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升评美国学者李慈《于国无用》︱民国南京的观瞻所系

传教士和洋教授的不同遭遇

1911年，淮河再度泛滥，几千难民涌入南京城。在金陵大学任教的美国传教士裴义理（Joseph Bailie）为难民的不幸寝食难安。他不仅慷慨捐款，还带中国学生参观贫民窟。学生多来自富裕家庭，从没见过如此场景。其中一个县长的孩子跟着裴义理从一个棚屋转到另一个，甚为震惊。事后，该学生感谢道：“我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城市，但从来没有注意过身边这个悲惨世界。直到您，一个外国人，带我到这里，才让我看到了这一切。”

然而，在1930年，同样是在金陵大学任教的洋教授夏慕仁（M. R. Schafer），做了类似的事情，后果却大相径庭。他在课上先给学生放映了一部美国柯达公司拍摄的中国各地景观的电影，然后播放了自己制作的记录南京城的电影。由于美国片所反映的多为“落后”的中国景观，且字幕有“外国的影响还没能深入（中国）内地”一句，学生开始不满。洋教授自制的片子拍的都是南京破旧的角落，看到一半，学生们终于失去耐心，愤然要求停止放映。该事件轰动了南京城，夏慕仁播放的片子也被媒体称为“辱国影片”。金陵大学学生要求南京市党政各方立即辞退该教授，未果。后学生又发觉此人还在拍摄南京“社会陋俗影片”多种，认为其“有意辱华”，群情愤激，要求非将其辞退不可。考虑到众怒难犯，恐酿意外风潮，校方最后以洋教授不谙中国情形为由，将其送到北平一中文学校，让其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民俗，风波才告平息。但仍有媒体不依不饶，觉此方案非彻底解决问题之道，“惟其所摄之影片，未经勒令销毁，难保其不运送出洋，资为谈笑”。二十年后，面对外国人展示南京的贫民生活，何以金陵大学的学生以及社会有如此不同的反应？

美国学者李慈（Zwia Lipkin）的英文著作《于国无用：民国南京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工程（1927–1937）》（Useless to the State: “Social Problems” and Social Engineering in Nationalist Nanjing, 1927–1937，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年），通过考察被称为民国黄金发展期的“南京十年”的南京市政建设以及对边缘人群的管控，试图去解释二十年后这种变化发生的原因，及对理解今日中国社会的意义。

“社会”概念进入中国

1927年，国民党定都南京，依《建国方略》，誓将孙中山口中“残破荒凉”的南京建成一个堪与巴黎、伦敦、纽约媲美甚至后来居上的首善之区。国民政府相信，“施政之要，首在地方。民治之基，植于市政，现代文明各国，咸于是焉兢兢。南京为一国首都，观瞻所系，刷新市政，允为目前惟一要图”。国民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发展至上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以实现总理《实业计划》中提出的“第二工业革命”为鹄的。国民党认为，实现发展的途径，就是要通过中央政府积极干预，达至国家的工业化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自然，发展南京市政，政府应该是设计者、实施者，一切皆通过政府。于是，首都建设委员会及各种政府机构纷纷成立，以解决建都计划。

然而，市政建设只是民国政府计划的一部分。孙中山已指出，“革命先革心”，“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心理建设”同样重要。国民政府同时致力于改造社会，将民众文明化，再造一个新社会。

国民政府试图将臣民型塑为公民的企图深受源自西方、清季通过日本传入中国的“社会”概念的影响。传统中国人有官家与私人的区分，四民的差序，并没有“社会”的想象。“社会”概念与“近代化／现代化”“民族”这些概念同时进入中国，并非偶然。现代化要求将国家管辖的人口型塑为一个理性化、组织化的社会体。国家既可以通过动员该社会体来汲取资源，亦可对社会加以规训和操纵。因此，社会既是现代政府合法性的来源，也是政府施展权力、加以操控的对象。帝国对子民只需一个简单的了解，模糊的想象；而现代政府认为，其治理下的人口是一个清楚可知的实体，且必须全面对其加以了解，才能更有效地加以组织、动员。于是，社会调查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开始被政府利用，来获取人口的各种信息。正是社会调查这一手段的引入，乌合之众开始成为国民政府可知、可控、可以利用的资源。

