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编年体裁的现代意义

史无定法，而万变不离其宗。要想解决各说各话的棘手难题，编年体是重要的凭借。编年体本来是中国固有史学的主要体裁之一，晚清民国以来，一般被视为传统史学，与章节新体不大合拍。时下历史学的学位论文，除文献学外，更明确规定不能以编年体的编年、长编、年谱之类为体。编年体之所以被打入另册，原因大概有二，一是觉得有史无论，与强调史论结合的所谓现代史学格格不入，二是误以为编年仅仅简单地排比罗列史料，没有史学。其极端的看法，甚至于编年体能否算著作也高度怀疑。

通行观念与高明的见解明显有别。编年体的最高境界，当属宋代的长编考异，而近代学术大家卓有成效的治学方法，正是在宋代史家良法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宋代治史，尤以长编考异之法最为适用有效。此法在近代的讲究，概括者如沈曾植以俱舍宗治俱舍学之说，稍详者如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所说：“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衷一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今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也。”更为详尽的发挥，则见于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比较不同的史料以近真并得其头绪的阐释。

陈寅恪主张尽力吸收外来文化与不忘本民族地位相辅相成，对待西学则效仿宋儒，取珠还椟，将域外正宗的比较研究与合本子注、长编考异相融合。傅斯年则干脆宣称宋代已是比较不同史料的新史学。在他们的眼底心中，古今中外并无扞格抵触，传统的编年体史学，与欧洲时兴的比较文献学、比较语言学和比较宗教学是一脉相通的。三说详略各异，要旨则一。认真揣摩这一治史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方法，并且根据具体研究对象的千差万别而灵活运用，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且臻于化境。

三位前贤的说法，主要还是针对古代，而古代文献相对简少，立说不易，反证亦难。史料愈近愈繁，各种记录，层出不穷，不仅覆盖史事的全过程和各层面，而且罗生门的现象所在多有。按照自圆其说的标准治近代史事，误判亦有证成实事的可能。学人对此认识显然不足，以为资料易得，史事易证。其实恰好相反，由于资料繁多，当事人的记载不一，除了人时地等基本信息外，详尽再现史事各层面的真反而不易确证。简单依照时间顺序排比材料的做法，既不能比较关于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而近真，亦无法比较前后相连的几件事而得其头绪，更不要说理解前人思想言说的本意。而要囊括所有材料，勾连贯通，解释疑滞，将各说整体及部分的真伪异同详加比勘互证，必须卷帙浩繁，才能容纳。

近代学人关于研治中国近代史相对容易的普遍误判，自然会影响到编年体应用于近代史研究尤其是近代人物研究的领域。编年体之于人物研究，最常见的形式就是年谱及年谱长编。受晚近历史的研究比较容易观念的误导，民国一些学人以为编撰近代人物的年谱并非难事，梁启超就明确说：“大概考证的工夫，年代愈古愈重要，替近代人如曾国藩之类做年谱，用不着多少考证，乃至替清初人如顾炎武之类做年谱，亦不要多有考证，但随事说明几句便是，或详或略之间，随作者针对事实之大小而决定。

今人未必有多少注意到梁启超的这一说法，可是近代人物的编年体著作的确普遍存在类似于梁启超所说的情形。相对于材料的极大丰富，各种年谱或长编于征引的广泛，比勘的精密，取舍的讲究，拿捏的当否等等方面，颇多可议。尤其是以长编考异之法的应有之义作为标准，显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近代史研究起步较晚，在方法应用方面，应当借助中古史大家的成熟经验。而陈寅恪等人关于长编考异法的各种论述，正是对症的良药。所谓自圆其说，不能只是论著的取材立论可以讲得通，而必须将所有材料史事贯通无碍。若是误以为自圆其说的重心在于“自”，悬问题以觅材料，用后来的系统各取所需地采集论据，形成论点，难免断章取义，穿凿附会，有此说不知不觉间变成如此事。不能达到贯通所有材料事实的“圆”，则自圆就成了互异的根源，见仁见智非但无助于近真和得其头绪，反而导致无休无止的聚讼纷纭。

