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美仪、任军锋谈香港中文大学和复旦大学的通识教育经验

谢一峰、陈晴妍 整理

2018-01-18 12:5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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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借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办“中国传统文化与通识教育研讨会”的机会,岳麓书院通识教育中心的谢一峰老师和书院研究生陈晴妍邀请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部主任梁美仪和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主任任军锋,就大学通识教育的实践经验和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了深度访谈。以下为访谈全文:
问:请两位老师分别简要谈谈香港中文大学和复旦大学开展通识教育的历程和基本情况。
梁美仪:香港中文大学(以下简称“中文大学”)成立于1963年,在成立之初就重视通识教育。与香港大学的三年学制不同,中文大学受到美国大学制度的影响,在成立伊始,实行的就是四年学制。因受钱穆先生书院式办学理念的影响,中文大学讲究先博后专;与此同时,中文大学也受到以崇基学院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学院liberal education(博雅教育)的传统影响,注重对于学生“成人”的培养;除此之外,中文大学因地处岭南之故,又受广东地区书院传统的影响,注重培养学生对社会的奉献意识。总体而论,中文大学一直认为大学教育不仅在于学习专业知识,更要让学生承担对于个人成长、文化传承、社会贡献的使命责任。
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部梁美仪教授。
中文大学创立之初,秉承李卓敏校长培养博通领袖人才的理念,倡导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均衡发展,提倡实施通识教育。在通识教育实行之初,受规模限制,只能交由各成员书院推行。各书院通识的理念和制度不尽相同,各自发展。这样分散的发展策略对大学整体的通识教育发展形成了阻碍,所以,上世纪70年代中文大学进行了第一次改革,1984年又进行了第二次改革。在1984年的这次改革中,中文大学对以往实行的通识教育进行检讨、反思,思考如何在大学通识方面能有一个更加开放的视野。改革被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大学通识教育,二是书院通识教育。1986年,中文大学进行了第三次改革,其主要内容是: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除书院通识所占六学分外,其余二十学分归属新设的通识教育主任统筹的全校通识课程。但是,这次改革并不是很系统。1989年,港英政府要求所有受资助的大专院校统一为三年制。通识课程因大学学制结构上的改变,将学生修读之通识学分从21分减至15学分,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
2003年,中文大学把通识教育分为四个版块:文化传承、自然科学与科技、社会与文化和自我与人文。每个学生都要分别从四个版块中各选一门课,但不是所有同学和老师都能理解背后的理念,许多老师认为通识教育的课程是其负担。因此,我们通过数字管理等做法来进行统筹。2004年,香港教育局宣布将全港大学于2012年转为四年制,并建议所有大学建立或加强通识教育课程,中文大学将原来15个通识教育学分又改回21个学分。当时中文大学的通识科目一下子增加到二百余种,就拓宽学生知识面而言,通识教育的这些做法是值得称赞的。但是,这些课程分属四个不同板块,整个通识课程缺乏一个清晰的架构,变得很散,同学在此方面也并没有很多的共同的经验和议题,这就成为了一个问题。于是,我们将四年制改革后这多出来的六学分,做成了所有中文大学学生必修的两个基础课程,即阅读文科和理科的经典篇章,以达到与人文对话、与自然对话的目的。这些经典覆盖面十分广泛,从西方哲学到东方经典,甚至是伊斯兰文化(如《可兰经》等书),让同学对不同文化的关键问题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认知。同学通过两门课程的对话,阅读相同的经典,成为中文大学学生共同的经验。
任军锋:复旦大学从2005年开始,明确地提出了“通识教育”理念,具体举措包括成立五大“住宿书院”,次年即2006年开始确立“通识核心课程”体系,即最初的“六大模块”,如今增至“七大模块”。复旦的通识教育覆盖文理工医各个学科,至今已经历了十余年的探索实践。一开始,在复旦,就什么是“通识”教育,大家众说纷纭,分歧很多。这不难理解,因为“通识教育”理念本身是直接从美国大学移植而来,但其中肯定有中国大学自身人文素质教育传统的“前理解”。而从最初的“六大模块”课程的结构设计来,其背后隐含的是如下两种关于通识教育的理解:来自理工科的老师认为,他们的学生过早地进入相关专业训练,缺乏基本的人文素养甚至待人接物的常识,而科技的迅猛发展对人文关怀提出更为迫切的要求;来自文史哲的老师认为,必须让学生进入基本的文史经典,传统的概论式“满堂灌”陋习必须克服。值得庆幸的是,复旦有较为雄厚的文史哲等学科积淀,这为通识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任军锋教授。
2013年,复旦大学教务处委托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教授主持新一轮的核心课程改革,当时成立了核心课程工作小组,成员来自复旦各个学科,工作小组在反思欧美主要大学核心课程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复旦既有的核心课程做了细致的梳理:诸如因人设课的问题,模块化课程设计缺乏较为明确的知识路线图,甚至出现了不少“水课”。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这几年的实践中已基本得到克服,如果说之前七年的实践可以称为“复旦通识1.0”的话,目前我们已进入“复旦通识2.0”,我们在理念上已经达成了基本的共识,行动路线也日趋清晰,也形成了一整套切实有效的实施办法。
问:钱穆先生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对于中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又是如何体现在香港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理念中的呢?
