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诗，曾经是一种精神价值

【编者按】

著名学者王学泰先生于今晨在北京去世，享年75岁。王学泰教授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以中国游民与流民文化问题的研究为学界所推重，在历史学研究之外，其对古典诗歌的研究也颇有心得，著有《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等。本文为王学泰先生的诗词鉴赏文集《清词丽句细评量》一书的自序，由澎湃新闻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

王学泰 时代周报 资料图

现在，诗歌已经是一种小众艺术了。一本诗集，一种诗刊能印到千份就算多的了。前些日子评“鲁迅文学奖”，发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网上一时热闹，其实也只是杯水风波而已。不论参入其中的，或是围观看热闹的，大多都是圈外人，平常与诗没有什么关系，许多人连新体诗、旧体诗也分不清楚。对于得奖作品水平的争议，人们没有什么兴趣，他们关心、窥探的是“事件”内幕、背景。

争论完了，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人们只记住了被反复说来说去的佳句——“不蒸馒头争口气”。当然，这并不奇怪，全民一起“向钱看”的时候，诗的位序能排到哪里呢？

一、六经之首，王化之基

其实，诗歌也可以模仿着阿Q 的口吻说：“我们先前阔多了！”阿Q 的话有没有水分，鲁迅没有考证，我们不知道；诗，的确“阔”过。从西周时代开始，“诗”就成为“六经”之一，它是贵族君子必修课之一。孔圣人教训他儿子孔鲤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不仅具有工具性，可以用来侍奉父母和君王，而且它还能成为个人的精神支柱，“兴、观、群、怨”就是指诗歌在人的精神生活领域的力量。一句话可以概括，那时，诗是人们的生活准则，因此，学诗、用诗是一体的。

那时学诗要学到什么地步呢？用过去的老话说，就是要“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这个“行动”孔子特别解释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说，学了诗，对内要能够处理国家大事；做外交，能够答对如流（主客之间常常通过诵诗与对方沟通），在外交场合不至于丢丑。春秋时代在外交场合还保持着贵族的肃肃雍雍的礼仪风度，利益要求，往往不会赤裸裸直说，经常用诗曲折表达。这在《左传》《国语》常有记载。用诗体现了人们的教养与风度。

我们考察先秦文献，可以看到贵族君子，甚至没受过多少教育的都邑中居民——国人在对话中也常常熟练地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从而，我们感到那时的人行事有规范，出言有文采。例如中学课本中常选的《孟子》里的“齐桓晋文之事”章，孟子为齐宣王分析了他看到牛被屠杀之前以羊易牛的心理后，齐宣王说：“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他人”两句引得多好，用此赞扬孟子对自己的理解，连自己都说不清楚的，经过孟子剖析入微的解释，颟顸的齐宣王都觉得深得我心。宋国都邑的居民出口也有文采，看来也是长期受到诗歌教育的民众。宋郑交战，宋国败绩，主帅华元被俘，后来逃了回来。宋国筑城加强防备，华元到工地巡视。筑城的国人编了歌唱道:“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鼓着两只眼睛，挺着一个大肚，丢盔弃甲的将军回来喽）。于思于思，弃甲复来（胡须满腮，丢盔弃甲的将军逃回来）。”华元支使他的副驾回答国人：“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牛、犀牛都很多，盔甲丢就丢了吧）。”筑城人再唱：“从其有皮，丹漆若何（纵有牛皮堆成山，没有红漆涂染怎么办）？”华元没词儿了，对他的手下说：“他们人多嘴多，我们干不过他们，快走吧！”华元尽管仗打败了，人还是很可爱的。宋国国人更可爱，他们出口成章，用诗歌挖苦执政者，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正是诗“兴、观、群、怨”职能的表现。

