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丨福克司先生百廿年祭

德国汉学家福克司（Walter Fuchs，1902.8.1-1979.3.5），柏林人，大学就读于柏林东方语言学校（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学习汉语，当时汉语课程的教师为佛克（Alfred Forke，1867-1944）和两位中国教员薛葠（Karl Shen Hsüeh）、曾垂祺（Tsui Chi Tseng）。后转入柏林大学，师从高延（Jan Jacob de Groot，1854-1921）、米维礼（F. W. K. Müller，1863-1930）、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郝爱礼（Erich Hauer，1878-1936）等，主修汉学和汉语，并学习东部突厥语及满语。从1923年起师从福兰阁（Otto Franke，1877-1953），撰写博士论文，1925年以《唐代以前的吐鲁番地区历史沿革》（Das Turfangebiet. Seine äusseren Geschicke bis in die T’ang-Zeit,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N.S. III, 1926, S. 124-166）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口试科目是汉语（主专业）、满语、民族学、哲学（必修副专业）。就学期间在柏林民族学博物馆担任米维礼的助理。1926年前往沈阳，接替雷兴（Ferdinand Lessing，1882-1961）的职位，担任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附属的满洲医科大学（The Manchuria Medical College）的教师，教授德语、拉丁语，业余从事研究，利用假日时间在东北以及大江南北游历、访古，踏勘山川风土，了解民情国情，同时开始购藏中国古书。

福克司

福克司于1938年转往北京，执教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同时任职于德国学院（Deutschland-Institut，中国方面称之为“中德学会”），经德国外交部认可担任过会长一年（1940-1941）。1941年慕尼黑大学设立汉学教授讲席，向福克司发出聘任邀请，福克司有意接受，但因战事日殷，国际交通困难，未能成行。福克司继续留京任教、研究，居京期间与人合作主编《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 -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使之很快成为一份驰名国际的东方学学术期刊。该杂志还编辑出版《华裔学志丛书》（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在华期间除发表很多论文外，福克司撰写出版的重要著作有：《满文书目与文献考》（1936年）及《补考》（1942年）、《慧超五天竺与中亚行纪译注》（1938年，Huei-ch’ao’s Pilgerreise durch Nordwest-Indien und Zentral-Asien um 726. Sonderausgabe aus den Sitzungsberichten der Preuß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XXX 1938）、《康熙时代耶稣会士地图集》（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seine Entstehungsgeschichte nebst Namensindices für die Karten der Mandjurei, Mongolei, Ostturkestan und Tibet mit Wiedergabe der Jesuiten-Karten in Originalgröße.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IV. Peking: Fu-Jen-Universität, 1943，又译《康熙皇舆全览图研究》，见于陈垣为该书所书题签）、《朱思本广舆图版本考》（1946年，The “Mongol-Atlas” of China by Chu Ssu-pen and the Kuang-yü-t’u with Facsimile maps dating from about 1555.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VIII. Peking, 1946）。  

福克司《慧超五天竺与中亚行纪译注》 

《康熙皇舆全览图研究》

福克司是一位善于发现新材料的学者，对满文材料他独具只眼，收获甚多。其他语言材料如乾隆时代新编定的《华夷译语》西洋馆丁种本，便是他于1931年在故宫寿安宫访得，1936年再次前往鉴定，前后两次撰文，将这批珍贵的多语种文献的价值公之于世（“Remarks on a new ‘Hua-i-i-yü’.” 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8, pp. 91-97[1-10]. 参李雪涛《〈华夷译语〉丁种本与额哷马尼雅语》，《中国文化》第五十三期，2021年春季号，197-218页。李雪涛《德国汉学家福克司与〈华夷译语〉丁种本之发现》，沈国威、奥村佳代子编《文化交涉と言语接触——内田庆市教授退职记念论文集》，东京：东方书店，2021年，179-196页）。