李慈指出，在民国创造“社会”“公民”的过程，除了积极的型塑，更是通过将一些现象和人群污名化，将其看作偏离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于国家“无用”的“越轨者”（deviant）达至。“越轨者”不仅于民国无用，更是社会肌体的“腐蚀者”，“毒瘤”，不除之必养痈遗患。在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下，能否有效处理“越轨者”，关系社会的发展，种族的生存，兹事体大。

西方的游手好闲之徒

将某些人群看成“越轨者”亦是西方影响的结果。十四世纪中期欧洲发生了瘟疫，因为贫民更容易感染，政府开始限制其流动，以控制疫情的蔓延。更严重的是，黑死病夺走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致使疫后劳动力严重短缺。幸存的奴隶发现，如果逃脱主人，就有机会跟其他奴隶主要求更好的报酬，于是欧洲的封建制度受到了威胁。当权者意识到，如果任由奴隶迁徙，稳定的经济秩序将难以为继，必须立法限制迁徙自由。英国于十四世纪末首先立法来区别有劳动能力的贫民中之“无用之辈”，即游手好闲之徒，与其他“有用之辈”。实际上，对立法者而言，游手好闲不是问题，试图通过迁徙，寻找更好的报酬才是问题。从此，流浪被看成是对社会秩序的威胁，成为“社会问题”。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后，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流浪汉，下层社会被当局看成是“危险的阶级”。如在法国，有劳动能力却行丐为生的人被看成罪犯。因为游手好闲，对国家毫无贡献，而他们为生存需要而乞讨的行为则成为社会的负担。更有甚者，无所事事破坏了社会风气，乞丐于是更被目为一种危险。过去对贫民不加区分给予援助的制度，开始让位于对其进行监管的制度。有劳动能力而不愿从事生产者不仅无资格获得社会援助，且面临监禁的危险。十九世纪开始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更使得劳工的生产能力成为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标志。这种理念在二十世纪更是发扬光大，民国政府不仅受其影响，更积极落实之。

在民国，“社会”的想象的形成，伴随着“社会问题”的发明。一些职业、人群、行为开始被政府认为冒犯了社会规范，比如相面卜卦之士、流浪汉、乞丐、娼妓等。传统中国亦有被社会排斥之人，他们往往只是一小群边缘人，但民国政府却极大地拓展了“越轨者”的范围。民国政府眼中的“越轨者”，未必偏离了中国的社会规范，只是不符合政府或改革者对于现代社会的想象而已。如乞丐、娼妓、相师都是中国自古即有的职业，为社会容忍接受。有些的确被视为贱业，但也只是被认为从业者道德有亏罢了。政府不仅不认为有必要去干预、取缔，只是收取税收。有意思的是，民国政府开始将市容现代化作为施政的重要目标，相当一部分人被视为“社会问题”后，民众也逐渐接受了政府的观念。有些妇女组织、学生群体、社会精英甚至更加激进，呼吁政府要本革命精神，建设不容稍缓，“社会问题”不可姑息，否则中国将被西人耻笑。

西方来的现代观念改变了中国政府的施政理念，从而也改造了民众的观念。在国人看来，现代化等于西化，建设新都，改造社会主要为了国内之观瞻，国际之形象。现代化是否成功，端赖西人如何评价。回到文章开头所提及的事件。1910年，南京只是一个破败的省会城市，六朝古都的荣耀早被雨打风吹去。1927年国民党定都于此，设南京特别市，开始建都计划。被现代观念“革”了“心”的南京人急待西人的肯定。洋教授却“不谙中国风俗”，片中展现的仍是南京“落后”的一面，表明西人对中国的进步熟视无睹，如何不让学生们碎了玻璃心？

仿照巴黎，改造南京

南京改建首都后，各重要机关，次第建立。大量行政人员迁入，每月增加数千人。1927年，南京人口只有三十六万，1931年增加至五十六万多，1935年已近百万。作为行政中枢，南京的马路顿显狭窄。每日行人车马充塞途中，无法动步。旧有建筑不敷应用，教会兴筑之新式房屋，假用一空。旅舍民房，供不应求，屋荒严重。