此时诗、乐一体，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史记·孔子世家》解释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诗”由此而成为“诗三百”。“诗三百”不是现代文学意义上的诗，而是“经国之大业”的“经”。其职责是“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裴子野《雕虫论》）。这是诗最“阔”的时代。当然，这些都是针对“诗三百”说的；并非指其中的某个篇章。成为“六艺之本”“王化之基”的“诗三百”经过汉代经师阐释，特别有了《诗大序》《诗小序》的《毛诗》，其政治作用更加强化了。“诗三百”基本是四言诗，其体例是风、雅、颂三体，这成为历代制礼作乐之时乐舞歌词的基本模式，从汉朝到清朝没有什么改变，读者有兴趣翻翻正史中的“乐志”，煌煌大典中的歌诗基本上是模仿“雅”“颂”的。

二、“哀怨起骚人”——作为抒情诗的楚辞

春秋以后，士人虽然读诗、在许多场合中还要诵诗，然而在中原一带很少有新的诗作产生与流传。这一点很多批评家意识到了。《文心雕龙》作者刘勰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蔚起，其《离骚》哉！故以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 诗歌到了战国在北方出现断层，幸亏楚人多才，出现了屈原、宋玉等震古烁今的诗人。这个时期，南方一位政治上失意的贵族屈原在诗歌创作上的巨大成就填补了中原士人在这方面的缺位。李白诗集的开篇《古风》中也充分地肯定了屈、宋在诗史上存亡继绝的作用：“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作为诗人的李白也抓住了楚辞的特点，即个人抒情性和摅写哀怨之情。《楚辞》起于民间，原是民歌，经过高士才人改造，成为一种新的诗体。楚辞现存较早的《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虽然写的是偶然相逢、柔情蜜意，在缠绵悱恻之中，也透露出些许的淡淡哀怨。

“诗三百”中许多篇章也都具有个人性，像《氓》《谷风》都是弃妇之词，但两首诗中抒情主人的情感与性格的差异是读者都能感受到的。有的篇章我们还知道它的作者，如《鄘风·载驰》的作者许穆夫人，《小雅·巷伯》的作者“寺人（宦官）孟子”，《大雅》中《崧高》《烝民》《韩奕》《江汉》的作者尹吉甫等，然而，它们作为“王化之基”的“诗三百”时，这些篇章中的个人性就统统消失了，成为教化的一部分。楚辞则不同，每篇诗中都打着作者鲜明的烙印。

屈原是一位自觉的诗人，作为楚国的王族，他本来是可以在政治上大展身手的，可是由于失去楚王的信任被排挤出权力核心，政治上的绝望使他转入创作。屈原写出了《离骚》《九歌》《九章》《招魂》等杰作，这些诗中用神话传说、古圣先贤、香草美人以及楚地草昧初开、辽阔而神秘的风光构造了独特的浪漫境界，并以此抒发怨愤并寄托自己的精神追求。

屈原作品所蕴涵的精神价值成为诗中的范本，香草美人成为诗人的理想境界。不过楚辞没有像《诗经》一样成为国家交往正式场合中表情达意的典章，更没有指导人们生活的职责（所以李白说它非“正声”），汉承秦制，但其习俗、文化则承继了楚风。这与汉朝创建者大多是楚人有关。汉代皇室中许多楚歌的爱好者，他们收集战国期间楚人遗作，喜欢诵读楚辞、唱楚歌，并用楚歌这种形式宣泄自己的郁闷和悲情。

屈原的代表作品《离骚》等，就是汉武帝命淮南王刘安收集编辑的，他在《叙离骚传》中高度评价屈原的作品：“《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虽然思想正统的班固对此稍有訾议，但得到大多读者、包括司马迁的认同。其实“离骚，即牢愁也”，人们为屈原不幸的遭遇与其“哀怨”所感动。

吴中平民出身的朱买臣和严助都因为能诵读楚辞而受到汉武帝的重视，汉宣帝下诏“征能为‘楚辞’”的九江人被公，听他用楚语“诵读”楚辞。宋人洪兴祖在《楚辞补注》说到世间口传楚辞，用楚音诵读，其源于“隋有僧道骞者，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可以想见用楚地方言诵读的楚辞一定更有震撼力、有一种特别的魅力，所以千年以来人们以楚音诵读楚辞，从中体会当年屈子行吟汨罗江畔的悲哀凄苦的心情，直至宋代而不绝。

