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反性侵运动大潮下，法国女性为何发出另一种声音

1月9日，正逢哲学家波伏娃诞辰110周年，法国女权学者们接受采访，除了追忆这位业界先锋，被问及最多的问题则是：如何看待当天法国百名女性签名在《世界报 》上发表公开信，维护男性搭讪的自由，并揭露＃Metoo运动走得太远甚至涉嫌“仇视男性”这件事？时事热点同历史碰撞，实属偶然。

如果女星凯瑟琳·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没签名，回过头来看，其实这场女权之争走的是法国本土论战的经典路数，即主流声音之外，会有质疑，甚至不乏冒犯意见。但在全球反性侵运动当口，这封极具明星效应的百人联名公开信被看成是“法国特色”的代表，引发诸多不解和不满。

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引发性解放运动，自由支配身体被看成女性获得个人解放的开端。法国女性维权有自身特点，这同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不可分割。但公开信发表后，法国另些女权主义者同样发文抨击，称其代表西方白人布尔乔亚女性的视角，混淆各种概念且反女权。所谓的“法国特色”，也并未在本土得到完全认可。

解放话语的同时，如何避免陷入道德审查和审判的陷阱？如何增加性别互信避免性别战争？具体到性骚扰和不得体搭讪的具体边界在哪，往大处看更涉及与维权话题关联密切的自由和平等之辩。这些在2018年初，以一种略显决绝的对立姿态，引爆了法国乃至世界舆论场。

这封公开信原名为“一些女性发出另一种声音”，在《世界报 》辩论版面刊登后，报纸网站将标题改为“我们捍卫搭讪的自由，这对性解放至关重要”。“捍卫搭讪自由”迅速成为这封公开信的醒目标签。

公开信开篇是这么写的：

“强奸是重罪，但固执或糟糕的搭讪不违法，向人献殷勤也不能算大男子主义式的侵犯。

韦恩斯坦事件过后，公众意识到女性遭遇的性侵，特别是在职场，有些男性滥用自己的权力。这很重要。但如今话语解放却走向了自身的对立面。我们有些提心吊胆，不敢正常讲话，不敢打断令人讨厌的话。那些不想随大流配合的女性，被看成叛徒或帮凶。

这正是清教徒主义的实质，即以所谓保护女性，促进女性解放为名，让她们永久待在自己受害者的角色中，成为大男子主义恶魔笼罩下的可怜人。仿佛回到妖术盛行的旧时代。”

正文分两部分，分别以“告密和指控”及“冒犯的自由至关重要”为小标题。主要讲述＃Metoo运动后，很多人选择在社交网络而非法庭公开指控嫌疑人。这样不仅可能伤及无辜，无意间也加重女性承载的受害者形象，反而对女性实现个人独立和整个社会进步不利。

1977年曾被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强暴的美国人萨曼·莎盖默（Samantha Geimer）在社交网络推特上，表示支持这一公开信。她说：“我完全赞同德纳芙女士。女性需要获得平等、尊重和性自由，我们只有依靠自己才能获得。不要请求别人保护我们，跟我们说哪些事可以做。”

此外，文中也举例说遭遇地铁“咸猪手”没什么大不了的，当事人完全可以自卫，大声喝止便好，并有能力从困扰中走出来。她们还提到“咸猪手”们可能是些性生活贫瘠的可怜家伙。这一说辞在法国引发很大争议，公开信倡议者们本想展示女性强者形象，但被反对者贴上“无政府主义者”和“性侵同谋”的标签。法国法律规定，地铁“咸猪手”式性侵面临最高5年监禁和7.5万欧元罚款。

起草者为五位女性，她们分别是作家萨拉·石斯（Sarah Chiche）、文艺批评家凯瑟琳·米勒（Catherine Millet）、演员凯瑟琳·罗布-格里耶（Catherine Robbe-Grillet）、作家派格·萨斯特（Peggy Sastre）和作家阿布努斯·沙尔马尼（Abnousse Shalmani）。百名签名女性也多来自文艺界，包括演员、作家、翻译和策展人等知识分子群体。

