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不相识︱平等与边界：欧洲的民主资本主义困境

民主与资本主义都起源于欧洲，经过数百年的拓展、演进，到二战之后，民主与资本主义在整个西方世界的“完美结合”日臻成熟。

民主一词历史悠久，古希腊时即有民主政治。但古典民主与现代民主在形式上差距很大。即便现代民主亦有多种模式，而只有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才是战后西方公认的“民主”。一个西方人，如果不带任何前缀地使用“民主”一词，指的就是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那么，这个民主有什么特点呢？美国政治学家达尔（Robert Dahl）则提出了几条标准，包括：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控制以及成年人的公民资格。这些标准最终浓缩为两条，即参与和竞争。

与民主相比，资本主义一词出现晚得多，它是马克思（Karl Marx）的发明。西欧的封建庄园经济被工业化的市场经济取代后，马克思将这种新的经济模式称为资本主义。他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由资本占有生产资料，资本在生产领域中居支配地位。一般认为，实际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可追溯到12世纪的意大利，已有800年左右的历史。资本主义一词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Werner Sombart）1914年发表的煌煌巨著《现代资本主义》。

民主与资本主义虽然都已经出现了很长时间，但二者的紧密结合却是个非常新的东西，直到二战结束之后，才在西方各国普遍确立。在任何一个美欧国家，现在人们都已经无法想象有民主而无资本主义，或有资本主义而无民主的生活。

“民主资本主义”中的民主是形容词，在西文语境中常与“资本主义民主”混同使用。民主资本主义并非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简单机械相加，而是指一个同时有效运行民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家艾弗森（Torben Iversen）概括道：“通常我们将民主资本主义描述为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市场根据效率来分配收入，而政府根据政治需求来重新分配收入。”

美国基督教哲学家诺瓦克（Michael Novak）在其1982年的代表作《民主资本主义的精神》一书中，对“民主资本主义”有精辟的论述。诺瓦克将“民主资本主义”的起源追溯到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认为美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共和国，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也优于他写该书时与“民主资本主义”形成竞争的社会主义制度。他认为，“民主资本主义”包括三个方面——自由市场经济、民主政体、以及鼓励多元主义的道德文化：自由市场带来经济增长、社会流动、创新；政治自由使得政府能够代表个人和各群体；道德文化领域则崇尚职业精神、个性自由、诚实、保护私有财产。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法学家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称之为“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随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德国社会学家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也称之为“民主资本主义的危机”。

民主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政治、文化、哲学、意识形态等混合而成的动态复杂系统，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基本目的，就是尝试揭示出支配着这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兴起、发展、衰落和灭亡的运动规律。他要探索的不是经济组织的普遍规律，《资本论》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这样的规律是不存在的。在马克思看来，并没有适用于各个根本不同的社会形态的经济规律，每一个特殊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都有自己特殊的经济规律。可以说，如果离开了对西方民主的理解，那么也就不能理解资本主义在西方的运作。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贝尔（Daniel Bell)等人的著作，虽未直接提“民主资本主义”一词，但实际上都剖析了民主资本主义的复杂系统及相互之间各部分的关系。

资本主义和现代民主制度都是从欧洲精神深处生发出来的，二者之间固然会有内在相通之处。它们都体现了个人自由与制度自由的不断扩大，体现了人的活动、创造性、自主性的不断扩展，都体现了现代性的核心精神——自主、理性、祛魅。

但二者的首要任务又有所不同，资本主义崇尚私有财产权，追求资本积累，民主则崇尚个人权利，追求平等公正。用学者的话说，民主和资本主义是“调控人类发展进程和全部社会历史演变的两种反差鲜明的规则——资本主义优先保障以各种财产权为基础的经济特权，而民主则优先保障以个人权利行使为基础的自由权和民主责任”。因此，民主资本主义充满了内在的紧张。达尔幽默地比喻道：“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就像两个被不和谐婚姻所束缚的夫妻。尽管婚姻充满了矛盾，但它却牢不可破，因为没有任何一方希望离开对方。市场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使其有利于民主制度。但民主和资本主义被锁入持续的冲突中，每一方都在改变和限制另一方。由于市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平等，它将通过对政治资源的不平等的分配而限制多元民主的民主潜力。”

民主资本主义目前最突出的本质性矛盾有两个，第一个表现为“平等”问题，而第二个则表现为“边界”问题。

民主政制建立在人人政治权利平等、并无与生俱来特权的原则基础之上，是一个“平等的制度”。而资本主义却恰恰是一个不平等的体系。资本主义并非不看重平等，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现代契约精神之上，但是，资本主义并不会再进而要求什么人格的平等、政治的平等、财富分配的平等。这些平等与资本主义的内在驱动力，即资本积累无关痛痒。相反，资本主义下的激烈竞争势必会加剧各种不平等。而当各种不平等威胁到追求资本积累这个核心目标时，“平等”问题便会成为真正的问题。

