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约翰·基恩：研究后真相，喜欢Papi酱的政治学家

我在2017年12月11日第一次见到约翰·基恩。“后真相”是他这天应邀在北大“高端学术论坛”演讲的题目，他身形高大、一身剪裁合身的黑色西服，系着一条明艳的领带，花白的鬈发引人注目。他用不太标准的中文问候听众，演讲配有恰到好处的幻灯片，其中穿插特朗普的搞笑视频、网红papi酱的照片——他显然知道在什么时候进行严肃的思辨、什么时候调节听众紧绷的大脑。之后，他回答了观众们的提问，每个问题都用了超过五分钟去解答——甚至显得过于认真。

他是悉尼大学和柏林科学中心的政治学教授，联合创办了“悉尼民主网络”并出任总监。他毕业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关于民主的创新理论使他闻名于世界，曾被《泰晤士报》誉为“英国顶尖的政治思想家，著作具有世界性重要影响的作家”，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描述其为“澳大利亚重大知识输出者之一”。

称他已经建立了一座学术王国丝毫不夸张。他的主要著作有《媒体与民主》《民主与公民社会》《汤姆·潘恩传：一种政治生活》《哈维尔：六幕政治悲剧》等。其近年的作品有《民主与媒体的衰落》以及《生死民主》，后者曾入围2010年澳大利亚总理文学奖候选名单，是近百年来首本全面阐述民主历史的著作，已被译作中文、日文、韩文、葡萄牙语、希腊语等25个版本。

68岁，听上去垂垂老矣的年纪，对他而言，却意味着更丰硕的产出，更清晰的表达。目前他将研究重点投向了中国，1月他将在耶鲁大学进行关于中国议题的演讲，6月新作《权力和谦卑》也将问世。他的精神甚至比很多年轻人都要好。在北京的一周，每天都被紧锣密鼓的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演讲和采访排满，而他竟完全不觉得累。连北大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教授也不断地感叹，“他的精神太好了！”

我在他的第二场讲座上见到了社科院拉美研究所谭道明研究员，他对我说，“一般人的讲座我都不去，天又这么冷，可是他的《生死民主》真的写得非常好！所以我专门跑过来。”他继续说，“虽然基恩的影响力还没到福山那样的程度，但是我想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阅读、引用、重视他的作品。”

期待人们看到“后真相”的复杂图景

此次北大之行，他带着介绍“西方学术前沿话题后真相”的使命而来，这个题目凝集了他多年来在政治学和传播学的研究兴趣。“后真相”一词，根据2016年的牛津词典，是指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的一种舆论生态。2017年前后的种种国际政治事件都让“后真相”越来越受学界和媒体人士瞩目。

“后真相”这个词被认为也捕捉了中国当前公共舆论传播的特点，因此关于它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在演讲中，基恩梳理了后真相政治传播的四大特征，一是谎言横行、二是诳言（bullshit）弥漫、第三是消声效应：在后真相的生态中，包括老龄化、青年失业率、生物灭绝等在内的重要议题被掩盖了；第四是滑稽和插科打诨的政客表演，民粹主义者利用后真相标新立异，制造麻烦，并从中获益。他举例说明“后真相”现象的当代土壤是信息技术革命，以美国大选期间的假新闻“罗马天主教会教宗方济各支持特朗普”的病毒式传播为例，这则假新闻在纸媒和电视时代是不可想象的。简言之，社交媒体使得“后真相”瞬间传播、阴魂不散。

听到“后真相”这个词，人们往往不自觉地眉头紧皱，这已经是一个稍带贬义的术语了。自然而然地，流行的大部分观点将后真相视为真相的对立面，主张重回真相，实现手段则是信息公开或建立真相核查系统。中西方世界的媒体专业主义者发表了连篇累牍的呼唤真相的檄文，例如2016年《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文章，《纽约时报》的电视广告。相应的，真相核查软件在欧美、在中国也方兴未艾。

基恩自己当然也不喜欢“后真相”的舆论现状，他尤其厌恶民粹主义（populism）利用“后真相”作为工具，轻而易举地操纵舆论，控制人们对未来的希望，他也在演讲中提醒人们警醒这一点。但同时，他也是一位反叛者：他认为“后真相”的解药不是重回真相，“后真相”实际上是“真相”的孪生兄弟。他主张人们想象一种超越真相的生活方式，他也曾批评他悉尼大学同事发起的事实核查网站“完全不是解决方案”。