福克司1961年访问台北南港时与胡适合影（嵇穆摄）

驻京期间，福克司与中国学界的交往面宽广了许多。在一个晚年口述回忆（Wei jiao 21-39）中，他提及的名字有胡适、傅斯年、袁同礼、萧一山等。与赵万里、闻宥、容庚、王世襄，他也有密切的交往。战后季羡林回国后，两人有经常性的交往，见于季的日记。当时住在北京的西方学者很多，其中德国的艾克（Gustav Ecke）、李华德（Walter Liebenthal）、鲍润生（Franz-Xaver Biallas）、马丁小姐（Frln. Ilse Martin），法国的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石泰安（Rolf Stein），比利时的田清波（Antoon J. Mostaert），美国（主要是哈佛燕京学社的成员）的卫德明（Helmut Wilhelm）、芮沃寿、芮玛丽夫妇（Arthur Frederick Wright, Mary Clabaugh Wright）、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前文提到的柯立夫等，以及爱沙尼亚人钢和泰（Baron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苏联人齐赫文斯基（Sergej Tichvinskij），这些人都与福克司有密切的交往，其中十余人曾组成一个清史研究的小圈子，经常活动，轮流做东。对供职于《华裔学志》编辑部的方志浵（Achilles Fang），他的评语是“欧中文化结合、很有学问的朝鲜人”，“说着一口流利的希腊拉丁”，“编校文稿，核对译文”，“脾气有点暴躁，时不时喷发一下，但总体而言是一位好同事，为人慷慨大方”（Wei jiao 37）。

可以说，福克司住华的二十一年（1926-1947年）是他的事业辉煌期，就他这一时期的著述成果和学术组织力这两方面来判断，称他为当时德国汉学的第一人也不为过。人到中年，遭逢坎坷。在人生的后半段，福克司回到德国，重新创业。最初阶段因纳粹甄别程序（Entnazifizierungsverfahren）经历过长达数年之久的学术空窗期，其间曾受饥寒之苦、重体力劳动之累，最后于1949年7月14日结束审查，慕尼黑甄别总署（Hauptkammer München）正式做出结论，定性为“免予处罚者（第五类）”（Entlasteter, Gruppe V，Heu, S. 19）。由此福克司重获在公务机关工作的资格，旋即任慕尼黑大学私人讲师，先后在汉堡大学、慕尼黑大学担任代理教授，1956年在他五十四岁之年获得柏林自由大学的正式教职，创建汉学系，1960年转任科隆大学教授，1970年退休。福克司从1954年起与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合作创办并主编东亚研究学术期刊Oriens Extremus（《远东学报》），从1972年起与嵇穆合作主编《科隆大学汉学丛书》（Sinologica Coloniensia）。他编制的《德藏汉文、满文写本与珍本图书总目》作为《德藏东方写本目录》的一卷出版于1966年（Chinesische und mandjurische Handschriften und seltene Drucke nebst einer Standortliste der sonstigen Mandjurica [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Deutschlands, hgg. von W. Voigt, Band XII, 1].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1966）。这个德国汉满籍目录珍本不多（近年对二战损失、失落的德图藏品摸底、编目工作陆续有一些新发现，可以增补福氏的目录），不唯跟英法美等西方其他大藏家相比黯淡逊色，即是与福克司这样的有质有量有特色的私藏来比，也相形见绌。难怪福克司把自己的私人藏书戏称为“敝家老北京国图”（meine alte Pekinger «Staats» bibliothek, Ume 17）。

福克司是出色的汉学家、满学家、地图学家、书志家，学风朴茂，下笔不苟，语言简洁，行文明快。他的论文多系专题考证，短章尤为精彩。他在批评拖泥带水、以假时髦的社科理论词藻虚张声势的学术论文时，曾经引用法国人布丰的名言“文风即人”（Le style, c'est l'homme，Heu 105）。在方法上，福克司谨守欧洲传统东方学以文献研究为依归的客观主义传统，从不涉笔纯理论性的问题，在选题、发掘史料上带有乾嘉学派和日本东洋学（尤其是满蒙研究）的影响，在西方学者中独具风格。福克司以清代研究名家，但入门却在中古中亚研究，这对他后来精研蒙古地图、耶稣会地图无疑是一个坚实的底子。上课方面，他在汉堡大学时期的三门课是：《史记・大宛传》、韩愈文、清初中欧关系（Ume 81）。