汉代用楚歌宣泄和抒情的皇室贵族、文武高官史不绝书。如刘邦的《大风歌》《鸿鹄歌》或悲凉、或悲伤, 都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汉武帝的《秋风辞》《瓠子歌》，汉昭帝的《淋池歌》说明位列至尊的皇帝，在现实生活中也各有其苦闷。被吕后打入“永巷”劳改的戚夫人所唱的悲歌，被遣嫁万里之外汉公主刘细君的《悲愁歌》，均悲叹贵族妇女的不幸；“将军百战声名裂”，李陵与苏武分别所唱的悲歌，梁鸿的《五噫歌》，张衡的《四愁诗》等都是抒写士人情怀的，这与屈、宋一脉相承。汉代传世骚体作品虽然不多，但这些作品的内容如用《诗品序》一段议论概括还是大体准确的：

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

如果再加上屈原作品中的忠君爱国，“哀民生之多艰”，痛斥群小，“众人皆醉我独醒”等题旨，这些基本上囊括传统抒情诗的主题。

人生的艰难，这是每个人——不管其地位高低——都能感受到的，因此，都需要有外在的悲情淘洗，这也正是悲剧产生和存在的心理基础。从孔夫子的“诗可以怨”，到韩愈的“不平则鸣”、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都说明了一个事实，传统诗歌中优秀作品大多是悲剧性的，这也是它受到人们喜爱的关键。朱熹说屈辞“尤愤懑而极悲哀，读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已”（《楚辞集解·九章序》）。屈原作品和流传至今的秦汉楚辞、楚歌从内容到音韵都是以激越、悲哀、抑郁为基调的。古人在心有郁结、内心愤懑不平之时，吟诵《离骚》，感受“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语），从中体会崇高。传统抒情诗这种特色是从《离骚》和秦汉时楚辞开端的。

三、嘉会寄诗以亲

欧洲古代抒情诗描写男女情爱的作品很多，而我们的传统抒情诗（不包括词曲）则相对逊色。传统诗中更多的是表达男人之间的朋友之情的。像杜甫怀念李白的诗中写到他们在鲁交游时的情景：“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如果把这些诗句直接翻译给西洋人看，他们会以为与古希腊诗人阿尔凯俄斯作品同科。其实杜甫表达的是很深厚的朋友之情。

钱钟书先生在《诗可以怨》的演讲中感慨，传统抒情诗中偏重于“怨”，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孔夫子另一句“诗可以群”；他还指出钟嵘的《诗品序》在谈诗的社会功能时也过多地强调了“怨”，其实许多“怨”还是“离群”所引起的呢。儒家论诗之所以重视“群”，因为他们认为诗与乐作为“六经之首”的社会功能就在于保持群体的秩序稳定。宗法社会是熟人社会，人群之间的关系较为简单，基本上也就是儒家说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前四伦大体上是固定的，不能更换的；只有朋友一伦是可以选择的，而且朋友之间是这个熟人社会中唯一的平等关系 。在社会僵化、缺少流动时，朋友似乎无足轻重；当《论语》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放在开篇时，这已经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社会的垂直流动加剧了。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关于友谊的故事：如管仲鲍叔牙的故事，俞伯牙钟子期的故事，羊角哀左伯桃的故事。三个故事各有动人之处，如管鲍之间的宽容，俞钟之间的知音，羊左两人的舍生忘死。这一类激动人心的故事为历代追求真诚友谊的人们所倾慕，描写友谊的作品在传统抒情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目的不仅仅是功利的，更重要的是诗人们要在朋友这种平等关系中追求一种超脱功利的精神价值。这类作品在东汉时期就出现了，东汉中期以后游学、游宦士人剧增，皇帝昏聩、宦官当政、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沉沦于社会底层、独自打拼的士人特别能感受他人的支持和友谊，托名苏武、李陵的“苏武诗”四首、“李陵诗”三首，就是底层的士人借流落异邦以喻他们这些挣扎于功名途上的苦闷与向往。