他的方案是让人们回头看，解构以往人们对真相的执念。他的主要观点是，真相本来就是多元的，是复数化的（意即存在非单一化而是多种多样的真相），是依赖共识和信任的。对他来说，后真相既危险又积极——其中积极的方面是打破人们对客观真相的迷信，逼迫人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真相。

他的观点无疑很新鲜、挑战、艰深，因而有些人喜欢，有些人则觉得过于标新立异。我则对他学术取向的来路充满好奇，我希望同时描述他的个人经历和学术脉络，继而架起两者的桥梁。

他递上来的名片，其实还是一张明信片，背面是中英双语的个人身份简介，正面则是一副展现原始社会钻木去火场景的画。之后我又参加了他的两次公开演讲和闭门讨论，在会议室、咖啡厅、寿司饭馆分别和他交谈了十几个小时，我也观察他和其他学者的交流。无论在任何场合，他都是一位滔滔不绝的讲者：抛出观点、给出例证或思想来源，显然他很享受自己的学者身份，每一场关于思想的交流和辩论都让他兴奋，他也丝毫不介意这项智力活动同时意味着不断的重复自己。

亲历充满“后真相”的社会

他对“后真相”的舆论生态的警惕和敏感或许来自年轻时在几个东欧国家游历和演讲的经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在伦敦求学，并和几个牛津和剑桥的好友同学发起了去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做学术演讲的项目。当时的他受到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影响，是公民社会的积极拥护者，对东欧巨变当中公民社会所起的作用兴趣浓厚。

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处在剧变之前，整个社会笼罩在乔治·奥威尔《1984》中描述的那种氛围中。作为一个年轻乐天的澳大利亚人，他对铁幕背后的生活知之甚少。

而他要进行的关于公民社会历史的演讲无疑是很危险的。因此，他专门练习了“吃纸”这一销毁证据的方法。被邀请的过程更是传奇，他收到暗语一般的消息，“我有一个朋友从伦敦来，你们想来一起喝下午茶吗？”等他到了，那间公寓已挤满了七十多个人，他还记得当时现场有一个翻译，然后就是现场几乎每个听众都在抽烟。他们紧锁眉头，为未来忧虑，这些人之前都是教授，现在是清洁工或者其他体力劳动者。

基恩停了停，说：“知道吗？因为那场发言，我还被求婚了。”这时，骄傲在他脸上定格了几秒。这个花絮或许佐证了他当时感受到的男性气概吧，是一种智慧和冒险合二为一的自我认同。

2017年12月中旬，在五道口的一个小饭馆里，我和基恩教授、以及我们共同的朋友旅美政治学教授张善若交谈到很晚。基恩半开玩笑地说他常常梦见自己是某某政治人物，梦里，他了解了这个人在他的位置上会担心什么——这真的是非常政治学家式的梦了。

张善若评价，基恩的经历堪称是西方国家“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一代”（又称嬉皮士一代）的缩影。他们在大学里学习了先锋思想和反叛精神，试图把自己的学说和实践联系起来。因此他们的故事往往像小说一样跌宕起伏，他和他们的作品一起，关心着这个地球上几乎所有角落的人们对生活、政治和公共性的追求、他们与那个时代最知名的人为同伴，为未来往何处去而忧虑。

后来，约翰·基恩成了捷克“作家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第一篇论文《无权者的权力》的英文编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哈维尔多次被捕入狱。1989年苏联解体前夕，哈维尔因为支持独立运动最后一次被捕。在他出狱的三个星期后，基恩代表《泰晤士文学增刊》采访了他。他们的第一次会面是在哈维尔位于布拉格的公寓，这也是让基恩永生难忘的一次会面，他们谈到了在真相中生活何以可能。

随着他们交往的深入，基恩得到授权为他撰写了传记《哈维尔：六幕政治悲剧》并于1999年出版，这也是关于哈维尔的第一本传记。

年轻时的基恩和哈维尔

青年时代，告别基督教的“单一真相”

如果说他对“后真相”舆论生态背后那种权力滥用的警惕来自博士时期的经验，他对“真相”本身的批判性反思则从本科一年级就开始了。

他出生在澳大利亚南部的一个农场，祖父母都是公理宗基督徒。在这样一个浓厚的基督教家庭氛围中长大，他和姐姐每周都要去教堂。直到高中结束，他都认为自己是不折不扣的基督徒, 他的初恋，也是一位同样虔诚的女孩儿。这一宗教有着严格的戒律，比如禁止婚前性行为，禁止周日放音乐等等。他们不相信神父，和天主教势不两立。

