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世上有多少“小上海”——从雅号看城市影响力

作为近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向来被称作“大上海”，其繁华富庶对远近各地的人们都留下震慑耳目的印象。正如历史学家叶文心所说的，“上海繁华”这部“平常人的城市史”改写了近代中国无数平常人的命运，“上海经验并不一定非在上海才能体验”；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也指出，上海直至1949年之后仍始终是香港人心目中的样板与怀乡的精神家园。

这种城市影响力的证明之一，是近代有很多城镇都被冠以“小上海”的雅号，且分布在全国各地，如江苏无锡、溧阳、新沂窑湾镇、阜宁益林镇；浙江兰溪、德清新市镇、余杭南涧村；安徽芜湖、淮北、界首、铜陵大通镇；山西阳泉、忻州砂河镇；山东威海；湖北沙市；河北武安县阳邑镇……这份不完全统计的清单大到像无锡这样的大城市，小到村镇，辐射南北各省，足可证明在当时国人心目中，“上海”这个符号象征着经济繁盛、工商业发达，影响力甚至远达边陲——台北重庆南路早在1895年之前就因繁华而被称作小上海，甚至连川边藏区的打箭炉，晚清时都曾被誉为“小上海”。这在民国时期更是如此，抗战时许多城镇都是因作为敌后商品流通之地而畸形繁荣起来，由此得名“小上海”，如余杭南涧村、安徽界首镇、河北武安县阳邑镇，均是如此。

1949年后得名为“小上海”的淮北并不是由于这种对经济繁荣的欣羡，而是因为当地有大批上海知青聚居。时代变迁，在1980年代之后，象征着经济繁荣的符号变成了港台，如嵊山岛的后头湾村就曾被称作“小台湾”，现在，北疆阿勒泰深山里的小镇耶克阿恰因其突如其来的繁盛就被称为“小香港”而非“小上海”了。国内一些新兴城镇现在倒是被冠以诸如“北方深圳”（绥芬河、廊坊）、“小深圳”（广东汕尾）、“西部小深圳”（广西防城港）这样的名号，暗示着在国人心目中，在象征着经济蓬勃发展这一点上，深圳开始超越了上海。

“北方深圳”廊坊

因此，从这种雅号上可以大体看出一个都市影响力的地域范围及其鼎盛时期。在上海开埠兴起成为“大上海”之前，它的城市影响力原也屈居在苏州、杭州、广州这些明清时代繁盛一时的城市之下。很多人或许不知，在明代中叶时上海号称“小苏州”，嘉靖年间上海县人陆楫就曾说：“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吾邑僻处海滨，四方之舟车不一经其地，谚号为‘小苏杭’。”当时对上海本地人来说，自己所在的这个小县城能被称作“小苏杭”还是相当值得自豪的荣誉。直至清代道光年间，上海还曾因洋货聚集而有“小广州”之名。不仅如此，当时上海地域内的城镇也以被称作“小杭州”为荣，如南宋时青龙镇被称作“小杭州”，当时的杭州显然是全国最繁华的都市，这种比附心理不难想见。同样，明代中后期依靠盐业发展起来的新场镇，繁华程度一度超过上海县城，号称“赛苏州”；而明末兴盛的朱泾镇则“有小临清之目”。这意味着，在明代中后期，苏州、临清这些城市的影响力远达上海所在的松江府各市镇。

这种兴衰更替最惊人的事例是明清时期随着京杭大运河的漕运贸易而沉浮的临清与天津。在明代中晚期及清代前期，临清是北方的大码头，商业盛极一时，《金瓶梅》中便常常提及临清。在历史上，天津曾被称作“小临清”，到后来天津开埠发达，临清败落，反过来被称为“小天津”——这个称号大体起于清代中后期，盛行则在民国之后。不仅如此，天津在元明清时代还曾有“小扬州”的雅号，清代诗人张问陶《过津沽诗》便有“十里鱼盐新泽国，二分烟月小扬州”一句；天津籍的红学家周汝昌在自传《红楼无限情》中则说天津“乾隆年间已有小扬州的绰号了”，但其实可能早在元代便已有人将天津比作扬州了。民国时津门通俗作家刘云若熟知天津的风土掌故，而他写的两本长篇世情小说，便取名为《小扬州志》和《续小扬州志》。这也证明在毁于太平天国战争之前，扬州在两淮乃至全国都具有的“核心地位和生成性影响”，当时苏北的淮安、仪征、东台等城镇都曾被称为“小扬州”。不过到了晚清民国，天津已成为北方最具主导性的经济中心之一，商路深入华北、西北各地，于是在华北各地涌现出许多个“小天津”，除了临清之外，另有如河南滑县道口镇、林县任村；河北故城县郑家口、磁县北岔口村、武安县伯延镇。