南京建设既然要追比欧美一流城市，政府对各种建筑工程务求新、求大。设计省政府大楼时，积极征求维也纳巨厦的建筑计划书，只因该巨厦能容纳三万户之多。大楼的风格，要求“应特别华丽，以资观瞻”。南京市政局邀请了一位留学法国的设计师来规划路政，其设计亦以巴黎为蓝本。全城马路成七个大圆圈，每个圆圈有米字式的六条支路，一时风头无限。

改造南京需要庞大的经费，第一期即要五千万。南京全市的收入，每月不过数万元。加上省府和国府的补助，亦不过十数万元，只勉强维持行政费，建设经费还是全无着落。于是民国当局在国库筹一千五百万，其余由各省公摊。同时，规划所及地区，民房、建筑一概迅速拆除或迁出城市。1929年，总理奉安大典在即时，更是税要加大征收力度，房要限期拆除。

政府主导的城市建设成效巨大。1937年南京的现代化程度，尽管跟国民党的设想还有距离，但六朝金粉，已重放光彩。斥资百万修筑的中山大道已成模范路，长达十五里，宽阔、沥青路面、两旁植上树、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的主干道可媲美而不逊色。南京十年，政府共修路一百〇七里，并安装了路灯。路两旁种上了法国进口的梧桐树苗，在夏日为行人遮挡烈日。曾经荒凉的城市北区，建了别墅和各种新村，成为新的居民区。在城南，新的政府大楼拔地而起，替代了原先临时性借用的房子。公共交通、商店、公园、银行、汽车、饭店、酒吧、戏院、舞厅、自来水、生活用电、排水系统、学校相继建立。到1937年为止，投资于城市建设的各种资金达到了七千万，南京无可争议地成了一个大城市。有人几年后到南京旧地重游，投书报刊，赞叹城市“一派新气象，使人默想党国前途之发扬光大”。

城市的建设自然包括庞大的社会工程，即社会文明化。在政府眼中，看相、占卜、抽大烟、赌博、衣衫不整、旧风俗，甚至过“废历新年”，不过西历新年都是“陋习”，都在取缔之列。而灾民、人力车夫、娼妓、乞丐都是“越轨者”，危害社会肌体，有碍观瞻。

普施救济

民国灾乱频仍，直接的后果即造成了大量的灾民。南京的市政建设使得人们惊叹城市“面目全非”，但副产品就是，南京建设得越气派，吸引难民越多。淮河年年闹水灾，每年总有无数难民在下关车站集聚，流离颠沛之状，不啻一幅“流民图”。作为模范市，南京市政当局一开始视赈灾为己任。如1928–1929年的冬赈，不仅政府拨款，成立冬赈会，而且各种民间组织，如商会，都动员起来，进行救济。然而，灾民持续地涌入南京，越救济，南京越成为灾民首选的逃难之地。资源有限，政府、商会都开始觉得力不从心。更重要的是，南京本地居民视赈灾为畏途，担心有限的本地资源为灾民分薄，对政府施加压力。于是，从1929年开始，捉襟见肘的南京市政府修改了难民政策，改普施救济为尽量驱逐。除经济压力外，对市政府来说，难民也不是首都要吸引的人口。这种对难民的排斥政策一直得以延续，直到1937年夏秋时节日本军队逼近南京，南京市民争先恐后逃离这个城市，自己也沦为了难民。

对于已经进入南京的灾民，市政府也常将观瞻问题放在灾民的温饱之前。如1929年冬天，大雪，贫民冻馁交加，极为可怜。商会联合慈善家，设粥厂三处，给贫民提供食物。其方法为只许当场就食，不准携带回家。开办以来，贫民赖以存活者不少。尤其是中山马路上搭了席棚的粥厂最为踊跃。但当局“以中山马路，何等尊严，而令灾民麋集，三五成群，殊不雅观。特令警局干涉，勒令停闭”。粥厂以天气尚冷，请求续办两个星期。因为丹麦王子即将访问南京，再三请求，当局仍不予批准。

