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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手册》访南尼 · 莫莱蒂：意大利电影快消失了

2022-08-13 18:3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耐观影耐观影

导演：南尼 · 莫莱蒂

南尼·莫莱蒂（Nanni Moretti），出生于意大利南蒂罗尔，意大利导演、编剧、制片、演员，其多部作品曾于戛纳电影节播映。2001年，莫莱蒂自编自导自演剧情电影《儿子的房间》，该片获得第54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

这是您第一次导演非您自己原创的剧本。您是如何去改编艾希科尔 · 内沃的小说的呢？

剧本是我和瓦莉亚·珊黛拉(Valia Santella)和费德丽卡·庞崔莫莉(Federica Pontremoli)合作编写的，在原著的改编上我们给了自己很大自由发挥的空间。在书中，三个故事围绕住在同一栋楼中的人物展开：担心女儿被侵犯的父亲，害怕变疯的女人和失去丈夫的法官妻子。

三个故事各自独立，它们均由其中的一个人物在交谈的对话中，在信中或是在电话留言中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向朋友讲述，这些不同的人物从未相遇。编织和讲述这三个在三个时间线十年中发生的故事，我们完全改变了小说的结构。并且在原著中每个故事都在高潮结束，而我们则坚持加入了一些元素，由它们延伸出被讲述的故事的起因和结果。例如，在第一个故事中，原本是没有分手和案件诉讼的情节的。

《三层楼上》以罗马的中产阶层为背景，故事像是发生在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地方，这样您的电影看起来并没有很强的时代特征。

像拍摄《儿子的房间》一样，我想要其中有尽可能最少的对现实的参考：没有电视节目，没有政治对话，没有故事发生那个时代的歌曲。甚至罗马都不是真的罗马，电影中它就是意大利城市中的一座。确实剧中人物都被封闭在他们住的这栋楼里，但有一些推着他们走出这栋楼去到外边的东西，像跳米隆加舞蹈游行的那一段，在原著中并没有。

《儿子的房间》剧照

在电影中，向外界敞开心扉的更多是女性人物。

是的，我认为在处理痛苦与创伤的方式上男性人物与女性人物有很大的不同。男性往往被禁锢在他们饰演的角色中，他们被他们的刻板，他们的信念牢牢钉在地上，他们确信自己是对的：乔治(Giorgio)恨着他的哥哥并且不愿意再见到他也不愿听到他的消息；我自己的这个角色在面对他的儿子时很严苛；卢西奥(Lucio)，对女儿的保护欲逐渐演变成恐惧最后变成一种萦绕心头的困扰。相反，女性人物会去修补被撕破的东西，重新建立关系，向未来看。

您的电影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是它的朴实性，它的形式的透明，就好像您想要尽可能地避免太过明显的舞台效果。

选择这本书作为素材，我并不是想要将其改变成一部南尼·莫莱蒂风格的电影。我想拍我个人的电影没错，但不是一部莫莱蒂式的电影。作为导演还是演员我都不想强调自己的身份。我不想要在某一个瞬间人们感到我是为了满足自己拍这部电影，相反我希望最后的结果是每个人的长处的总和。唯一一个能看得出来的小的舞台效果是在舞会那个场景中一个几秒钟的镜头的推移，与小号一开始的乐声同步。只有这个。通过这种简单的形式，我想表达的也是对现下流行的手持摄像机的反对，相比于美学选择，这更多地是拒绝舞台效果，留更大的空间给随机性。

您最开始的作品主要人物是儿子，然后从《两个四月》您有拍摄一些主角是父亲的电影，现在《三层楼上》则代表着一个新的阶段：您第一次饰演一个成为祖父的人的角色。从这个演变可以看出越来越明显的古典主义风格。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是的，见证了人的生老病死之后，我肯定是有些许变化的。但我毕竟还是比《三层楼上》中我所饰演的人物要更有活力的！还有另一个因素促成这个演变。在拍摄《红色木鸽》，《亲爱的日记》和《两个四月》这三部由我的电影公司Sacher Film制作电影的时候我可以几乎不用剧本去拍，因为那是我那个时候所需要的；相反，从《儿子的房间》我开始拍摄一些精心写就的非常详细的剧本。

《亲爱的日记》剧照

您在《三层楼上》中饰演的这个非常刻板的是法官有又是父亲的角色，与您在《两个四月》之前的电影中饰演的愤怒的年轻人正相反，不是吗？

从某一个瞬间，我感到我需要走出Michele Apicella这个我的第一部电影《自给自足》中的角色，我担心我会将自己锁在这个角色中。我厌倦了向其他人大喊大叫去揭露他们的虚假和愚蠢。我不想再喊叫着表演，也或许是我不再有足够的体力去这样做了！