第二个表现是“边界”问题。民主要求固守疆界，而资本主义则有拓展疆界、打破疆界、重组疆界的趋向。民主通常要在民族国家之内才能有效实行，这不单牵涉民主规模的效率问题，还牵涉到人们的认同、情感、文化。今天人们所谈论的民主，绝大部分情况下指的都是一国之内的民主，“跨国民主”、“全球主义民主”、“国际关系民主化”等多属奢谈。欧盟的“民主赤字”正是反映了跨国民主之难。但资本主义是全球性的制度，天然地藐视任何行政边界。现代国家的诞生，使资本主义的运行有了坚实的政治和法律基础，但资本并不会因为“爱国”就停止在国际间流动，相反，还会想方设法冲破国家所设置的一切壁垒和障碍。

民主资本主义时时需要缓解、平衡、克服自身的内在矛盾。“平等”的问题，基本上在一个国家内部进行协调。甚至可以说，一个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功能，就是处理“平等”与“不平等”之间的矛盾。而“边界”问题，则是在国家间、地区间甚至全球范围内进行协调。一方面，资本主义要适应民主的边界——为了适应各地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加深了“地域特色”，全球的资本主义显现出了一种超乎自身逻辑之外的“多样性”；而另一方面，民主也要适应资本主义的边界——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民主也出现了“跨国化”的动向，欧盟便是一个突出例子。矛盾的缓解与协调一旦不到位，民主资本主义便会出现问题乃至危机。事实上，通过转移、掩盖和缓解的方式，并不能使矛盾得到完全消除，只可能推迟矛盾爆发，或者是改进和升级协调矛盾的办法。

由欧洲债务危机所引发的欧洲民主资本主义危机，首先反映了关于“平等”的矛盾。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几次危机——滞胀、财政赤字、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都与民主资本主义体系中“平等”的矛盾有关。这几次危机表面上都是政府经济政策的错误，但实际上是政府为了同时满足资本主义与民主的要求，而导致的必然结果。这些危机的典型现象或者说原因，都是民众要求政府同时提供增长与福利，而政府囿于市场限制而难以做到。

这场危机同时也反映了关于“边界”的矛盾。欧洲债务危机既牵涉到欧洲经济区与全球经济之间的关系，也牵涉到欧洲内部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在欧洲经济区内，存在着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德国与希腊就分属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这些不同的模式各有其历史、文化、制度传统，又受到国际环境的制约，短时间难以改变。危机爆发后，德国在全欧推行只符合自己国情的“秩序自由主义”，使得危机久拖不决。而欧洲经济区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进一步衰落，导致欧洲层面不同发展模式的协调更为困难。

“平等”问题与“边界”问题相互叠加、牵扯，使民主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更为复杂和突出。极右兴起、难民危机、英国脱欧，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看作民主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副产品或其体现。

民主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固然不会消失，但是会根据情况变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和程度呈现。每一次矛盾的爆发和深化，又会带动协调矛盾的办法的升级，这其中，有的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有的则是某种原则性变动。个别的人和个别的集团，常常会由于过分追求自身的利益而迷误，但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集团却决不会长久地迷误下去，因为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必须从长计议，维护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的利益。

当前欧洲正处在深刻的转型和调整当中，它对于东西方关系的改变，也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推动力。欧洲债务危机是从欧洲国家内部引发的，欧洲政治、经济、社会都遭受深重创伤。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世界来说，这场危机来自于外部，主要是出口市场受到了影响，政治经济制度和金融系统并未受创伤，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加强。简单地说，目前世界上两支基本力量的走向不同：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以西欧为代表，明显衰落；而发展中世界的政治经济，以中国为代表，正在加速崛起。这两支力量不同的运动方向，决定了中国与西欧必然会在半路上相遇。

中国与欧洲全面合作的前景异常广阔，因为主导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框架虽然受到重创，但还远没有彻底垮台。在原有框架的基础上，创建一个更健全的、新的多边国际政治经济体制，中国和欧洲都将起到重要作用。中国和欧洲这两支不同质的力量，最终将会以某种新的形式“联结”起来，结合在一起，形成彼此合作、相互支撑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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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黄静《欧洲民主资本主义困境》（北京：时事出版社，2017年12月）绪论部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