南京成首都以来，人口骤增，住房不敷居住，房租飞涨。贫民无力租房，于是在城里逐渐形成了棚户区。对于致力于追比西方一流城市的南京政府来说，棚户有碍观瞻，为西人耻笑。在欧洲，随着卫生概念的形成，西人开始认为贫民窟（slum）是一种“社会疾病”“城市的耻辱”。民国政府受此观念影响，开始改造棚户区。中央政府最初的计划是要求市政府拆除白铁房子、棚屋，设计、建造劳工住宅区，安顿贫民。不久官员们就发现，造好的新房子，却少有贫民愿意入住。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住宅区偏僻，离劳工谋生地点太远，而他们又无力支付交通费。再者，破败、不卫生、无法住人的棚屋，对逃难来的贫民来说，已远胜他们在农村的房子。随着更多难民涌入，民国政府资金日见紧张，再无力建房。

废止人力车

东洋车从日本传入中国后，以其轻便、舒适、人力成本低、减少了街头的动物粪便，迅速取代了轿子、驴马，成为中国各城市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但人力车主要流行于亚洲，欧洲人认为极不人道，因其将人当成畜生。该观念自然影响到了中国，并因为“新文化运动”时期倡导“平民的文学”，使得三轮车夫成为当时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最有名的即是胡适先生1918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诗歌《人力车夫》，诗中指出了一个处理人力车问题的困境。根据北京市的法令，十八岁以下，五十岁以上皆不得为人力车夫。胡适碰到了只有十六岁的车夫，坐，不人道，不坐，似更不人道。“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怎么办？尽管胡适最后选择了坐，但他始终认为人力车文明与摩托车文明的界限，就是“东西洋文明的界限”，他呼唤“汽车文明”。

据1934年的统计，南京的汽车及脚踏车只有一千六百九十五辆，人力车却高达一万〇四百七十辆，是市内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重要的税收来源。对南京市政府而言，人力车是首都的污点，不人道，让西人侧目。从人力车进入中国始，各地政府一直在下决心废止人力车。但对贫民来说，拉人力车却是最方便的谋生之道，甚至是唯一的出路。有把力气就可以干，一人拉车，全家不饿。当政府无力给车夫提供别的就业机会，为市容计，政府决定对从业者的年龄加以限制。人力车要定时修理、清洁，人力车夫要统一服装，端正仪容，车资要统一定价等。然而，任何文明化的规定，都会增加车行和车夫的成本。人力车夫的生活始终如“水已淹至脖子”，一个很小的涟漪都可以淹没他们。每次车行加租，必然引发抗议；公共汽车开通后抢了人力车的乘客，更是引发骚乱。尤其生意清淡的时节，与人力车夫有关的罢工总是此起彼伏。越是如此，政府越觉得人力车非废止不可。好在南京政府总是担心人力车夫容易为中共“利用”，对这个庞大的群体应该以抚为主，否则取缔人力车的决心将更加坚决。

禁止公娼

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娼妓是合法的职业，税收的重要来源。在宗法社会，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约，即使男性也没有自由择偶的权利。妓院则给了男女追求自由爱情的机会，携妓冶游亦曾是文人的一种雅兴、身份。从法律上言，娼妓有公娼、私妓之别，在身价上，有名妓、歪妓之异。即使进入民国，娼妓仍是一种合法职业，各地均有大量在政府注册的公娼，交纳高额税收，接受政府的定期检查。但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在欧美社会娼妓开始成为社会焦虑的一种符号，废娼运动兴起，该运动的讯息通过日本进入了中国。周作人曾翻译油谷治七郎的《废娼问题之中心人物》一文，介绍美国、英国、法国、瑞士、德国、北欧废除娼妓运动的情况。该长文从1918年2月开始，陆续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欧美废娼运动的主导力量就是基督教徒，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人对于这一特殊行业的观感也开始改变。娼妓不再是一种职业，而是对妇女的剥削，国家的耻辱，社会的腐化的象征。