从历史上看，这种名号的盛行最早似出现于五代十国时期，当时楚国统治者马希范治长安，当地有“小长安”之称。不过，各地真正盛行这类雅号还是在城镇体系得到充分发展的明清时期。从影响范围来看，成都、重庆、福州、江陵这类城市大体属于区域中心，因而以它们的名字冠名的小成都、小重庆、小福州、小江陵在地理空间上多仅限于它们周边；南京的影响力稍大，但就全国影响力而言，在明清时代繁盛一时的实应数苏杭（特别是苏州），以及汉口。所谓“小苏州”、“小汉口”这样的雅号也遍及各地，与之相类的还有“小江南”。不仅上海曾被称为“小苏杭”，甚至另一个大都市广州都曾被比作苏杭，如清人何渐鸿《羊城竹枝词》所吟咏的：“茶商盐贾及洋商，别户分门各一行。更有双门底夜市，彻宵灯火似苏杭。”明代海南崖州、福建著名走私贸易港口月港、新疆东路都曾被称为“小苏杭”，其影响之广，及于全国。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清时期，“苏杭”之称以“苏”为首，苏州作为全国时尚中心的地位压倒杭州，称作“小苏州”的城市远比单称“小杭州”的多：浙江兰溪、山东济宁（“江北小苏州”）、河南潢川（“豫南小苏州”），台湾台中丰原区在清代亦称“小苏州”，这些都充分证明了当时苏州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它被各地都广泛地视为经济繁荣程度的标尺。

在华中地区，城市影响力最大的则当属汉口。长江南北均有不少城镇冠名为“小汉口”，如河南周口、湖南靖港镇、陕西泾阳县城、江西船滩镇、四川石桥镇，其中不少是汉江流域的城镇，如陕南蜀河镇、河南邓州汲滩镇及新野县新甸铺镇。在汉口核心腹地的两湖一带尤然，正如张伟然在《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所说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湖南的不少城镇都以得称‘小汉口’为荣。”其核心地带自然是湖北本省所在，《湖北通史》晚清卷指出，19世纪初起省内兴起的武穴等“许多市镇均以‘小汉口’自喻”，例如沙市、宜昌、麻城宋埠、荆门沙洋、襄阳樊城、咸宁汀泗桥、天门岳口、大冶金牛、十堰黄龙……鄂西北的老河口市甚至还创办了《小汉口》杂志及“小汉口”电视频道。

除了这些商业都会之外，另一个值得留意的都市是北京，各地称为“小北京”的市镇多在北方（且主要在西北），如陕西榆林、河北香河、山西平遥、内蒙定远营、伊犁惠远城等；但它们得名的原因并非单纯由于商业繁盛，而是由于作为地方政治中心的城市布局、四合院建筑或在商业上与官府的联系紧密等原因。与此最为近似的就是日本各地的“小京都”，据统计足有53处之多，1975年东京秋田书店还专门出了宫田辉所著的《小京都百选》一书。这些城镇都是由于“江户时代以前的城市均以京都为创建范本，所以类似京都的城市在全国各地都能看到，现在全国的商业街经常模仿东京的银座而自称‘〇〇银座’，这和‘小京都’甚为相似”，但区别在于“小京都”这样的名号在日本还有专门组织授予，据说都是“由名叫全国京都会议的团体认定的”。

