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东野圭吾原著，电影《解忧杂货店》忽略了社会经济背景

纵观今日国产电影市场，改编“大IP”撑起剧情，再用“小鲜肉”捕捉眼球，越来越是一种能让观众、流量和资方都满意的做法。韩杰改编自东野圭吾同名原著的新电影《解忧杂货店》也不例外。原著《解忧杂货店》当然是一个发生在日本的故事——一个奇幻的杂货店，跨越时空的界限把1970年代和21世纪的人们用书信勾连起来，用几段戳心的故事讲述日本社会三十余年来的变迁。中国电影《解忧杂货店》为了使故事本土化，确实下了一番功夫：把日本的1979年化约为中国的1993年，把风靡日本的披头士乐队化约为风靡中国的迈克尔·杰克逊和崔健摇滚……本土化的改编是一种再创造，其填充和删减皆能反映出改编者自己的问题意识——其中当然充满了有意无意的私货或无视。

原著的基本故事框架并不复杂：老爷爷和老奶奶年轻时私奔未果，但经久不衰的爱情让他们终生如牛郎织女般遥遥相望。老爷爷开了一家偏僻的“浪矢杂货店”，日常扮演社区中的知心大爷，用书信为匿名的邻里谘商人生难题；老奶奶倾其家财创办孤儿院“丸光园”，全心全意地抚养孤儿。两人终生未见、终生未婚，但丸光园的孤儿们却在杂货店和孤儿院的双重帮助下，命运出现了许多神奇的转折。

其中最奇妙之处在于，在老爷爷生病住院、不能再处理谘商信之时，不知情的谘商者仍会去杂货店门前投入的匿名信件。这些信件穿越时空，来到了三十三年后的同一地点。这是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三日午夜，从孤儿院长大的三个孩子翔太、敦也和幸平在女企业家武藤晴美的家中“闯空门”——他们打劫了财物和汽车，途经废弃的杂货店，打算在里面躲一夜风头。他们万万没想到，三十三年前的谘商信恰恰在这时投入了杂货店铁卷门的邮件投递口。

电影中的“迷途的汪汪”张晴美，在原著小说中名叫武藤晴美。她的事业成功，是翔太、敦也和幸平一手制造出来的。来自一九七九年的谘商信被二零一二年的三位少年收取——他们同情这位同样来自孤儿院“丸光园”的年轻女孩，以后来人的经验为她提供理财建议：尽可能地多购买股票和市中心的房产，并在带来经济危机的“广场协议”之前及时脱手。只有这样，这位酒场女郎才能摆脱风月场所的束缚，实现体面的经济独立。

电影《解忧杂货店》大体上还原了小说中的上述剧情。这背后自然有中日两国极其相似的历史经验——二十几年间飞涨的股市和房价，以及在商业投机中暴富的幸运儿。在中国版本的剧情里，还多了一条“社交网络和新媒体”。然而在电影中，三位年轻人的建议并不强调投机因素。他们似乎是在说：只要你勤于耕耘，就必有富足的收获。这种成功学般的大众信念，在电影中是经由年轻的张晴美参加大学课堂、努力学习经济学知识来表现的。

遗憾的是，这在立意上大大矮化了原著小说的思想内涵。只需谈及一个重要细节就能清楚这点：电影丝毫没有表现三位年轻人的社会经济背景，仿佛他们只是由于反对强拆的一时义愤，为了惩罚张晴美而去她家中打砸。在中国版本的故事里，他们像匡扶正义的梁山壮士一般，把个人利益置于次要位置。然而在小说中，三人的意图再现实不过：图财。东野圭吾直言不讳地描写道：“他们三个人年纪相同，读同一所中学和高中，一起做过不少坏事。顺手牵羊、偷窃、偷自动贩卖机的钱，只要是不使用暴力的偷窃行为，他们全都干过。”之所以选取武藤晴美的家，完全是由于她有钱，至于拆不拆孤儿院才是其次。他们三人是极度自卑的，乃至不敢相信自己有资格帮人解忧。东野圭吾借敦也的话来描述他们自己：“设法帮助她？笑死人了，我们这种不入流的人能帮她什么？既没钱，又没学历，也没有人脉，我们只配干这种被人唾弃的闯空门勾当，就连闯空门也无法按计划进行。”

他们的行为不端是根植于社会经济背景上，这点在电影版本中被彻底忽略。翔太从家电量贩店中被炒鱿鱼，幸平供职的汽车修理厂突然倒闭，而敦也目前也在失业——“两个月前，他在零件工厂上班，有一次，母公司订购了新的零件，因为和之前的零件尺寸相差很大，敦也连续确认了几次，对方坚持说没有错，于是，他就开始制作，但那个数字果然错了。负责联络的是母公司的菜鸟，搞错了数字的单位，因此导致产生了大量不符规格的瑕疵品，最后，公司方面认为敦也没有充分确认，所以必须由他负起这个责任。”

