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与研究︱外籍青年科学家在上海

对于斯蒂芬和塞巴斯蒂安来说，这是一次非常新奇的体验。他们目前在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工作。斯蒂芬2018年一月即将离开中国，飞回法国，找合适的工作，他和中国公司的合作，将以远程的形式开展。塞巴斯蒂安则计划博士后出站后，进入这家公司做药物研发。

来到上海有机所

早晨9点，斯蒂芬穿着白大褂，戴上蓝色手套、一副厚底的防护眼镜，出现在上海有机所的实验室里。

他所在的生命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要做天然产物的合成工作。如果这些化合物在某些方面活性不错，在这个化合物基础上再进行结构改造，可能会发现一些潜在的药物分子。

斯蒂芬来自法国南部，靠近海港城市马赛的一个小镇。他在以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闻名的法国综合性国立大学里昂第一大学取得了化学博士学位。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他可以选择去美国、加拿大或欧洲其他国家继续科研。但是导师建议他去中国，并告诉他，上海是一座不错的城市。

斯蒂芬在巴黎第十一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了两年后，2014年3月，通过中国科学院的“国际人才计划”（CAS President’s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Initiative，PIFI），斯蒂芬来到了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有机所”）。“PIFI”是中科院为吸引和支持高水平的国际科学家和研究生到其院校工作和学习，设立的一系列国际研究奖学金，面向杰出科学家、访问科学家、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国际博士生在内的四类人群。通常它的资助期是1年，博士后为2年，是目前中科院引进外国科研人才最重要的渠道之一。

斯蒂芬所在课题组主要做的是糖化学生物学研究，在有机化学领域比较“小众”。

斯蒂芬这一天要做的是，如何把自己预先制备好的分子，经过化合的步骤，变成另外一个分子。他的实验室记录本里面写着制备的“配方”，记录着这个过程需要哪些试剂及其分量。如果别人要重复做出同样的分子，就可以按照这个配方来。

“这几乎是我们在实验室里每天做的事情。”斯蒂芬说道。

和他同样在上海有机所工作的塞巴斯蒂安，博士毕业于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这所建立于1948年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以量子理论的奠基人马克斯普朗克的名字命名。在研究所的历史上，诞生过不少于18位的诺贝尔奖得主。

博士期间，塞巴斯蒂安做的是与药物开发有关的化学研究，但是德国本土以制造业见长，触动了他想学习材料化学的神经。当时他的团队中有一位同事，曾在上海有机所做过博士。“欢迎去上海。”他向塞巴斯蒂安推荐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2016年8月，塞巴斯蒂安来到上海，学习高聚物化学。

他来中国之前的设想是，毕业后，以博士期的知识，留在中国开发药物；也可以回到德国，凭后来所学的材料化学，进入德国的制造企业。这是他的“双计划”。

打开的中国科研大门

因为实验室某些化学试剂有特殊味道，有时涉及有毒物质，科研人员通常在负压的通风橱内工作。斯蒂芬所在的实验室不大，实验桌上摆满了各种化学试剂，地面用黄色警戒线隔出了科研人员的办公区域，剩余空间寸土寸金。两个科研人员共用一个通风橱。

斯蒂芬的“同桌”，是来自尼日利亚的泰迪。2015年9月他来到这里，开始博士阶段的学习。天然产物的化学合成是他感兴趣的领域。“在尼日利亚，有很多传统非洲药物和草药，在当地非常流行。有点类似中国的中药。”

在泰迪看来，中国在自然药物资源的有效转化上做得很好。查看了天然药物化学相关领域的论文后，他发现中国的发表数远多于亚洲其他国家，而且中国对科研的资助力度很大。于是泰迪选择来到了中国。

泰迪相信中药对现代药物开发的意义，同时也了解中医的争议，“类似的争议不止在中国，在尼日利亚和其他国家也有。大家有很多分歧，比如它到底安不安全？”