近真又有本事之真及当事人记录之真的双重性，不知后者，于前者势必模糊不清。而逐一坐实后者，则还有无限延伸的事实联系。因此，研究特定人物，不宜只看其人的直接材料，也不能单纯以其眼界看周围人事，以致以其是非为是非，结果反而无是非可言，必须将前后左右上下内外各事各说相互比较参证，才能置于历史本来脉络的适当位置加以理解把握。

考异为长编必不可少的辅助方法，以宋《通鉴考异》最为史家所称道。其本意是将同时各说加以排比，取其近真，留存诸异。因为史料之于史事，往往为残篇断简，有时各说相互排斥，或间有异同，而难以其中一说否定其余，于是只能权衡前后左右，选取相对较能贯通且近情理者立说，而将其他各说依近真度顺序存列，一则留待新材料的发现，二则高明者目光如炬，均有可能重新解读史料史事，不至于以一己之见强加于古人和天下。晚近史料繁多，可以征实之事远较古史为多且易，治史又由通史转向专题研究，遂以归纳代贯通，一般多重考证而轻存异。实则史料多既使研究层面深入扩展，又增加了史事记载的歧异，如何近真以及如何才是真的问题较古史更为复杂。除人时地等简单层面外，要考证史事准确恰当，极费工夫笔墨。

有鉴于此，考异至少应当包括：前说有误，排比史料能够纠正至当；未有成说，汇聚史料可以立说无碍；诸说并立，取比较近真之说其余存异；诸说真伪正误间杂，须相互参证，酌情条贯；实事往往无实证，须以实证虚，而不涉附会。各种情形，或分别，或兼具，须根据具体问题有针对性地灵活运用，为编年排比连贯史料史事提供有力的支撑。

究历史人物，若仅就特定人物的言行立论，很容易误读错解其言行的本意本相，并且流于以其好恶为是非，以至于无是非可言。如此这般描述出来的历史人物，实为研究者心中的形象，与历史人物的本身貌合神离，似是而非。近年来孙中山研究的切实进展，往往并非专门研究孙中山而得，而是由其他相关研究取得意料之外的收获。单就孙中山的言行反复解释，反而如陈寅恪批评民国时文化史著述所说，只抄旧材料或仅就旧材料作新解释，非滞即诬。

中国为伦理社会，最重人伦关系。所谓礼法纲纪，即以伦常为根本。相应地处世治学，也极为讲究人脉。影响及于治学的具体取法，又有形似而实不同的两种，一是以所研究人物为主线放射扩展，一是将其人置于整体关联脉络之中。前者无非是定向放大，难免先入为主，后者才能得其所哉，安放于合适的位置并恰如其分地解读相关材料和史事。编辑孙中山史事编年，虽然看似仍以孙中山为中心主线，取径却是力求将孙中山放到整个历史联系的相应位置，使得理解孙中山的言行与认识历史的风云变幻相辅相成。

同理，研究人物的思想学说也不宜简单地直面文本加以揣度解释。以三民主义为主体的孙中山的思想政见，从问世之初，就不断引起内外各方的争论，这些争论反映了时人的意见分歧之大，同时也折射出孙中山的主张认识往往牵涉中国前途命运的大节，为同代人及后来者的目光所聚焦。对于这些分歧论争，可以说从来就是史学界关注讨论的重要领域。如革命党与保皇派的几番论战，前人研究较多；同盟会内部关于三民主义的取舍，亦有所论列；国民党内对于一大宣言的分歧，也已经揭示。