黄鹄一远别，千里顾徘徊。胡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何况双飞龙，羽翼临当乖。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怀。请为游子吟，冷冷一何悲。丝竹厉清声，慷慨有余哀。长歌正激烈，中心怆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得归。俯仰内伤心，泪下不可挥。愿为双黄鹄，送子俱远飞。

诗的风格很像《古诗十九首》，少了一个可以依托的友人是悲哀的，恨不得随之而去，然而诗人更企望：“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就是儒家的最高理想。这种类型的作品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战乱时期更为繁多，人们对友谊的向往也更为迫切。后来流行于社会底层的异姓结拜就产生于这个时期。陶渊明是位颇有哲思的诗人，他是从人生角度思考朋友一伦的：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诗人之中把友谊的诗性写得最为深入、最为感人的，当属唐代的杜甫。他天性淳厚，长期浸润于儒学，他笔下的友情是人性美的升华。杜甫感觉最细腻，常人忽略的凡人小事，他能用细腻之笔，把最能触动人心的画面展现在读者面前。乾元二年（759 年）他从洛阳返回华州，此时此地战乱初定，某个傍晚与发小的朋友卫八邂逅相逢，于是写下了歌颂友谊的名篇——《赠卫八处士》：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今夕复何夕”！这是什么夜晚，是不是在梦中？诗中温馨灯光烛照了一千多年，今天读来还不禁怦然心动：生活的艰难都记录在彼此的容颜之上，互相打听亲朋故旧，许多已登鬼箓，惊呼、感慨，热泪横流，幸而生命力强大给我们以安慰。“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而且这些小儿女是如此可爱——“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夜雨”一联，如果用影视表现的话，这是多美的画面，绝不亚于《巴山夜雨》。

杜甫善于把别人（包括友人、熟人、萍水相逢的人）给予自己的友情或关爱极其细致地描写出来，如《彭衙行》《夏日李公见访》《雨过苏端》《晦日寻崔戢李封》《逼仄行——赠毕四曜》《病后过王倚饮赠歌》《羌村三首·之三》《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等，每读这些诗篇都会有些感动。

杜甫与李白的友谊可以视为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交谊典范，杜甫写给李白、怀念李白和涉及李白的诗近二十首。开元天宝间，李白名满天下，“天下谁人不识君”；可“安史之乱”中，李白站错了队，追随了永王李璘，被视为永王谋主，永王败，李白下狱，弄得“世人皆欲杀”的地步。此时似乎谁都不认识李白，当年传至今世为李白辩解、鸣冤，甚至提及李白的诗文都很少，独有杜甫忠诚友谊，相信李白是受了冤屈的。他在诗中写道：“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不见》自注：近无李白消息）这大约是写于李白被捕之后。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作为诗人的杜甫评价李白诗“白也诗无敌，飘逸思不群”，认为李白诗，当世无双。李白下狱消息证实后，结果如何，让杜甫忧心忡忡，他一连三夜梦到李白，在梦中李白飘过千山万水，来见这位忠诚的老友了，为此杜甫写了千古绝唱《梦李白》二首。最后李白被判流放夜郎，杜甫又写了《寄李白二十二韵》，这是李白一篇小传，其开篇就是“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晚年的李白虽然迭遭不幸，但其又何有幸，结交了杜甫这样的朋友！

杜甫对待友谊是有原则的，他有不少劝诫朋友的诗，同样也很感人。诗友高适不愿意做县尉，因为县尉的职责常常要“鞭打黎庶”，于是到河西节度使哥舒翰那里去做掌书记。高很感激。杜甫在《送高三十五书记》写道：“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借问‘今何官？触热向武威？’答云‘一书记，所愧国士知。’人实不易知，更须慎其仪！”高适是老实诚笃的，非常感激哥舒翰任用他，杜甫觉得高官、官场不像诗人理解得那样简单，在临别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老友，不是扫他的兴……