和泰迪一样，阿密特也是为数不多来华做研究的年轻人之一。阿密特来自不丹，他笑称自己可能是第一个来到中国工作的不丹科研人员。

不丹的教育体系中，全国只有一所运作良好的公立大学，主要设置本科阶段课程，极少设置研究生课程。因此，本国的一些优秀学生，往往会选择去邻近的国家继续深造。阿密特在泰国读完了硕士和博士，又在瑞典和印度做了近一年的研究。2017年5月他来到上海，在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工作。

在上海有机所实验室工作的印度人库玛，指甲上红色的彩绘颜料，还未完全褪去。2017年十月份，他和妻子回到他的家乡海德拉巴，印度南部的一座城市，举办了婚礼。妻子毕业于海德拉巴旁边的一所大学，婚后来到上海，即将成为一位全职主妇。

库玛之前的课题研究领域是有机化学。来之前，他收到了来自中国、韩国和德国三国的录取通知。“在印度，如果你学的是信息技术，可能会选择去美国深造。但在我学的领域，中国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根据中科院国际合作局的工作人员透露，中科院外国人才队伍的体量这几年一直呈增长态势。以国际人才计划（PIFI）的申报人数为例，总体申报量已经从2013—2014年的500项次左右，攀升至目前的近1000项次（不含博士生申请）。与此同时，申报的来源国也在增多，从2015年的57个上升到2018年的72个。2015年前中科院已经有了与发达国家的交流，而这几年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发展中国家来华开展合作的人才也越来越多。

“本土化”的挑战

语言几乎是每一位来到中国的外国科研人员都会面临的难题。

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斯蒂芬意识到自己将要走出“舒适区”，迎来完全不同的文化，包括科研文化。但他认为最难适应的是语言。到中国后的第二年，他觉得自己如果不学一点普通话，“可能会错过些什么。”于是报了汉语学习课程。

根据奖学金的要求，泰迪来到中国后，先去北京学习了5个月左右的中文课程。这为他在实验室、在有机所、在中国的生活，提供了不少便利。他可以用一些简单的词汇，完成诸如买东西、点菜、实验室对话等交流。“同事们和我讲英语，我想跟他们讲中文。最后大家都会学到一点彼此的语言。”泰迪乐观地说道，这是一种win-win（双赢）。

而阿密特之前在不同的非英语国家待过，语言障碍对他来讲并不陌生。“每到一个国家，我都会面临三种语言。英语、当地语，还有第三种我们共同的语言——表情、肢体语言等。”阿密特解释。

相比起他们，身为PI（Principle Investigator，导师）的劳蒂米，则有些苦恼自己的团队很难招到中国学生。语言是一部分原因。

2014年他从法国来到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建立了他的实验室。一切从零开始。目前为止，他的团队以外国学生为主。“中国学生也许有点害羞，不敢到我的团队来。”劳蒂米希望他们能放开这一顾虑，“他们的英文水平，是完全可以做到在实验室里交流的。”现在劳蒂米办公室的白板上，除了学术符号之外，还有像“你吃饭了吗”“明天见”这些简单的中文，是他的中文老师给他上课时留下的。

除了语言，工作时长和强度也是来华的外国科研人员需要适应的“新文化”。

2012年，《自然》杂志上一篇题为China: The gates are open（中国：大门已开）的调查文章写道，中国人的勤奋经常给外国科研人员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位科研人员称他所在的上海巴斯德研究所，一半的人在晚上7、8点仍留在实验室，这是他在英国牛津大学读博期间，很少看到的。

现在依然如此。

不出意外的话，早上9点，泰迪来到实验室，回去的时间从晚上11点到凌晨4点不等。“如果我能给出一个大致的描述，那么研究所大部分的中国科研人员，晚上11点还不会离开实验室。”

同课题组的一位90后年轻科研人员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做合成的，工作量要更大一些。”等待化学反应的时间，从几分钟到几天都有可能。但他们的实验室很少存在“等待”。“等待时，你有更多的反应要做。合成一个大分子，从最简单的几个原子、分子做起。要试反应，尝试路线，尝试完了再少量、大量地往前走。没有现成的，工作量很大。”

