌。王安忆指出，现实是复杂的，真实背后往往另有一种真实。这为虚构作家对纪实材料的运用也提出了挑战。

关于虚构与非虚构，袁凌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犀利地表示，非虚构之所以会兴起，是因为眼下的虚构文学令人失望。他并不迷信文学的想象力，在他眼里，过分依靠想象力，只会让文学作品变得陈腐。他认为非虚构不仅是新闻，也是文学，它为想象补上了现实的根基。更确切地说，非虚构是跨越文学、新闻、历史、社会等诸多领域的一项共同的行动。“非虚构是一种精神，我们的写作，是为了写出人类的存在状态。”袁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