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地下代孕产业屡掀舆论波澜，亟需法律和社会界定

2017年岁末，澎湃新闻推出针对湖北地下代孕市场的暗访报道，被众多新闻媒体、自媒体大量转载。自“代孕”这个词诞生即“天然自带”的涉法律、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的争议，再次掀起舆论场波澜，讨论热度到2018新年伊始仍然不减，使“地下代孕”成为火爆的跨年话题。

湖北代孕产业屡掀舆论场波澜

2017年12月28日，澎湃新闻以《女子花高价非法代孕，婴儿患脑萎缩》为题报道，贵州一女子来武汉找中介机构做代孕，结果“代妈”产下一名病婴，前后各种花费达200多万。随后，澎湃新闻连推系列报道，通过记者为时两个月的暗访，揭示了地下代孕产业链现存的畸形生态，被媒体持续转载。报道显示，澎湃新闻记者暗访的两个地点，一是形形色色的代孕机构驻地武汉，二是“代妈”来源重地潜江。

事实上，作为近年来国内主要代孕市场之一，湖北境内暗藏的代孕“生态群”已多次被媒体曝光。早在2006年，武汉就爆出“代孕”这一当时的新生事物；2014年7月，楚天都市报推出暗访报道，揭秘了代孕机构的全套“服务”流程；2017年2月，央视在探访武汉光谷一带的“代妈”群体后指出，湖北的代孕产业链已然成形。此次澎湃新闻的最新爆料，不过呈现了地下代孕市场在鄂“潜伏”十余年后已现膨胀趋势。从一系列报道引发的每一轮舆论热潮可见，无论是嗅到“商机”、早早潜入武汉市场的中介，还是来自潜江、孝感等多地乡镇和农村的“代妈”们，或是求子心切、从全国各地“慕名”来鄂的准父母们，构成代孕这个灰色生态群的每一根链条、每一个角色，都因无法被现有法律、伦理界定而身份尴尬，深陷争议的旋涡。

灰色地带潜伏的代孕生态群

1、尴尬的代孕契约

在我国，由于法令的缺位，代孕一直处于事实上的法律真空状态。目前我国关于代孕的法律法规只有一项：原卫生部于2001年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严禁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不过，不少专家学者认为，这项规定只针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能依此部门出具的规章限制公民行使权利，且规定也未明确“代孕”的具体形式。而另一方面，随着二胎政策实施，有生育意愿的大龄夫妇增多，遭遇生育难题的群体更加庞大，对代孕的需求不断上升。法律的模糊和现实的需求，让代孕始终处于灰色地带，激发代孕地下交易野蛮生长。

正因为代孕处于“法不禁、官不允”的灰色状态，给“代孕求来病婴”等种种孽生问题的产生提供了土壤。整套代孕程序的执行，依靠的是参与各方达成的合同。然而，此类合同是否合法，存在极大争议。根据《合同法》，关于抚养、监护等涉及人身属性的事项不能适用合同法，应适用婚姻法，但婚姻法并未对此作出规定，使得涉及代孕的合同因无明文法律“护身”而身份尴尬，且暗藏风险。代孕中的委托人、中介、代孕者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是多重的，其中哪些是合法利益、该如何保护，各方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有哪些、具体什么情形及如何承担，因为都没有法律加以明确和细化，在现实中极易产生纠纷。而一旦纠纷出现，代孕各方达成的带有浓厚私人契约色彩的合同，能否作为要求违约方履责的凭据，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促其履责，因法律缺失都成了未知数。

2、伦理道德的拷问

美国学者卢赛尔曾说，“代孕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每一次代孕引发的舆论热潮中参与者众多，其中暴露的心态林林总总，比如关心这一话题的不育不孕者会出于同理心，试图找到正当合法的手段为自己争得生育权。除掉这部分人之外，大部分“围观者”的关注点在于，代孕对传统伦理道德带来的巨大冲击，令原本清晰稳固的亲权、亲子、夫妻伦常等一系列关系或多或少受到了撼动。