大一那年，他还不知道这年里即将发生的两件事将打破他对基督教的信仰。

当时，他被澳大利亚政府派遣去参加越南战争，当时大学里流行的是美国对越战的解读。某天，基恩在大学里听到一个演讲，演讲者讲述了中国对于越南战争的解读，也讲到了毛泽东的论断，比如战争是美国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美国是纸老虎，这可能是他头一回对越南战争产生不一样的观察角度，这个冲击有如天地倒置。他回忆说这个瞬间是人生的第一次顿悟。后来他读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里的鸭兔图，图正面看是鸭子，侧面看是兔子，维特根斯坦讲不确定性让他印象深刻，越战不就是美国人眼里的兔子，北京眼里的鸭子吗？

这场演讲让他明白某些看似牢不可破的真理也许蕴藏着其他可能。“当然重点并不是说我就变成了毛泽东主义者，我也没有，而是这种全新的视角让我着迷。所以那个之后我不再相信那些标榜说了真理的人了。”因为这场演讲，约翰·基恩没有参战。

也是在那段时间，一位在教堂结识的朋友去他家吃下午茶，基恩回忆，那人知道他要去战场了，佯装关心，实则借机兜售保险。他还记得那人说“如果你死在战场你一定会到天堂的”。这些话伴随着要卖保险的真实目的都让他觉得恶心，等那人走了以后，基恩气得烧掉了《圣经》。他觉得他对宗教的虔诚被操纵了。他问自己，怎么会一直以来那么天真呢？怎么会遇到利用教堂的伪君子呢？！在那个单纯的、向往绝对真理的年纪，这件事情像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他原本的信仰体系。

这两件事持续影响了他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今天，他也乐见这种历史的转向：在上代人或者两代人以前，认为真理全部存在在《圣经》里的观点还非常普遍，现在却不会再有人说“让我们回到圣经里的真谛吧！再次回归基督教的精髓吧！”社会的世俗化意味着人们越来越不相信只有唯一的真谛的存在了，而是认识到真相是有很多面的。曾经，圣经要求一切清规戒律都被视为真理，而现如今的情况，借用意大利著名思想家瓦蒂莫（Gianni Vattimo）的术语，则是时候“与真相再见”了。

对他个人而言，他从大学以后就坚信不应该再有任何形式的教堂来决定人们应该相信什么，并开始了对多元化的归属感的寻找：通过哲学、人类学，以及其他个人爱好。他不再被单一的表面化的意识形态吸引，看到民粹主义就觉得恶心，因为他们“总是讲大话，声称自己占有真理”的姿态。

这段早年经历也许恰恰解释了他对“真相政治”的敏感，这部分的追寻原来早已在他心里埋下种子。

有些人从生到死，从来没质疑过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但那显然不是日后成为了政治哲学家的基恩的命运轨迹。对他来说，同时拥有皈依信仰和脱离信仰的双重经验是一种幸运：战争和宗教这两大青年时期的主旋律，虽然死死地抓住他的脖子，让他无法呼吸也不知所措，但也迫使他寻找自由。在他开始建立自己的多元归属感和知识体系的时候，他也渐渐具备了强大的判断力，并接近了内心的自由。

他的早年经历让他相信判断力比真相重要。人们需要判断力去辨别不同的解释。生活中原本就充满了对世界的各式各样的解释，如果有人说“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的，我们就活不下去了”，那绝对是谬论。他继续说，“人类没有真相也可以自由快乐地生活，但是却不能没有判断。” 因此，人们应该想象一个超越了真相的未来。

鸭兔错觉图，因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用在其著作《哲学研究》而知名

“下辈子想做人类学家”

他寻找思想自由的方式当然包括广泛的阅读，他的学术思想受到了人类学的极大影响。这个学科倾向于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对权力关系中的弱者及边缘群体充满同情，并以其强烈的批判性而著称。从他2009年出版的《生死民主》即能发现他鲜明的文化多元主义者的立场、对民主的唯一优越性的观念的挑战。在《生死民主》一书中他重写民主的历史，使用考古人类学的资料强调民主实际上不是希腊人的发明，最早点燃大会式直接民主之光的地方是在“东方”，在当代的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一带。这一习俗是在公元前1500年之后才传播到雅典；之后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才声称这是西方独有的特色制度，是雅典优越于东方“野蛮人”的一个标志。