对国际东方学界的大宗师伯希和，福克司钦佩无似。他曾对弟子说过，“未能与伯希和促膝论学，为人生一大憾事”。他的挚友、美国学者柯立夫（Francis W. Cleaves, 1911-1995）曾在巴黎随伯希和读书，后来在蒙元史有重要建树，某些方面较伯师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处。柯立夫在《元至正二十二年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考》发表后，由哈佛寄送抽印本给在德国的福克司。福克司在回信中写道：“这是一篇杰作，完全可以是出自伯希和本人手笔。”（Ume 41）伯希和的小弟子塞诺（Denis Sinor，1916-2001）在与福克司通信讨论学术之初，就得到福克司的高度赞赏：“大作有马夸特（Josef Markwart, 1864-1930）、伯希和之风。”（Wei jiao 43）塞诺对福克司的伯希和崇拜心中有数，在1973年12月致福克司的信中提出一个特别的请求：希望得到福克司的一张大幅肖像照片，“就挂在伯希和的肖像旁边”，以陈设塞诺本人创立的印第安纳大学亚洲研究所的名人堂（Wei jiao 72）。同道惺惺相惜，取则的标准，无不唯伯希和马首是瞻。对乾嘉学派，福克司有很深的了解，即使在他生活最为潦倒的1949年，自叹“无书居士”的福克司从慕尼黑图书馆借回钱大昕的《潜研堂集》，利用体力劳动的工余时间阅读（1948年11月9日致傅吾康信，BioWF 141）。在教学中，他重视目录学，强调语言基础训练，他的学术常用词是“史料学（Quellenkunde）”“工具（Handwerkszeug）”“下判断时的分寸感”（Fingerspitzengefühl）。这些也是后来他的弟子辈教授们的课堂和聊天时的口头禅，笔者曾有幸与闻，记忆犹新。

福克司在德国的门下弟子有嵇穆（Martin Gimm，生于1930年，科隆大学教授，满文、音乐史专家）、冯孟德（Erling von Mende，生于1940年，柏林自由大学教授，满文、东亚史专家）、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生于1944年，柏林国家图书馆馆员，担任国际标准书号ISBN管理局、国际标准音乐号ISMN管理局局长，书志学、目录学、学术史专家）等。嵇穆认为，福克司是汉学的“柏林科隆学派”的开山之人（Wei jiao 11）。

福克司《清代地图学史料考（一）》（《华裔学志》第一卷第2期，1935年）抽印本，有“雨读斋藏”印（高山杉藏）

福克司还有另一个汉名：福华德，经常见于他的书信签名。有时他写“华德福克司”，相当于他的德文全名。在跟熟人的通信中，他自称“Laofu”（Ume 119）、“伪Fucius”与“Sine-Sina Fucius”，极尽幽默之能事。福克司有斋号“雨读斋”，全称为“晴耕雨读斋”，他在书信中时而署“晴耕雨读老人”（Heu123）。此外他还使用过的“安善楼主人”（Heu, 96）、“安香山人”（Heu, 124）等斋号。初回德国、乞食东西中的他有一次在书信中用德文签名：alter verhinderter Sinologe Fucius（Wei jiao 93），义为“落难老汉学家福夫子”；从大藏书家变为一书不名的寒士，他经常写信向西方汉学家朋友求复本，信末自题“无书居士”（Ume 81），意思苦涩。

福克司在中国时购藏的汉满书籍以及其他语言文字的藏书、期刊，当年未能带走，因为纳粹德国是战败国，福克司又曾担任过中德学会的行政职务，相当于当时所称的“伪职”，其财产包括图书被定性为“敌产”而予以没收。福克司旧藏图书量比较大，今存北京大学图书馆。

福克司一生单身。传世的是他的学术，其著作目录，见Martin Gimm编Verzeichnis der Schriften von Prof. Dr. Walter Fuchs, Oriens Extremus19 (1972), S. 1-7.补充：Martin Gimm, NachträgezumSchriftenverzeichnis von Prof. Dr. Walter Fuchs. In: Michael Weiers (ed.)， Florilegia Manjurica in memoriam Walter Fuch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2, S. 3-6.