梁美仪:中文大学的前身之一新亚书院是由钱穆先生、唐君毅先生创办,所以中华文化一直是通识教育重要组成部分。不过,现在中文大学所教授的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内容,已不再局限于钱先生的思想。近几十年来,许多新的思想思潮涌入课堂,使得整个课程内容变得更加多元和多样。比如说艺术史方面,有中国艺术与文化的课程;人类学系方面,有从中国文物看中国文化的课程;甚至于地理系,也有从文化地理角度来讲中国文化的相关课程。我们的课程也在随着时代改变而发展,而不是仅仅盯着以前的东西不放。
问:在通识教育的课程设计和教学理念方面,香港中文大学和复旦大学的通识教育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和经验呢?
梁美仪:在基础课程的设计上,中文大学要求学生大量阅读经典内容,强迫同学去搜索、思考相关内容,并不是迁就学生的意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坚持两个信念,第一个是所有人都关心的一些问题,即在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背景下,什么样的人生是一个好的人生,什么样的社会是一个理想社会,当然,这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第二个关于“经典”的问题,对于学生来说,会觉得经典很远,他们怀着一颗敬畏且好奇的心面对经典,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怎样引导学生进入经典。所以我们的老师做了很多配套,比如出微型教材,开发app等,再通过老师主讲、同学讨论等方式,让不同学系的学生结合起来,一步步引导学生透过问题理解经典内容。一整套下来,我们发现效果很好,成果让人喜出望外,学生们纷纷表示他们happy to be forced(很高兴被强迫),普遍有种“他们本来以为他们不能做,但是通过课程的学习,他们不仅认为自己能做,而且能更好应对挑战”的成就感。
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制度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和特点,我们要求学生不能选自己学系的通识课。而作为一门通识课,也要受到一些限制,比如课程不能要求学生必须有一定基础才能上;课程要和学生的生活学习经验有一定的联系;课程不能是水课,一定要有分量;要有一定的阅读量,但也不能太多,限制在每个课题一两篇文章的水准。
任军锋:复旦大学的通识教育依托专业教育,充分调动各院系的资源和教师的积极性。在我们看来,通识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归宿,而不是大学教育的起步,通识教育是专业教育的升级版,而不是通俗版。通识教育绝对不能沦为通俗教育,必须对学生的平均智力构成足够的挑战。在教师方面,从事通识核心课程的教学需要教师不断克服自身“专业的傲慢”,需要有意识地将所谓的专业术语彻底打碎,深入浅出却能直指人心,教师要明确自己课程的基本思路和教学目标,以及达成这一目标的具体“抓手”,对学生提出明确的学术要求,在学术上绝不迎合迁就学生。
为了确保通识核心课程任课教师的尊严感和成就感,新一轮改革做了最大限度的努力:除了在资源保障方面的及时跟进,还启动了“复旦通识系列丛书”项目,希望能将核心课程的教学成果及时转化为高品质的学术成果,从而克服目前中国大学愈演愈烈的教学与科研结构性断裂的困局。我们认为,无论怎样精致的“顶层设计”最终都要转化为教师自身对教学的全情投入,我们的所有努力其实都是指向真正调动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在助教方面,我们已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助教培训和成长机制,“大班授课,小班讨论”,助教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目前复旦核心课程已全面启动五次讨论班的原则性要求。我们认为,教学是核心,但同侪之间相互学习也很关键,如何在3-5分钟内将自己的想法明确表达出来?如何迅速抓住并领会他人发言的要旨,这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操练的,而这对助教的综合能力和学术能力提出相当高的要求。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生在帮助提升核心课程教学品质的同时,获得自身学术成长的必要历练。
前不久,复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孙向晨教授明确了“复旦通识2.0”的“六大标准”:即理念的落实要有具体的流程;50个基本课程单元的逻辑关联度;对每一门课提出明确且切实可行的质量标准;建立完整的助教体系;课程提升的闭环系统:即“申请-建设-评估-升级或退出”的闭环系统;以及完善的“服务管理体系”。我们希望通过持续不断扎实的推进工作,使我们的通识教育从移植到继承,真正做到“有根、有魂、有效”,进而成为新世纪中华文教实现自我更新的关键契机。
问:在通识教育课程的选课方面,有一个很切实的问题,便是通识教育过程中的本专业回避问题。一些学生为了获得更好的成绩,往往在通识教育课程的选择方面优先选择同自身专业方向相同或接近的学科。这样一来,便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通识教育的初衷和宗旨。为此,一些学校采取了文、理科生交叉选择,学生不得选择同本专业相关之通识课程等较为激烈的措施,在通识教育方面颇有建树的香港中文大学和复旦大学,又是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一问题的呢?