在澎湃新闻系列报道中，记者在“代妈”们的潜江老家采访时发现，有村民一家好几个女性成员都在做这一行。在被问及如何看待代孕时，他们直言“赚到钱就行，管它好不好”。这个回答被许多媒体在转载时用作大标题，以简洁明了的方式交代了“代妈”们的“从业”动机，也似乎坐实了部分舆论对“代孕彻底将女性沦为生育工具”的质疑。

在一些人看来，“代妈”这个陌生的第三方母体对一个家庭的介入，不仅是对生育道德的一种僭越，也令原本由血缘确立的亲子关系变得模糊混乱。更严重的是，“代妈”们出卖子宫谋利，一定程度上似乎将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带到了温暖纯粹的家庭关系中，物化了原生的血脉亲情，践踏了女性尊严。而这种侵入家庭血脉的拜金思维，也会冲击公众价值观，对社会起到极大的腐蚀作用。然而，也有为数不少的人认为，女性的子宫就和手、脚、大脑等其他器官一样，属于身体的一部分，也可以参与劳动；代孕是在自己的权利范围内，自主运用自己的身体，因此大可不必将“代妈”们的行为上纲上线，套上“污染家庭污染社会”的大帽子。不过，即使是这部分相对宽容的舆论场参与者，对代孕会否给传统家庭关系带来某种形式的解构，都存有困惑。

代孕亟需法律和社会界定

1、社会舆论环境趋宽松

代孕这个概念出现后，最初很多人大呼“毁三观”，视其为“洪水猛兽”。而随着代孕市场被媒体一再曝光并引出舆论场的一轮轮热议，面临现实生育难题、对代孕有着合情合理需求的群体的声音被一次次传递了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更加宽容、更加开放的眼光去看待代孕，认为藉由现代生殖技术，为不育家庭解决无孩的苦恼，也是基于人道考虑的合理选项。

荆楚网大数据舆情中心数据显示，对于地下代孕，表示“可以理解”的网友超过一半，比例达50.1%，另有7.1%的网友持中立态度，42.8%的网友明确表示反对。表示理解的网友认为，代孕可以帮助有生育问题的夫妻一圆求子梦，只要中介、代孕者、委托人三方的合约公平合理，在现阶段，通过协议来实现“借腹生子”的操作是可以接受的。还有部分专家表示，基于“民有私约如律令”的原则，代孕三方如能达成合理契约并如实履行，职能部门不如宽容以待,不予干涉。可以看到，这些声音逐渐开始出现在主流舆论中，从中传递出的一个重要信号就是，对于代孕，舆论环境已经在趋于宽松。进入二胎社会，随着代孕的现实需求增加，在遵守传统伦理道德、尊重生命、尊重女性人格的前提下，在待孕一事上，社会也将越来越宽容。

２、针对代孕立法是否可行

多方专家学者认为，为了保障代孕所涉各方的利益，只有推进代孕立法，才能取缔代孕的非法交易市场，规范行业，从而防范非法代孕引发的纠纷、犯罪等。

从其他国家的情况来看，关于代孕的立法路径分三种：完全禁止、有限禁止、完全允许。一些专家认为，考虑到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我国立法如果认同代孕，可以选择有限禁止的路径。如果针对代孕立法，除了规定代孕的类型，还应规定委托人和代孕者的生理、心理条件等，同时也要明确代孕的法律关系，如代孕者、委托人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代孕合同的效力等等。

对代孕有深入研究的美国学者卢赛尔指出，对代孕的立法，必须回答多个方面的问题，而不同的回答将“不可预见地影响自由人格和自由经济”。代孕到底该不该立法，还得看是否具备立法条件，并要经过充分的公共讨论，让代孕所涉各方都能参与讨论，尤其是在代孕中可能权益受损的弱势一方，让各方群体都有平等发声的机会，立法时也能充分给予考虑。

（原题为《地下代孕产业屡掀舆论波澜 亟需法律和社会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