这些名号的取譬都是出于对城市某一特质（经济繁荣、城市布局等等）的欣羡，在少数特殊的情况下，像文化中心、景色也能成为其它城市向往的标尺。例如作为孔孟故里的邹鲁，在传统时代一直被视为儒家文化圣地，故而各地冠以“小邹鲁”、“海滨邹鲁”的城镇地域甚多，洛阳以牡丹花著称，鄂西思恩县遂也有“小洛阳”。民国时期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兴起，各地还出现了一批“小延安”、“小莫斯科”，这种情形在中国原无先例，只能追溯到欧洲的事例，比如16世纪法国巴黎圣日耳曼德佩城郊因新教徒集中而得名“小日内瓦”。

“小京都”山口的元乃隅稻成神社

“东方巴黎”：类比的视角

在西方历史上，由于人口流动频繁，这样的事例极多，很多地方雅号的得名是确因有相同特征的人口聚居在此。如移民到北美的意大利移民大多集中居住在一些相对隔离的种族社区中，这些社区被称作“小意大利”（Little Italies）；伦敦爱尔兰人聚居区得名“小都柏林”；17世纪初法王亨利四世找了荷兰人来排干沼泽区，这一区域至今仍被称作“小佛兰德”（Little Flanders）。在二战后，麦克阿瑟在日本的美国人小圈子被称为“小美国”；越战时美国人在老挝首都万象的聚居区也同样如此。也就是说，这类名称在西方常带有某种“飞地”的特质，这可能和希腊罗马时代就有海外殖民的习惯有关。这种命名习惯在近代也被中国人所接受，如上海虹口一带因日本人聚居就一度被称为“小东京”。清末新疆建省初期因为官场湖南人最多，乌鲁木齐也有“小湖南”之称；海外华人移民也有此类习惯。

在国外的语境下，除了一些城市也会像国内“小上海”这样表示对一种城市影响力之外，更多时候是以“小”表明核心区，如大伦敦/小伦敦、大巴黎/小巴黎，中世纪早期的苏格兰传统中，还将爱尔兰称为“大苏格兰”（Greater Scotia），而苏格兰本土则是“小苏格兰”（Lesser Scotia）。另一种情况则是将“大”（Greater/Major）与“小”（Lesser/Minor）并举来代表着主要与次要，乃至政治上的支配与依附，如大亚细亚/小亚细亚、大吕宋/小吕宋。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大”与“小”不一定与地域面积成正比，有时恰好相反，如苏门答腊被称作“小爪哇”（Java Minor），其实却比爪哇岛大得多；台湾岛一度被称作“小琉球”，但这只是因为它在社会发展程度等方面逊色于琉球，否则就面积而言它其实大得多了；中国明清时称菲律宾的宗主国为“大吕宋”也只是为了表明其支配地位。

就一个城市影响力所体现的雅号而言，欧洲的惯例似乎是前加一个形容词来修饰，诸如“东方巴黎”一名曾是上海、哈尔滨、大连乃至越南西贡的雅号。此类比附极多，但大体是根据标杆城市的某种特质，例如孟加拉的达卡被称作“印度的曼彻斯特”、湖北沙市也曾被称作“华西的曼彻斯特”，均因其是本地的纺织业中心；郑州和武汉都曾被称作“中国的芝加哥”，原因是其工商业中心和内陆交通枢纽地位；德国德累斯顿曾被称作“易北河畔的佛罗伦萨”，是赞誉其有相应的文化发展；至少有六个城市被称作“东方威尼斯”，因为威尼斯几乎是“水城”的代名词。启蒙时代法国哲人伏尔泰曾夸张地将腓特烈治下的普鲁士称作“北方的雅典”，但正如彼得·盖伊在《启蒙时代》中讽刺的，他们很快就发现“北方的雅典”原来只是一个寒冷的斯巴达。雅典是最惯常被滥用的符号之一，诺维萨德曾被给予“塞尔维亚的雅典”的声誉，而美国俄亥俄州和佐治亚州都有一个城市因是大学城而干脆被直接命名为“雅典”（Athens）。