他写道，《生死民主》成书的目的之一是“扩展和打造我们思考民主的思想疆界”。他对民主历史的当代论述之狭隘深感不满。他在《生死民主》后记中坦陈，“……有关民主的研究都让民主的语言、制度和理想看起来只是大西洋地区的特殊现象。它们都不断地重复民主发源于雅典的老生常谈，无视对古代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人民大会制度所做的大量研究；仿佛是为了讨好詹姆斯·布赖斯、内厄姆·卡本和阿力克西·托克维尔这些人的偏见，学者们对早期伊斯兰世界对民主的贡献保持沉默。通常没有什么人会留意代议制民主的理念和制度在西班牙语美洲和不列颠帝国的惊人发现，同样遭人冷眼的还有当代被本土化的民主实践，如在印度、巴布亚新几内亚、南非，还有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在一个世界日新月异的时代，民主也是一样要发生变化……”

人类学对他的影响大到让人惊异的地步。他甚至表示，“如果如佛家所说我有下辈子，我想成为一个人类学家。”当我问为什么时，他说，他特别钟爱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expatriation”（离开母国文化）的主张。他认为人类学的核心就是将自己的“母国文化”扔到身后，睁开双眼、打开耳朵去了解其他的文化。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清晰的理解和尊重差异。

他深深地认同人类学，也是像人类学家那样生活和做学问的。在伦敦的时光，他交到了很多穆斯林好朋友；在写作《生死民主》的十年里，他几乎走遍了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去了伊朗等国家图书馆查阅考古学历史学资料，也近距离观察各个国家的政治实践。某种程度上，他堪称一个研究政治科学的人类学家，因为《生死民主》其实就是向西方世界读者传播非西方世界的政治文化，打破其对非西方世界的刻板成见。直到今天，他仍然认为跨学科的研究是一种必须，并且学科的界限远远没有研究问题本身重要，在和北大学者们的闭门讨论会上，他谈到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应该合作，并鼓励年轻的学者进行跨学科的研究。

他最爱的一本人类学著作是《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他深深着迷于书中人类学家对民族国家起源的不断追问。他喜欢的杰出的思想家包括朱迪思·巴特勒（擅长于身体政治）和研究太平洋岛屿的土著文化，进而反思西方世界各种观念的缺失的知名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他称呼萨林斯是“最好的典型美国人”。他还记得萨林斯受邀到悉尼大学演讲时，前十五分钟迟迟没有进入正题，而是一直在讲行走在不同的文化中的含义是什么——一直到今天他还记得那场演讲的很多细节。

对异文化的尊重和理解，坚持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既是他的学术选择，也是他的生活环境所塑造的，在他长期生活和工作的悉尼，随处可见中国人，悉尼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中国人的城市，有七分之一的人口是中国人，那里有很古老的华人社区。他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也是澳大利亚华裔，他已经习惯了和黄皮肤打交道。他打趣说，“我住在柏林的时候，却常常对亚洲充满乡愁。”如今在他任教的悉尼大学，他有三个中国学生：一个副教授访问学者、另外两个分别是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博士候选人。通过这些学生的视角，基恩也在更加了解中国的文化。

人类学中的萨皮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结构对人们理解真相有影响。当我们再次回到“后真相”和“真相”的讨论中，基恩也推测说中国对真相的理解和源自希腊的欧洲文明不同，因为中国的语言更加丰富、更能捕捉关于真相的纹理，而在欧洲文明中，对真相的思考往往是倾向于二元的。他的研究助理给过他一个中文表达真相的词语清单。他们都可以被翻译成真相（truth）,但是意思却有细微差别。就像因纽特人有17个词语描写雪花，他觉得因为普通话对真相有更多的语汇，因此当中国人更容易理解真相是有很多面，而且是有争议的——通过语言切入，他进一步进行着他关于“后真相”的人类学考察。