其中两名起草者——凯瑟琳·米勒和凯瑟琳·罗布-格里耶可谓法国“六八一代”的典型代表，这一代人也是“禁止‘禁止’”的一代。前者写过自传小说《凯瑟琳·M的性爱日记》，后者则是法国最知名的BDSM调教者。提到两人名字，必定会想到法国的性解放运动。

她们表示，合作起草这封公开信是因为无法忍受＃Metoo运动讨论趋于同质化，认为法国版＃Metoo——“揭发你的猪”运动有过份之处。她们特别强调说，写公开信的目的并非要去代替或反对任何言论，也不是阻碍任何角度和观点，而是打开辩论的大门。

“艺术遭遇清洗的危险”？

十几天前，起草人萨拉·石斯和一名图书编辑探讨自己新书文稿中女性角色的构建，这次不怎么愉快的谈话，成为公开信的直接导火索。

该编辑也是一名女性，她说，描写性爱时这般放肆，不大符合当下潮流，并举例称，《凯瑟琳·M的性爱日记》这样一本书，如果今天发行，估计都找不到出版社。萨拉听后特别难受，也十分不解。这名编辑觉得她书中的女主角竟然对自己遭到的折磨没有更深体会，也没有太过抱怨生活的曲折。萨拉想，这其实更像是当今时代外露的各种征兆，便联系了凯瑟琳·米勒。后来另三名女性加入，她们决定做点事情，便共同起草了这封后来被命名为“百人公开信”的论坛文章。

1月15日，公开信发表六天后，德纳芙选择在法国《解放报 》刊文解释。她说：“我决定签名，至关重要的原因便是：艺术遭遇清洗的危险。难道要烧了已被收入“七星文库”（Pléiade）的萨德著作？指认列奥纳多·达·芬奇是恋童艺术家并消除他的画？从博物馆拿掉高更的画作？毁掉埃贡·席勒（Egon Schiele）的画？还是禁止菲尔·斯派特（Phil Spector ）制作的唱片？当前的审查气氛让我无言以对，我十分担心社会的未来。”

艺术成为新道德秩序的牺牲品？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韦恩斯坦事件过后，过世已久的艺术家如巴尔蒂斯（Balthus）、保罗·高更（Paul Gauguin）和埃贡·席勒都因作品极具争议的性意识而备受质疑。

去年年底，美国1万人联合签名要求纽约大都会撤掉巴尔蒂斯画作——《特丽莎之梦》，理由是画家“使孩童性征浪漫化”，涉嫌恋童倾向；印象派画家高更在大溪地的不羁生活被后人津津乐道，如今也被打上“性旅游始祖”的标签；今年奥地利将举办埃贡·席勒逝世一百周年回顾展，这名曾受弗洛伊德影响的表现主义画家，再次走入镁光灯下，但在这一特殊时期，伦敦、科隆和汉堡纷纷拒绝张贴其回顾展宣传画。

今年年初发生的“卡门事件”更是将道德和艺术的辩论推向高潮。今年1月7日到18日，新版歌剧《卡门 》在弗洛伦萨戏剧院上演。此前剧院院长觉得原作结局卡门被杀，然后接着观众掌声立刻响起，好似为女性被害而鼓掌，要求导演修改剧本结尾。弗洛伦萨市长也表示赞成，认为在意大利类似暴力逐年增加的情况下，如此改变将传递“文化、社会和道德层面的信息”。就这样，吉普赛女郎命运大逆转，杀死了求爱对象唐·荷塞。

经典歌剧被改编，加入现代元素并非罕见，但以“反对女性暴力”为名更改剧情，是否有意义？著有《歌剧和女性失败》一书的哲学家凯瑟琳·克里蒙（Catherine Clément）评价说：“卡门是一个悲剧形象，救她这一举动毫无意义。如果大家觉得这样的游戏好玩，西方四分之三的文学作品都要改变，比如安提戈涅和美狄亚等。”