“东方威尼斯”贵州镇远

这些名号的取譬常常出自不同的视角。如吉林市在民国时期曾被日本诗人大町桂月称作“满洲京都”，这或许只是为了让日本读者对它有个直观的想象，或许还是很高的赞美；1928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也说当地“此盆地之形胜，宛似日本西京[京都]。昔满人重视此处，诚非无故也。中国人谓其风景如苏州，此实满洲之乐园也。”在此，中国人将吉林市与苏州对比，其实是因其街市繁盛，但在日本人眼里注意到的则是风景，而1886年来到这里的亨利·E.M.詹姆斯发现这个城市的西边“全年多半时间都在水下。居民划船往来，类同威尼斯”。也就是说，不同人根据自己的视角看到的乃是不同的形象侧重点。他们往往只是拿自己意念中熟悉的事物来类比，正如美国传教士卢公明（1824-1880）在晚清时所说的，“外国人总是十分欣赏从闽江口到[罗星塔]宝塔锚地这一段水陆的浪漫情调。欧洲游客往往将这里的景色与瑞士的独特风光相提并论，美国人则常常会以纽约州的哈德逊河流域的美景来比附。”民国时还有人将杭州西湖称作“东方的日内瓦湖”，而浙江“全省风景尽量开发，得成一大公园，厉行国际宣传，何患不成东方瑞士”；然而1920年毛泽东在为“湖南改造促成会”写宣言，呼吁驱逐张敬尧时说“论者谓湖南为东方之瑞士，吾人果能以瑞士为吾侪‘理想湖南’之影相”，这里说到的瑞士就不仅仅指风景而言，而是一个理想共和国的形象。因而即使同一个原型也可能有不同的意味，一如《伦敦传》中所讥讽的，“数百年来，伦敦一直被颂为或被斥为新罗马，依各人眼界不同，或强调其威望，或强调其堕落。”

在近代东西交通之后，这种类比多至泛滥，这固然简便人理解，但却产生了不幸的后果，有时让人对这种类比信以为真——如英国人一直将新加坡要塞称作“东方的直布罗陀和君士坦丁堡”，结果英国政治领导人“所使用的术语愚弄到了他们自身。有关新加坡‘要塞’、堪称‘东方的直布罗陀’的传说流传甚广，除了日本的战略策划者和少数英国军方领导人外，大家都因此产生了一种虚幻的安全感”，最终未能为日军的进攻做好准备。泛滥而陈旧的赞誉也引人反感，一如乔·昆南在《大书特书》中所说的，这种“溢美之词已经夸张到了荒谬的程度。专门写赞词的文人经常求诸于站不住脚、不攻自破，甚至荒唐的类比，不仅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作者。我都记不得有多少次看见过当代作家被称作‘当今的契诃夫’了”。他嘲讽说，斯德哥尔摩“有时被描述为北方的威尼斯，但我一下飞机，并没有感觉它特别粗暴”。

很多人已经觉察到，这种比附本质上是一种一元评价体系，往往是不恰当的、误导人的，往往也是不上台面的。内藤湖南就曾讥讽日本近代流行的做法，“爱把日本风景取个类似西洋分店的名称，什么‘日本阿尔卑斯山’、‘日本莱茵河’等称号一时甚嚣尘上。只是这类东西并不具备诗画的艺术眼光，仅凭登山家一知半解的地理学、地质学等科学知识介绍这些风景，外行趣味是有的，终非艺术雅趣。……这些观点虽名为西洋趣味，却并没有理解西洋艺术家的观点，光戴上一顶西洋帽子，从日本找出那些类似于照相中的山岳和溪涧的风景，称之为世界的景色而已。其所谓‘世界的’，只不过是在日本找出近乎西洋非艺术家的恶趣味罢了。”他坚定地说，“在风景观方面非排斥不可的就是这类恶趣味。”

魏根深在《中国史研究手册》中已提出，诸如将武汉称作the Chicago of China这样的译法是不恰当的，因为“与功能性翻译相关的最陈旧的翻译做法（应予避免）是使用错误的类比”。不过在大体上，中国人至今仍惯于将“东方巴黎”、“东方威尼斯”这样的类比视为美称，而未注意到彼此独立的个性，自然也并不觉得这是一种“恶趣味”。从另一面来说，这也意味着中国近代接受了西方价值符号体系的标尺，以得到这种类比为荣。也许到某一天，我们充分意识到了中国城镇和景观的个性，才会从这种类比中摆脱出来，喊出来：“上海就是上海，它不是东方巴黎，就像巴黎也不是西方上海！”

（本文原题为《“小上海”与“东方巴黎”：从雅号看城市影响力》，现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