给杜甫提供了许多帮助的成都尹严武被召入朝了，可能被重用，杜甫很高兴，写诗送行。在《奉送严公入朝十韵》中希望严武对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最后两句是：“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世俗的送别都是说些吉祥话罢了，而杜甫真是做到了“君子爱人以德”。

诗是最个性化的，当诗履行“可以群”的职责会不会丧失诗的特质？我的回答：不会、也会。我们读杜诗，便可以感受到杜甫无论是写社会责任、朋友之间的友谊，还是与人唱和，甚至应酬时都保留了自己的个性和风格，因为他是以身心融入社会，以诚待人。连在恳求贵官援手的诗的开篇都是“昭代将垂白，途穷乃叫阍。气冲星象表，词感帝王尊”；也会，就是把创作仅仅当作应酬工具。

传统的中国是注重“群”的社会，作为“可以群”的诗便成为文人士大夫之间交往不可或缺的用品，人们之间相互酬赠便成为极为平常的事情，这样产生了大量的“为文造情”的作品。钱钟书先生说：“从六朝到清代这个长时期里，诗歌愈来愈变成社交的必需品，贺喜吊丧，迎来送往，都用得着，所谓‘牵率应酬’。应酬的对象非常多；作者的品质愈低，他应酬的范围愈广，该有点真情实话可说的题目都是他把五七言来写‘八股’、讲些客套虚文的机会。他可以从朝上的皇帝一直应酬到家里的妻子——试看一部分‘赠内’‘悼亡’的诗；从同时人一直应酬到古人——试看许多‘怀古’‘吊古’的诗；从旁人一直应酬到自己——试看不少‘生日感怀’‘自题小像’的诗；从人一直应酬到物——例如中秋玩月、重阳、赏菊、登泰山、游西湖之类都是《儒林外史》中赵雪斋所谓‘不可无诗’的。”（《宋诗选注·王安石》）这类作品之所以为人们所诟病，关键在于它缺少真情实感，为文造情，没有精神价值。

四、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

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扬雄把它发挥成“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法言》）。古人心目中“言”之“文”就是对偶、押韵、格律，其极致就是诗歌。清代阮元说：“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文言说》）阮元认为古人治理国家大事（祭祀与战争）、发布政令等多是通过口耳相传，为了避免传播中失误走样，就要押韵、对偶、讲究格律，读起来流畅顺口、不走样。这就是“文”。古人认为治国就是最大的“才”，因而有“文”的人就是大才。贵族君子平常经过学习与训练，所以“言则成文”。我们读《左传》《战国策》可以感受到当时贵族发言得体、娴于辞令的情景。

此后能“文”就是人才的标志，自汉代以来吟诗作赋就成为评价士人的重要标准；士人也用它向最高统治者自展才华。《汉书·艺文志》有云：“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有文者就能做官，从汉代开始，多次以“文”征召士人，如王褒、刘向、刘歆、扬雄等两汉著名文人都曾以文才待诏。自汉代以来吟诗作赋就成为评价士人的重要标准。士人也用它抒写心志、自展才华。汉代许多皇帝喜欢诗歌，不乏文采的汉武帝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者，乃得上坐”。这是对富于文采大臣的奖励，汉武帝开的这个头，对后世影响很大，在皇帝主持的高级宴会上常常有令群臣赋诗，好的予以奖励、差的受到惩罚的记载。三国魏高贵乡公曹髦主政，他喜欢诗文，到国子监讲学，“命群臣赋诗。侍中和逌、尚书陈骞等作诗稽留，有司奏免官”。陈骞以搞阴谋有名，后来支持司马家族篡位与曹髦给他羞辱不无关系。南北朝期间许多皇帝都以好文称著，喜欢搞“嘉辰宴会，多命群臣赋诗”一套，可是国家还要武将支撑，武将大多不谙此道，因此皇帝在饮宴中往往不去难为武将。南朝梁武帝本人就是一位文士，大将曹景宗凯旋回京，武帝宴于华光殿，宴会上群臣“联句”，由当时的文坛领袖沈约给大家分韵主其事。沈约没有给景宗，景宗不平。要求与群臣一起赋诗联句。武帝说：“卿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诏令约赋韵。时韵已尽，唯余‘竞’‘病’二字。景宗便操笔，斯须而成。其辞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叹不已，约及朝贤惊嗟竟日，诏令上左史。”曹景宗这首五言小诗，写得不错，比文士还好，没有丢丑。从这个故事可见一时风气。