起草者之一的伊朗裔作家阿布努斯·沙尔马尼有自身体会，她担心法国文化倒退，文艺作品被禁止。她说：“解放语言时，大家拍手叫好，但第二场运动或许正在酝酿。清教徒式的女权主义会带来负面影响。在伊朗，我们的社会风化曾猛烈倒退，先是让女性戴上头巾，后来审查书籍并关闭现代艺术博物馆。博物馆去年才重开，这些对伊朗女性带来不利影响。”

六八一代不再“先锋”？

《世界报 》辩论版面负责人尼古拉斯·张（Nicolas Truong）收到这封公开信时，同样收到两篇同样类似角度的文章，他说，“后韦恩斯坦时代，正酝酿着一些事情，仿佛走到了某个批评的时刻。就像‘我是查理’运动当间，另一场（反向）运动同样兴起。两个事件有可类比之处。”

另两篇文章分别来自小说家和散文家白琳达·卡诺那（Belinda Canonne）和政治学家奥利弗·华（Olivier Roy）。前者文章名为“女性自由表达欲望那天，将不再是猎物”，提醒说揭发的力度和广度将彻底改变性别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提到性侵背后社会阶层不同，导致媒体报道角度不同这一敏感话题。文章名为“性侵暴力：‘生理代替文化成为暴力根源’”，称2016年科隆新年夜大规模性侵发生后，施暴者的伊斯兰文化背景成为众矢之的，如今西方男性性侵则更被认为是个体事件，“解决之道也是依照‘西方价值观’去尊重女性。”

公开信签名者代表的社会阶层自然成为论战焦点。法国女权活动家卡罗琳那·德·阿斯（Caroline De Haas）联合几十名女权主义者，于“百人公开信”发表的第二天，在法国电视新闻网franceinfo上发表文章称：“若底层男性歧视女性，她们之中很多人会毫不犹豫站出来揭发。但如果是她们同等阶层的男性摸女性大腿，就成了所谓的‘搭讪自由’。”女性维权致力于实现男女平等，但不可否认，女性群体之间也存在诸多不平等。

记者劳拉·阿德莱尔（Laure Adler）最近出版新书《女性私密词典》，曾拒绝在“百人公开信”上签名。在她眼中，“这封公开信太西方，太白人”。好莱坞女星创立基金，帮助遭遇侵害的平民百姓，“给人的启发远比公开信签名者的贡献大的多”，她说。

接下来的几天里，公开信的起草者和签名者纷纷站出来捍卫文本，但表现差强人意，更加分裂女权主义者内部阵营。凯瑟琳·米勒说：“我希望自己被强奸过，这样我就可以证明说，我自己能从强奸后的心理阴影中走出来”；前情色女星布里吉特·拉艾（Brigitte Lahaie）也是签名人之一，她说：“被强奸时，身体也可以达到高潮。”她们试图解释女性不应囿于受害者角色，每个女性都有自己“身体观”，但表达方式太笨拙。这些句子脱离具体谈话语境，无意中为强奸罪行背了书，加深了各方误解。

世代不同，女性维权的方式不同。

74岁的德纳芙解释说，“很多人说我不是女权主义者，并因此指责我。要知道，我当年和杜拉斯及萨冈等343个‘婊子’一起签署由波伏娃起草的宣言——‘我堕过胎’。那个年代堕胎可被定为刑事案件，面临牢狱之灾。”

六八一代人眼中，性解放的地位至高无上，这一代女性的自由，从解放身体开始。解放身体，最先意味着她们可自主决定接受或拒绝男性的追求。公开信里尤其提出“不要将女性身体神圣化”，也不要用身体构造定义女性。

而新一代的女性维权者更加多元，注重同各阶层互动交融，她们对社会秩序和体制提出质疑。

有的尖锐，有的温和。比如女性网络媒体Madmoizelle谈到了年轻一代对新世界的微弱期盼：“我烦透了。文学作品里，人物角色特别模式化，不是过于彪悍就是太笨拙。再看一遍电影《闪灵》，你会发现里面的女性多么空洞啊。世界变了。应该统统毁掉充满旧时代陋习的作品？不应该。应该不惜一切继续呈现过于模式化的男性或女性人物？也不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