梁美仪:在此方面,我们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其一,是规定学生不能选择同本专业直接相关的通识课程;其二,便是通过通识教育两门必修基础课程的设置,使中文大学的所有学生获得一个共同讨论的平台和基础。
任军锋:在选课规定方面,我们曾经也考虑到专业回避的问题,但近几年来有所松动。在我们看来,既然是通识教育,就不应该刻意回避所谓专业。它面对的是学生的平均智力而不是学生的专业背景,真正有质量的核心课程,不应该对相关专业的学生“心有芥蒂”。
问:在通识教育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参与讨论是非常重要的。对此,香港中文大学和复旦大学又有着怎样的经验呢?
梁美仪:因为我校通识教育没有自己的研究生,所以中文大学不像内地一些高校,它比较少使用助教。每个讨论课都是基础课程的老师自己在做,讨论课一般由25人左右组成,再分成五个小组,分组汇报。在课堂之外,老师会用讨论组的形式帮助学习上面有困难的同学,在讨论课之前,一般先有一个比较没有压力的讨论,会让之前上过该门课且成绩比较好的同学会做一个leader,运用PASS方法进行培训。
任军锋:复旦大学的通识教育,采用的主要是“大班教学、小班讨论”的模式。每学期,通识核心课程都会有两百人左右的研究生助教团队。为此,我们制定了“核心课程助教成长计划”,对助教进行必要的系统培训,通过定期培训、新老助教交流、模拟课堂讨论等方式,提升助教组织讨论课的基本能力;除此之外,在助教的专业素养方面,我们也充分注意到其基本学术积累的重要性。许多相关课程的助教,都是由任课教师的研究生担任的,有的助教从硕士到博士,担任某一门课程的助教长达数年之久,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助教经验。
问:岳麓书院的四位一体的本科生导师制是书院本科生教学的一大特点,请问在香港中文大学和复旦大学是否也有相关的制度,其与通识教育的关系又当如何呢?
梁美仪:在中文大学也有相关的制度,但是这个导师制和通识教育并没有很大的关系。中文大学有两级的导师制,第一级是在学生刚入校时,老师每个学期跟与他们交流,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如果学生有特别的困难,会有第二级的老师的去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成效如何,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我认为跟你们书院相比,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完善。除此之外,我不知道算不算是属于导师制,中文大学的学生,在毕业之前,一定会有一个论文或者项目的导师。但是这项制度的效果也是参差不齐,而且这项制度由各个学系和书院管理,并不属于通识教育的管辖领域。话虽如此,经验还是有一些。在我们之前的实践中,一年级的学生对于很多诸如奖学金、出国交流的问题有了困惑,一般会找基础课程的老师,不太会找本系的老师。我认为很大的原因是我们的老师在课程中会设置小班的研讨,正是这个研讨,促进了师生之间的相互了解,学生会觉得通识课的老师会比他们本系的老师对他们的了解还要多,这样就形成一种比较亲密的师生关系。说到通识课的考查形式,我们会要求学生每个学期写两到三篇reflective journal,类似于反思,在学期末会布置一篇比较长的论文,虽然不设置期末考,但是在课程中间会有几次小测。
任军锋:复旦大学目前的本科生导师制主要在书院里推行,各个专业院系也有自己的导师计划。复旦书院导师制从2005年至今经历了12年的探索实践,目前复旦的五大住宿书院由教务处副处长徐珂教授总体负责,根据我的了解,书院的课外拓展活动丰富多彩:诸如导师午餐会、周末辅导、系列讲座、读书会等等。具体不妨关注“书院在复旦”公众号。到目前为至,复旦已经基本形成了以五大“住宿书院”与七大模块“核心课程”为代表的复旦通识教育模式,并以此为载体全面构建复旦通识教育体系。
问:请问您对于岳麓书院开展通识教育有何建议?
梁美仪:岳麓书院现在以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见长,所以我建议在除了史哲以外的领域诸如理工和社会科学方面可以进行适当拓宽,充分利用湖南大学的资源,运用合理的方式开拓学生的眼界。
(本文照片提供:向松阳、黄沅玲。)
责任编辑:朱凡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通识教育,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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