自唐以后，进士考试在社会的垂直流动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能诗”逐渐成为社会上读书人普遍的“才能”。说唐朝进士科“以诗取士”虽不完全准确，但自武周之后，诗赋在进士科考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确是不争的事实。后世如宋代以经义取士，明清以八股取士，诗赋也都是必不可少的要考项目（宋代有短时期被废）。这样诗赋遂成为读书人必备的人文素养，也成为他们进身的工具。这影响了全社会，从宋代起，许多能读会写的市井细民也开始学诗，甚至建立诗社，觉得这是一种雅事。《儒林外史》写杭州头巾店的老板景兰江：“他每日在店里，手里拿着一个刷子刷头巾，口里还哼的是‘清明时节雨纷纷’。”把本钱赔个精光。测字的丁言志向慕名士，也爱作诗，无人与之交流，便拿了自己写的一卷诗和攒下的二两四钱五分银子到妓院向妓女请教，真是匪夷所思。尽管可笑，实际上他们也是在追求一种精神价值，可惜社会没有给他们提供更有价值的选项。

五、赚得才人皆白头

从汉代以后两千年中，“才”与吟诗作赋、联句属对等摆弄文字功夫结合在一起。这种观念不仅行之于庙堂，而且深入民间。流行江南的许多民间故事，解缙解学士的故事，徐渭徐文长的笑话都与他们出口成章，巧于使用文字有关。宋代岳珂的《桯史》讲了一个故事：

承平时，国家与辽欢盟，文禁甚宽，辂客者往来，率以谈谑诗文相娱乐。元祐间，东坡寔膺是选。辽使素闻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国旧有一对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数言者，必犯其上一字，于是遍国中无能属者。首以请于坡，坡唯唯谓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国之体。‘四诗风雅颂’，天生对也，盍先以此复之。”介如言，方共叹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对，曰‘四德元亨利’。”使睢盱，欲起辨，坡曰：“而谓我忘其一耶？谨而舌，两朝兄弟邦，卿为外臣，此固仁祖之庙讳也。”使出不意，大骇服。既又有所谈，辄为坡逆敚，使自愧弗及，迄白沟，往反舌，不敢复言他。

苏轼是位不世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然而，这个传说如同李白“醉草吓蛮书”一样荒唐可笑。宋代在与辽国交争中的懦弱仅凭苏轼的善于属对就摆平了？东坡才华不仅“全大国之体”，还使得辽国使节“大骇服”。真是为国争光！这个故事流传了一千多年，直到近世仍在津津乐道。

两千多年来无数读书人在文字的组合排比上用尽了脑筋，多少才人白了少年头。他们的确写出许许多多佳篇名作，给后人以美的享受，但人们忽略了知识在其他方面的追求和应用，其遗风至今不泯。人们过度相信文字语言的力量，认为豪言壮语、美丽文字可以弥补现实的缺欠，成为一种替代价值。1958年的诗画满墙，《红旗歌谣》，“文革”中的各省革委会建立时大逞辞藻的“致敬电”、各种赛诗会，小靳庄的诗歌等都是苦涩的回忆。

去年我到英国去旅游，到一些贵族之家参观，看到许多家庭有实验室可做化学实验，有望远镜以观天文星象，有静电发生器以观察物理世界的奥秘……当然也有沉溺于写作的。这些贵族的知识人，他们在有钱、有闲的生涯中的研究考察也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参与。因此想到了我们古代有钱有闲的、又没有沉溺于声色犬马的士大夫们，他们大约都去“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了吧。

《清词丽句细评量》，王学泰著，东方出版社201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