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有丽人｜王婉青：创立嘉兴实验小学, 为嘉兴的女子教育开辟先河

自古以来，嘉兴涌现了一大批优秀女性，她们在各行各业中引领风骚，为嘉兴乃至中国的社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她们的信仰、才情代代传承至今。“嘉有丽人”为大家展现嘉兴籍及长期在嘉兴奋斗的杰出女性故事，希望能激励更多嘉兴女性成为共同富裕道路上奋勇争先的新时代丽人！

王婉青

女校的创办，打破了男性独享学校教育的特权，为妇女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作出了贡献。

1905年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的9月2日，清廷颁布了一项政令：从1906年开始，停止所有科举考试。自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宣告终止。

时间往前推一个月，1905年8月，嘉兴道前街出现了一所新式学堂，不同于其他学堂的是，这是一所女子学校。清廷颁布废除科举令时，创始人王婉青正遍访故交新知，为这所新成立的道前街女子小学堂延请教师而奔忙。

王婉青，因嫁入嘉兴钱氏家族的缘故，婚后又名钱王婉。冠以夫姓，并没有令王婉青丧失独立人格。身为教育学家的丈夫钱叔瑜，也没有要求妻子把个人生活局限在家庭内，鼓励并支持妻子有自己的人生追求，让这段遵“父母之命”的婚姻，谱写出了琴瑟和谐的动人音符。

王婉青本是嵊县人，3岁时父亲过世，随母亲与外祖母和舅父姚麟一起生活。13岁时母亲离世，虽先后失去恃怙，但舅父待婉青犹如己出，延师施教，庇护婉青健康成长。

舅父姚麟并不是寻常人，他是嘉兴辛亥七烈士之一。多年来目睹与亲历清廷旧制，痛恨不已，一力主张革命。对推翻帝制的革命事业倾囊相助之余，更是身体力行主动参与。姚麟与褚辅成、秋瑾等志气相投而相交，都是动荡时代里重义轻利的仁人志士。

姚麟的老师是嘉兴人钱问陶，当时在嵊县任县学考官，弥留之际，看中学生姚麟的人品与学识，为自己的长孙钱叔瑜指定姚麟外甥女王婉青作未婚妻。姚麟遵师命为外甥女和钱叔瑜完婚。

王婉青婚后定居嘉兴，她目睹旧式家庭中的妇女因乏少教育而身心受困，因知识短缺而影响子女启蒙，为此深感痛心。一直以来她都深受舅父进步思想启迪、认可秋瑾追求女性独立的理念，一心想帮助被困于家庭的妇女和女童，萌生了在嘉兴办女子学堂的想法。这一想法得到了丈夫钱叔瑜、舅父姚麟和友人褚辅成等全力支持。

办学并不容易，当时清廷虽有《奏定学堂章程》（即1903年“癸卯学制”），但只是针对男性就读的新式学堂的官办章程，明文禁止女性入读学堂。王婉青魄力无两、不为所惧，变卖自己的嫁妆首饰，作为创办学堂的资金，在当时嘉兴的道前街贞节祠堂开设了两个班，招收城乡7岁到14岁的女童入学。丈夫钱叔瑜以实际行动支持妻子，到学校义务执教，王婉青更四处奔波，延请各方有识之士——如留日归来的新丰人计仰先、桐乡人朱叔麟等——为学生义务授课，婉青自己也站上讲台教授修身课。办学经年，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城内居民纷纷把女儿送入学校，在校生数量不断增加使原有校舍难以容纳，王婉青再次变卖自己的黄金首饰，并依靠民间集资，购买隔壁永年庵的旧居扩建校舍，增设班级，还附设幼儿班。

1907年，清廷被现实倒逼，对女子教育态度十分保守的《奏定学堂章程》后，仅隔4年就出台了《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从官方角度承认了民间早已存在的女校。王婉青及时与嘉兴官署协商，得到了官方许可，调拨嘉兴、秀水二邑的部分税款，作为学校经费，缓解了办学资金压力，学校也更名为“嘉秀公立女子学校”。谁承望这一改名，竟被反对女子入学的封建保守人士讥讽，把竖排校牌上的“立”“女”二字合为“妾”字，以此嘲笑女子学堂。胆识超须眉的王婉青完全不被这种恶毒与刻薄所左右，坚持办学理想，做好女性教育。

办学期间，王婉青还邀请孙中山与秋瑾来校演讲，为学生打开眼界，鼓励学生争取独立自由，不做家庭与男性的附庸，学习文化知识，在外可与男子一起并肩救国，在内能以学识教养子女。

1926年，王婉青卸下校长职务，到北京与在京工作的丈夫团聚。当时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中校长欧阳晓澜邀请婉青演讲，讨论女子接受教育的重要性，也分享创办女校的艰辛历程。1937年与丈夫返回嘉兴，正值抗战，王婉青再次登上演讲台，号召大家支援抗日前线，胆识与英气直追当年。因丈夫病故及嘉兴沦陷，王婉青携孙辈西迁昆明、贵州。抗战胜利后返回嘉兴，而城南槐树头钱氏屋舍已被战火焚毁，只能前往杭州浙江大学与女儿同住。70大寿时，当时的浙大校长竺可桢、以及嘉兴教育界众多师生赶到杭州为王婉青祝寿，表达对这位教育前辈的敬意。

晚年的王婉青与小女儿一起定居南京，1959年因病去世，终年81岁。

梁启超早在1897年就呼吁“女学一事，实今日中国开民智之根本”，王婉青倾尽家财，实践贤辈理想，为嘉兴的女子教育开辟先河，为争取女子受教育权利及男女平等作出表率，不辱舅父姚麟、友人秋瑾等烈士之志，受后人敬仰、为历史铭记。

原标题：《嘉有丽人｜王婉青：创立嘉兴实验小学, 为嘉兴的女子教育开辟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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