不过，这方面可以扩展的空间仍然相当广阔。例如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从一开始就与孙中山的思想相牵连，现有的认识有待解惑的问题很多，远远不能覆盖当时各种社会主义的实情，以及国人对于社会主义的引进传播和理解。要想恰当认识孙中山自认以及同时代各方他指的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还须细心解开各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孙中山言及对于社会主义的认同，以及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心中所指的社会主义显然与今人通常所以为的有别。阅读西文的能力较强、足迹又遍及世界多国的孙中山，能够更加直接地接触各种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乃至组织人员，与一般有赖于翻译西书或中文介绍的国人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有所分别。这些分别或多或少体现在他的民生主义主张之中。同时，孙中山要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传播民生主义，不能不对源自欧洲的社会主义有所取舍，也不能不考虑国情的实况，而国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便是要项之一。如果对于当时欧美各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在中国的际遇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把握，很难对孙中山的社会主义观及其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理解得当。

共和的问题同样如此。共和的概念有本意与新解的分别，虽然都不是由孙中山提出，可是以共和作为与帝制对立的政治制度而且列为组织政纲，并且通过不断发动革命运动使之普及深入，却与孙中山关系密切。只是当共和思想普及之日，却有虚君共和、五族共和、甚至帝国共和等等观念的参入，即使作为政治制度，也不再简单地与帝制对立。而孙中山的共和思想一开始就包含的联邦制构想，源自美国和瑞士的体制，如何应用于中国，解决分治与统一的两难，在清季乃至民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立场不同、派系各异的国人关注和讨论的中心问题。由于各方意见纷繁，牵连到历次制宪如何确立国本，于此始终摇摆不定。与此相关，省的地位及其设置，直到国民政府时期，仍然困扰着当局和各方人士，其影响至今依然深刻存在。梳理南北各方各界的诸多意见，包括所谓帝国共和主义，对于认识共和思想观念在中国的传衍影响及其演化，可以大进一步，同时也有助于把握民国时期许多长期争议不绝、变动不居的观念和体制的来龙去脉。

或者以清朝为正统，评议辛亥时期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性。姑不论革命就是要破除旧法统，建立新法统，即使以袁世凯而论，虽然他后来千方百计要将自己的权力来源与清朝正统相联接，其目的只是为了避免与南方民党政府有所牵扯。实际上，南北和谈时南方民党的前提就是承认共和，否则免谈。袁世凯既然接受这一前提，等于将清朝的正统性连根拔起。而袁世凯接受共和，看似情非得已，却不无自己的盘算。继续帝制，即使立宪，实行责任内阁，充其量不过是政府首脑，而非国家元首。况且清朝的各种势力对其不无掣肘，即便当上内阁总理，也不能随心所欲，远不如做大总统逞心如意，尽管也不得不面对内外危局的考验。只是在清王朝大势已去，大统已绝，失去继续掌控国家权力的资格的情势下，袁世凯才利用这副空架子的所谓正统来抵消南方民党对自己的种种限制。

孙中山一生中的确有些言行备受质疑，尤其是用今日的观念看待，更加难以理解。可是，回到历史现场，与同时代人比较，则又并非不能理解。例如清季民初社会矛盾激化，政争之际，使用暗杀行刺等非常手段，相当平常，不仅革命党崇尚，政府当道惯用，就连表面主张和平变革的康梁等人也屡屡暗中买凶，甚至公开鼓吹游侠刺客，令一班少年热血沸腾。矛头所向，不仅仅是敌对方，也包括同道者。孙中山所牵连的数起著名命案，姑且不论本人是否知情尚难定论，就算由其指使授意，也并无多少特别之处。用所谓恐怖主义来检视，就仿佛将道法自然说成绿色和平，迹近荒唐。至于孙中山与日本关于满洲的交涉，脱离清朝长期禁止汉人出关以维系龙兴之地的禁锢，以及日本趁机不断渗入的背景，简单地从民族主义的视角加以评论，难免隔靴搔痒，似是而非。诸如此类的时代意见，在今日的历史研究当中相当普遍，高谈阔论者浑然不觉与历史意见大相径庭。

由此可见，长编考异既是基础性建设，又有很高的史学要求。治史是否经过长编的训练以及专题研究是否具有长编的底蕴，高下立判。当然，若以为长编仅仅是将资料按时序编排罗列，则有无亦区别不大。

（本文选摘自桑兵《提升孙中山研究的取径》，系《孙中山史事编年》一书序言，中华书局，2017年8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