本文引用的四种福克司与友人书札及生平资料集，使用简称如下：

BioWF = Hartmut Walravens, „Zur Biographie des Sinologen Walter Fuchs (1902–1979).“ Nachricht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 Bd. 177-178 (2005), S. 117-149

Heu = »Heu, me beatum!« Der Kölner Sinologe Walter Fuchs im Briefwechsel mit Wolfgang Franke und Martin Gimm (Sinologica coloniensia 33). Bearbeitet und herausgegeben von Hartmut Walraven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3（《喂伙计，我很快活——科隆汉学家福克司与傅吾康、嵇穆通信集》）

Ume = Ume heoledere »Vernachlässige (deine Pflicht) nicht: « Der Ostasienwissenschaftler Walter Fuchs (1902-1979). Band II (Sinologica coloniensia 30). Bearbeitet und herausgegeben von Hartmut Walravens unter Mitarbeit von Martin Gimm.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1（《勿荒尔业》）

Wei jiao =Wei jiao zi ai 为教自爱»Schone dich für die Wissenschaft«. Leben und Werk des Kölner Sinologen Walter Fuchs (1902-1979) in Dokumenten und Briefen (Sinologica coloniensia 28). Bearbeitet und herausgegeben von Hartmut Walravens und Martin Gimm.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0（《为教自爱》）

附录：有关福克司生平的材料

福克司去世后，科隆大学发布了讣闻，文稿出自福克司的职位接任者嵇穆教授，由校长署名（Wei jiao 10-11）。译文如下：

科隆大学校长沉痛宣布，汉学系荣休教授福克司博士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五日去世，事出意外，正值他精神矍铄、勤于笔耕之时。

福克司，一九零二年八月一日出生于柏林。就读东方语言学院和柏林大学期间，从学于高延、福兰阁、米维礼等名师，一九二五年以《唐代以前的吐鲁番地区历史沿革》获得博士学位。从一九二五至一九三八年任教于沈阳的满洲医科大学，此后任教于北平辅仁大学。一九四零年接受中德学会会长之职，同年接到慕尼黑大学新设的汉学讲席教授聘约，因战事原因未能赴任。二战结束后，受到遣返，痛失多年积累的图书收藏，其中汉文、满文图籍为当世欧洲私人收藏中的翘楚，后来他对此仍追怀不已。一九四九至一九五零年福克司在汉堡大学担任代理教授，一九五一年由海尼士教授主持通过教师资格论文。此后四年任职于慕尼黑民族学博物馆。一九五六年以编外教授受聘柏林自由大学，为新设立的东亚研究所建设擘画贡献甚多。一九六零年五月一日受聘科隆大学汉学讲席教授，直至一九七零年定年退休。

福克司是德国汉学上一代的代表人物。多年的驻华经历和深入的旅行，让他得以从容接触当时尚在新旧嬗变之际的中国风土人情，获得传统学问修养。因此之故，他的兴趣特别集中于有清一代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学术旨趣尤其以康乾盛世为主要领域。满文文献与书目是福克司的最大学术贡献，自一九三零年代即领先国际学界，平生不断追寻、完善，洵为世界满学第一人。中国古地图学与版画书籍、汉学目录学、东西交通史及汉学史，也是他耕耘的学术园地。

就学术风格而言，福克司是一位绵密考证大师（ein Meister der präzisen philologischen Methode）。他的著作以细节可靠著名，解释史事，注重以文化传统环境条件为依归。他信奉读书得间之法，善于发掘不为人知的史料，使研究出新而扎实。对仓促形成理论，他慎之又慎；对概而言之，放胆推论，他敬而远之。

作为教师，福克司胜任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个疆土。培养学生，他注重传授工具方法，乐此不倦。对问道的同行，他总是慷慨相告，不吝分享他的经验宝藏。诚恳、好义、乐观、质朴之于性格，爱好条理头绪之于行事，这些方面透露出福克司受中国文化的浸染之深。

科隆大学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学者、友善的同事、广受尊敬的教师。福克司教授的部下、门生弟子、友人，无论校内外，都将永远感念他。

校长 卫乐克（R. Willeke），一九七九年四月二日于科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