《两个四月》剧照

在影片《金色的梦》的著名片段中，您打了您的母亲，现在是您被儿子打！

（笑）是啊，我那时候都没想到！因为我不是那种一个场景只拍一遍就能通过的人，所以拍这一段的时候是很难受的。

《金色的梦》剧照

《三层楼上》中维克多(Vittorio)这个角色像是从前没有过的一个组合起来的角色。

是的，当时表演这个角色是相当复杂的。我既是试图把自己完全稳固在人物角色中的演员又是去观察这个人物的导演。我既是这个人本身，也是他的评判断者。

您的父亲曾在《弥撒终了》中饰演一名法官，我觉得《三层楼上》中的您和他是相像的。您有如此想过吗？

我父亲曾是一位希腊语金石学教授，他去世前，也就是在《红色木鸽》之前，我强迫他在我的每部电影里出演一个角色。确实，当我在《三层楼上》的片场看到穿着法官袍的我自己，我感到这个场景非常熟悉。

《红色木鸽》剧照

影片中卢西奥(Lucio)和夏洛特(Charlotte)做爱的场景在戛纳引起很大反响。首先是因为一个年轻女孩去勾引一个更年长的男人并不太符合今天大众的口味。其次也或许是因为您拍摄这个有些大胆的场景的方式很直接，这在您过去通常是比较保守的电影中是很少见的。

首先应该明确对夏洛特(Charlotte)她引诱卢西奥(Lucio)的这一面我是做了减弱处理的，她远没有小说中那么坚持。我选择保留这个片段来解释是她先迈出的第一步。那确实是很难拍摄的一场戏，我们不能让故事看起来在单向发展。我想要很清晰地展现欲望和不安是如何互相翻转：一开始卢西奥(Lucio)并不想和夏洛特(Charlotte)发生关系，于是她开始大哭；然后他为了安慰夏洛特(Charlotte)开始抚摸她，这时她说她爱他；接下来她把手指放到他的嘴里，卢西奥(Lucio)没有反对；之后他们发生了关系，而很明显夏洛特(Charlotte)是并不自在的。

另外，就像我所说，我们在电影中加入了诉讼庭审，也就是说展现了这件事的后果。在这里同样是很难找到一种平衡：这个场景不应该被看作是为人物定罪，但同时律师应是可靠的公正的。在这个场景中，同样重要的是卢西奥(Lucio)的妻子，夏洛特(Charlotte)和所有参加庭审的人的看法。

在这部电影中很好的一点是：没有一个角色是模范型人物，也没有一个角色是完全有罪的。

如果只能用一个定义来描述我的电影，我希望大家说我的电影是人性的，也就是说去讲述人们真实的生活，试图理解每一个人做每一件事的理由，而不是展现一个非黑即白的善恶二元世界。我希望观众能够对所有的人物都抱有感情，哪怕是那些令人最难去爱的角色。我拍了一部充满痛苦的电影，但希望它永远不会激起观众对生活的厌恶。

您会觉得今天的电影不再有足够的人情味吗？

确实有一些导演，我不会去说他们的名字，他们似乎只会通过残酷与观众沟通，他们使电影中的人物和观众经受一系列暴行。在《三层楼上》像是在《儿子的房间》和《我的母亲》中，我选择呈现一些比较沉重的东西，但是拒绝全篇的残酷，我也并不热衷于悲剧。

《我的母亲》剧照

《三层楼上》或许是您第一部其中没有幽默的电影。

是的，在《儿子的房间》的第一部分还是有幽默的。但在这部电影中，我当时感觉幽默将会是一个错误的音符。我希望每个人物都尽量接近原型，幽默的加入会使电影与原著人物中出现一种我不想要的距离。但在疫情期间我的编剧们一起写了一部喜剧，这算是弥补回来了吧！那部剧的主题新颖独特，与疫情毫无关系。

意大利电影如今处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从现在来看，我们感觉相比于十年十五年前我们在意大利制作了越来越多的电影。

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越来越多的制片人通过赫然流媒体合作赚得盆满钵满，他们不在与作者，编剧，导演合作。大家要么是继续制作这些标准化的影片，要么为了上座率重新开始产出一些个人风格的影片。我这样说并不是想要捏造一种说法，而是因为我赖以谋生的方式受到了质疑。并且我跟您保证今天我对其他人的电影抱有与五十年前一样的好奇，与同样多的渴望和想要自己拍摄它们的想法。肯定是有新的一代的演员，导演，编剧甚至是有天赋的制片人。

但我认为缺少的是一种好胜心，一种更严肃，更有活力又更积极的氛围，以及与从工业视角出发的同样多的从艺术视角出发的观点。电影行业在意大利真的是丢失了它的重要性。例如，意大利政客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讲话中提及电影了，而他们一直在谈论足球或是电视节目。或许您会抱怨法国电影，但法国还是拥有一种在意大利已经不复存在的东西：单从电影制作的角度来看，在法国你们有更高质量的电影，更好的演员，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在意大利，今天大部分观众在看的标准化的电影是完全很丑陋很草率的，就好像再没有人觉得它很重要了。

作为观众，近来哪些电影最让您感兴趣？

我看了三遍（两边在电影院，一遍在电视上）诺亚·鲍姆巴赫的《婚姻故事》。我很喜欢佛罗莱恩·泽勒的《困在时间里的父亲》，但我不喜欢大卫·芬奇的《曼克》，我觉得它没什么意思，摄影也相当难看，能把黑白电影拍成这副模样还是需要两下子的！另外，从个人情绪上和友情上，我依旧感觉离罗贝尔·盖迪吉昂的电影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