“我们的业余生活会比高校少很多，一般是周一到周六工作日，周日一天，大家累了睡个懒觉，出去买点东西。像我喜欢骑车，就出去骑一圈。”上述科研人员补充道。

泰迪承认这是一个挑战，不过他还是尽力去平衡自己的生活。自己能释压的原因是，“我对自己了解，而且我喜欢我在做的事情。”

库玛认为，印度的科研人员面对的竞争压力甚至更大，但是与此同时，他们的社交生活很丰富，周末通常不工作，而是跟家人、朋友在一起。在中国的这段时间，他和家人朋友们已经计划了好几次旅行，去到上海的周边城市杭州、南京，以及乡村。

不同的评价和管理机制

2015年10月，玛丽昂来到中国后，法国领事馆负责科研的工作人员向她推荐了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2002—2003年中国SARS疫情爆发后，中国科学院、上海市和以公共健康、传染病研究闻名的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于2004年联合成立了这一机构，从事重大传染病的相关研究。

玛丽昂认为，上海巴斯德研究所，与她之前的法国研究所相比，“非常现代，有很好的设备，中国政府的资助更多。”

在对待论文的态度上，玛丽昂觉得比起法国，中国更强调影响因子。对影响因子的要求，提高了论文发表的门槛。

“中国在寻找最优秀的那些人。”玛丽昂说，“当然，能在《自然》《科学》这样顶级的期刊发表文章是很不错的。”她犹豫了一下，随后表达了她的顾虑，“不过这样的‘最优秀’，更多是建立在数字而不是质量的基础上。”

斯蒂芬认为，“在法国，如果你的论文有高影响因子，毫无疑问每个人都会很高兴。但这不是主要目标，最主要的目标是完成项目。”引用次数越高，影响因子越高，这对于热门领域如绿色化学、催化化学、药物研发等相对容易些。但对于一些冷门领域的课题，想要获得高影响因子，本身就很困难。

斯蒂芬强调他的观点，“不能在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不代表你不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

劳蒂米认为，中国科研人员面临更大的压力，去证明自己的优秀。“很少有中国学生来到我的面前，告诉我，他实验失败了。他可能做五次试验，前几次结果差不多，但他向我展示的是最漂亮的一次数据。”劳蒂米恳切地说道，语速越来越快，“嗨，我需要的不是漂亮的数据，而是真实的数据。即使试验失败了，没有关系，这个项目投入了资金，我们可以从失败的数据中去分析原因，改变试验方法。我们要做的是一步一步来，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科学知识。”他认为这也可能跟导师的风格有关，如果对方是一位非常严厉的导师，学生就不敢轻易承认自己的失败。

管理机制也是科研文化差异的一部分。

在法国，导师和学生之间有一位助教，在中国则没有助教。“我需要更独立地做研究。遇到问题后，最直接的方法是自己去解决，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你也可以向同事或者导师求助，但那会费一点时间。如果在法国，导师忙的时候，你可以请助教帮忙解决问题。”斯蒂芬说道。

作为一位PI，劳蒂米认为，管理对于科研很关键。在欧洲，一个典型实验室的构成，可能有2—3个博士生、4个博士后，另外还有两位十年以上经验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学生如果遇到问题，可以向工作人员求助，工作人员帮助实验室更好、更规范地维持日常运作。

中科院国际合作局的有关人员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认为，外籍科研人才引进的作用，目前尚没有量化的指标去判断。但是历史的案例已经证明了多元文化对科技创新带来的巨大促进作用。他们可以带来自身的知识、经验和技术，短期内实现新领域的人才培养和团队搭建，帮助中国推动在科研方面的国际合作等。不过他也承认，目前看来，中国的外籍人才引进规模，对科研环境的改善还非常有限。

选择：离开还是留下

劳蒂米喜欢在中国的工作，“在欧洲，科研变得越来越难，甚至失去了动力。但是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的机会和热情，几乎每一天你都能看到微信上有人在转，谁有一个什么发现。几乎每个月，我都想写一个新的申请计划。”