也正是对人类学主张的强烈认同，他才强调自己不是“民粹主义（populism）”的朋友。他痛心于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民粹主义在文化上对华裔、越南裔、拉丁美洲裔、黑人等少数群体的抵触。更反对民粹主义将人分为“自己人”和“他者”的手段，这些人对穆斯林、同性恋、少数群体、外来移民等的排斥都是他反对的。更不用提民粹主义的暴力倾向了。在北大的第二场关于“民粹主义”的演讲中，他播放了一段特朗普建议警察“不要太好”的演讲视频，视频中他说，“应该击中头部！”在竞选期间，每当有抗议者时，特朗普也常常说，“打他的脸！踢他的屁股！”显然他厌恶有着鲜明民粹主义特征的特朗普，并为这样的人能够有连任的可能性而忧心。

“傲慢的真相还是多元的真相？”

当秉持一种多元主义观念的时候，基恩要批判的对象即是那种霸权的、单一的、傲慢的价值观了。在北大演讲中，他引用了维特根斯坦的名言：在一个良好的社会，当人们想说“我知道什么是对的，我知道什么是真的”时，维特根斯坦建议人们应该说，“我认为我知道那是对的，我认为我知道那是真的。”

遗憾的是，基恩认为这句话背后的谦逊态度是现在的美国政治学学术圈以及社会大众所不具备的，也是他想要批评的。这可能和他与美国学术圈交流时感受到的傲慢不无关系。一次在美国某大学的演讲结束后，听众竟问他，“你们的女王怎么样了（How is your queen）？”于他而言，这是个极大的冒犯（澳大利亚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 1931年后独立，但英国女王仍为国家最高元首）。这个提问和他的演讲内容毫无关联，说起这个例子，他显然对美国听众的傲慢有些无语了。

他的印象是美国的学术研究正在变得官僚化、狭隘化……“这可能在正在衰落的帝国中很正常。” 在他看来，美国的政治学研究已经非常僵化，而这种僵化是源自一种过分的傲慢。《生死民主》一书认为美国不再是托克维尔所认为的灯塔式的民主规范，全球的民主指南针的摆动正在发生——这些观点当然让美国人无法容忍。《生死民主》一书在美国受到的评价并不积极，基恩则失望于美国读者无法放弃自身优越性的想法。他坚持认为，民主的未来是什么将由发生在亚太地区的一切来决定。如果托克维尔还活着，他一定会到亚太地区看看的。

形成有趣对照的是，在中国，他的学说和思想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也被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生死民主》挑战了欧美学界关于民主的僵化的观点，如今，他也试图挑战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固有偏见——这都跟他推崇文化多元主义、以及人类学尊重异文化的立场分不开。如今，他被中国的公共生活背后复杂的动态关系所吸引。基于一种批判的惯性，他试图挑战那种认为“中国没有公共生活“（public life）”的论断。

他已经去过江苏、上海、新疆等地，并且坚持学习和使用中文。他阅读毛泽东、孙中山的作品、对鲁迅的《狂人日记》、余华的作品爱不释手。他也广泛阅读中国政治学家比如俞可平教授的作品。他非常热切地和在中国的教授、学者、记者等群体讨论他关心的学术议题。他的提问包括，“我认为在多媒体时代谣言很容易生产也容易被杀死，你们觉得呢？”“公共这个词的中文怎么发音？”有点出乎意料的是，他也熟知大众文化，喜爱中国明星金星和papi酱。“你怎么知道papi酱的？”我问。“即使是在国外她也很有名啊。”他不以为然，好像我这个问题很奇怪。他甚至会模仿papi酱疯狂的语速和尖尖的嗓音。

在他眼中，她们是中国公共生活的重要标志，她们对某些社会现象的戏谑和讽刺意味着某种自由的空气。他喜欢具有讽刺意味的东西，也就是总是能从至少两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从此意义出发，鲁迅、哈维尔、金星，和papi酱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人似乎有了共同点。讽刺感和幽默感是他思考和生活里贯穿始终的重要方式。

他希望自己可以是智慧和谦逊并存的。他钦佩谦逊的人，因为“谦卑说到底是人认识到自己和他人的局限性的能力”。他希望自己保持清醒，并向他认识的那些最顶尖却仍然谦逊的科学家们学习。“我常常惊异于他们的谦逊。”他说。三十年前，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英国媒体给他的“公共知识分子”称号，因为他感觉这个词儿颇为傲慢。在北大，他答应了每一位学生加微信、求合影的请求，发微信总是配合一个可爱微笑的表情。在座谈会上表达了不同观点后，他甚至担心对方感受到被冒犯而专门致歉。

学问使他接近谦卑，谦卑让他接纳真相的复数化，也让他的学术再次打破疆界——这是我在他身上看到的学术和生活的统一。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