恰恰是由于被现代经济体系抛弃在外，他们才又一次走上了“闯空门”的道路。吊诡的是，那些主导现代经济体系的强者，如武藤晴美，正是他们的力量一手制造出来的。他们站在2012年的时代经验中，建议1979年的晴美投资股票和房产。晴美能得到这种建议，完全是出于极度幸运的机缘。这实质上是一个深刻的隐喻：在纷繁复杂的经济浪潮中，暴富者之所以暴富是大大依赖底层所撑起的偶然机缘。东野圭吾在此基础上更加上了一条：富裕起来的人保持富裕的手段，是要制造一个让下属残忍厮杀的体系。

这一条在电影中没有丝毫表现，但在原著中却叙述得极为深刻：武藤晴美为了维持其购物中心的客流量，规定下属店家“只要连续两个月在顾客票选中得到最后一名，就必须撤店”。日式馒头店业绩不佳，店主向晴美“深深地鞠躬，他头上稀疏的头发紧贴着头皮”，因为一旦撤店就意味着他的破产。但晴美没有丝毫人情味地对大厦警卫说：“他是外人，麻烦你请他离开”。

在没有奇幻色彩的日常世界中，武藤晴美所代表的老板们，和敦也、翔太等社会边缘的年轻人，是毫无共情的。如果说他们有什么联系，那只能是：作为强者的老板会制造一个残酷的淘汰制度，在弱者之间形成竞争，从而获利。晴美用这种方式不断赚钱，这种赚钱的方式也不断地生产着敦也、翔太和幸平这种失业者。但通过一个具有奇幻色彩的解忧杂货店，他们的命运才出现本质性的联系：原来他们都曾是丸光园的孤儿，他们都曾在底层挣扎过，他们跨越时空用书信抱团取暖。

如果没有这个奇幻的杂货店，现实永远是惨白的——敦也、翔太等人在一个不利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只能用“闯空门”这种方式和武藤晴美们尖锐对立。而武藤晴美们也不会意识到，他们的成功是建立在所有失落者之上的。这些失落者不单单包含日式馒头店的老板、敦也这些失业的年轻人，还包含因为家里欠债，举家跑路最终沦为孤儿的藤川博（即电影中的林浩博），以及由于1980年日本抵制莫斯科奥运会而未能参赛的静子。在原著小说中，藤川博成为一个雕刻师，他童年在孤儿院雕刻了一只木雕小狗送给晴美，成为鼓励她创办“汪汪株式会社”的力量之一；而运动员静子也曾向杂货店谘商，正是她告诉了晴美解忧杂货店的事。

也只有在这个故事深度上，我们才知道武藤晴美或张晴美的成功故事不单单是一部“爽文”，她的富裕不单单是因为她运气极好，有幸通过穿越时空的通信知道未来的股市楼市；这更不单单是一部“励志剧”，好像因为她努力学习经济学知识，就能获得“成功”。原著想要告诉我们：是所有失落者的失败条件累积起来，才成就了“成功者”；正如是松冈克郎（电影中的秦朗）之火场牺牲成就了水原芹（电影中的张维维）的“重生”。

原来东野圭吾的几个故事之间是有互文呼应的。如《红楼梦》一般，正是在这种“参互成文，含而见文”的映照之下，故事的内涵才能充分展现出来。遗憾的是，在电影的有限阐释能力当中，强者晴美们和弱者敦也们的互相生成和尖锐对立的关系被简化为英雄式的壮志豪情和鸡汤式的励志故事。而这个神话般的解忧杂货店，在两极阶层之间建立的共情与和解，也就无处落实其现实意义了。

在小说末尾，被捆绑在家中的武藤晴美兀自反思——

眼前到底是怎么回事？为甚么会遇到这种事？自己做了甚么坏事吗？自己只是脚踏实地地努力向前，完全没有理由遭受这样的惩罚。

就在这时，她突然想起带头那个男人说的话：“甚么向来是弱者的朋友，一旦发现无法赚钱，就会毫不留情地一脚踢开。”

她不认为自己是这种人，自己甚么时候做过这种事？

但是，日式馒头店老板哭丧着脸的表情浮现在她的脑海。

东野圭吾笔下的晴美这时才领悟到，原来自己并不是“脚踏实地地努力向前，完全没有理由遭受这样的惩罚”。她遭遇的惩罚，是她的成功道路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于是她决定和解：“那就来救一下栗子小馒头吧”。

而这时小说进入真正的尾声：老爷爷回复他们那张空白信纸，建议三位年轻人“不妨换一个角度思考，正因为是白纸，所以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你很自由，充满了无限可能。这是很棒的事。我衷心祈祷你可以相信自己，无悔地燃烧自己的人生。” 这里的意思当然不是告诉他们要像张晴美一样努力读书经商，“脚踏实地地努力向前”——像电影改编者那样认为励志能够解决一切困难。东野圭吾是在说，面对所谓强者和弱者的生成与对立，只有弱者们不屈的现实行动才是改造社会的历史性力量。站在这个基点上，三位年轻人准备原谅晴美，乃至自首。

强者和弱者这才达成了彻底的和解与共情，读者该松一口气了。然而合上书之后，人们不得不脊背发凉：原来这种和解和共情，全都要依赖一个超自然的且在现实中不存在的“解忧杂货店”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