他从事的是虫媒病毒相关研究，寻找与重大传染病相关的病毒，开发针对疾病的药物或疫苗。劳蒂米认为在他的研究领域，这里的研究和产业之间，联系非常紧密。

劳蒂米给自己在中国的工作，设定的是一个长远计划。“5年或10年前，很多人来中国，可能只是半工作。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科学家，来中国建立实验室，打算长期呆在中国。”

“我从未看到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吸引科学人才这方面投入这么多。”劳蒂米来到中国时，入选了上海“外专千人”计划和中科院的“百人计划”。这些项目为劳蒂米在购房等生活的安顿上，提供了优惠政策，这是他在其他国家不曾看到的。

“我在英国、美国时都没有这样的补助，提供给个人的资助和科研是分开的。”劳蒂米承认，这对科研人员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生活很困难，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你要吸引的不仅是他们本人，还有他们的家庭。”劳蒂米说道。

而那些更年轻的外籍研究生科研人员来到中国，面对未知的因素更多。奖学金对他们的资助主要是在就学期间，不包含落户安家。

塞巴斯蒂安发现，在择业方面，他在中国的科研同事和德国的很不一样。“我在德国的博导很有名望，但是团队中可能只有一个人以后想成为他。可在这里，不止十个学生希望自己以后成为教授。”塞巴斯蒂安说，德国的科研人员有不少希望进入企业，这或许跟收入有关。

想要成为教授，科研压力是不小的。这种压力并不是来自导师，而是来自他们对自己的期待和社会的竞争压力。塞巴斯蒂安说道，他在有机所的大多数中国同事，都有一个科研梦想。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在国内一流学校找一个科研教职，除了优越生活，也能有机会施展所学，在化学方面有所建树。

他建议，“我希望我们可以不用去看别人在做什么，找到自己的人生，自己快乐的方式。”塞巴斯蒂安目前的计划是，毕业后，进入一家中国新开办的从事糖化学应用科技开发的公司，做与药物研发、生命科技等相关的工作。

泰迪还不确定博士结束后的打算，或许留在中国，或许去美国、加拿大、欧洲，继续博士后的学习。“尼日利亚有许多优秀的年轻人，但是目前缺少实现他们能力的环境。中国在科研上资助更充裕、更有组织性，研究更具方向性。”他说道。

阿密特希望先在中国工作一段时间，长远的计划是回到不丹，创办研究所。

“你的这个问题忽然让我有些想家了。”阿密特坦诚地说道。“我去过十几个国家，中国是第一个让我感到有些想家的地方。”

阿密特在上海，感受到了一种与家乡不一样的哲学。不丹对国家发展的衡量标准是“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他们更关心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

他没有明确说为什么想家，只是强调，他现在生活和社交圈子已经慢慢扩大，开始适应在上海的新生活。一周大约5天，阿密特会在晚上沿着滨江大道跑上10公里，把头脑从工作中解放出来。

斯蒂芬把他原先计划待在中国的时间，从两年延长到了四年。到了博士后项目的尾声，他决定回法国。

“在中国呆了4年之后，我们想到另一个国家去探险新的东西。我们不排除回到中国或尝试其他国家，一切是开放的。”斯蒂芬说到他和妻子的计划，表示这是他们离开的主要原因。

此外，如果把上海的工资和生活费用与欧洲作比较，上海的生活成本是昂贵的。另外空气质量也是他们考虑的一方面。

中科院在调研中发现，阻碍外国人才在华工作的主要因素包括：国民待遇（子女入托就学、医疗、养老、保险等）、来华手续（工作许可、居留许可、来华签证）、生活保障（住房、空气质量、交通拥堵）等。这是中国目前开放环境配套中，需要进一步去解决的地方。

“在中国的四年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斯蒂芬说道，他不认为这是一次“离开”，如果以后有机会回来，无论是旅游还是公司派驻，他都乐意接受。

斯蒂芬低下头凝视着杯子，用勺子轻轻碰了碰咖啡杯杯沿，思绪却在杯子之外。在沉默了一分钟后，他抬起头说，“在这里，一切变化很快，你必须随时做好适应的准备。”

这是他对中国印象最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