尽管在北平、上海娼妓仍然合法，南京建都后不久，为首都形象、社会风化计，禁止了公娼，甚至连秦淮河畔的歌女都在禁止之列。但南京有庞大的公务员人口，他们多来自外地。南京房租、食用昂贵，想把家搬来心有余，力不足。公务员的职业不稳定，多数人“咸存五日京兆之心”，往往将“黄脸婆”留在老家，自己在城里“守活寡”，总是为性苦闷。同时，公娼取缔之后，很多妇女没有其他谋生的手段，马上转为私娼。禁了几年之后，公娼似已减少，暗娼有增无已，竟高达二万以上。更让当局头疼的是，禁娼后，青年中花柳病骤增。1933年，禁娼五年后，军队学校招考时体检，“发现染花柳病者达十之九”。原因在于，公娼制度下，政府可以对从业者进行体检，而当她们转入地下后，则无从管理。开娼禁于是又成为补救的办法，被各界提出，并为政府接受。然而，南京市妇女协会坚决反对，认为公娼是一种剥削妓女的制度，有伤国格。市政府几度试图开禁，未果，只好令警局从严执法。然而，不幸被抓获的私娼，当局既无策使其从良，只好罚款了事。以出卖肉体所得的大洋缴纳罚款后，出警局后迫于生计，不得不仍旧冒险去操皮肉生涯，接更多客人以弥补损失。禁娼的悖论是，妓女增加，花柳病蔓延，警察有了一笔循环不已的进益，妇女协会高喊保护妇女，但从业女性“私下既受流氓的敲诈，少数恶嫖客无理的侮辱，受警厅的束缚，苦不胜言”。好在当局仍然维持了首都的观瞻，毕竟说起来，“南京始终是禁娼的”。

乞丐宜驱

中国传统上，乞丐是一种贱业。沦为乞丐，往往被看成是此人道德有亏，但政府并不觉得有干预的必要。历史上也不乏口碑正面的乞丐，如晚清的武训，为兴义学，长期乞讨，誉为“义丐”。工业革命后，如前文提及，欧洲开始将流浪者看成“危险的阶级”，污染社会，应被隔离。然而，乞丐与其他边缘人群不同之处在于，为了乞讨，他们总是出没闹市。为博同情，经常花样百出，令当局难堪。因此，在欧洲，乞丐被称为“人群中的敌人”“门口的流浪汉”。这种观念自然也为中国政府和民众所接受，乞丐也成为一个社会问题，阻碍社会进化。1910年代张謇治理下的南通，街头无一乞丐，被目为现代化的一大成功。

随着公共卫生概念的出现，当局希望南京城看起来整洁，闻起来无异味。乞丐自然无法满足现代城市的要求，而衣衫褴褛的乞丐总是出没于闹市，也无法眼不见为净，因此当局视为眼中钉。乞讨不再能称为一种职业，因无法对国家作贡献。当局决定成立“游民习艺所”，对他们进行职业训练，成为劳动力，同时提供避难所供其居住。在冬天天寒地冻，乞讨不利的话，市政府成立了冬赈委员会，对乞丐进行救济。然而，天灾频仍，不断有难民涌入南京，沿街乞讨。随着乞丐数量急剧增加，政府机构已经无力再提供培训，更无能提供足够的避难场所。于是政府对于没有避难所可以居住的乞丐加以驱逐，减轻首都负担，警察抓乞丐也成为南京街头经常上演的猫捉老鼠的游戏。

对于“合法”在南京落脚的大概两千名乞丐，政府致力于将这些“于国无用”的人改造成有用的劳动力。按照欧洲进来的理念，政府将这些难民分为“有劳动能力”与“弱／无劳动能力”两种，对于有劳动能力者，进行“消极援助”，对弱／无劳动能力之人，如老人、妇女、儿童，则进行“积极援助”。随着经济压力的加剧，政府开始更多强调民众应“对社会有用”的理念，将其作为劳动力，不仅有劳动能力的人失去了获得政府资助的资格，老人、妇女、儿童也被认为有自力更生的能力，甚至也可以为国工作。

南京市政府从来没能清理干净街上的乞丐，但大部分乞丐经过某种技能培训，不再流浪，在避难所里做工，开始从事于国有用的劳动。乞丐避难所干净、有秩序、讲卫生，因此非常“现代”。原先从事乞讨的人，现在开始手工活，种菜、做清洁工作。不允许他们再无所事事，必须忙碌。避难所成为了南京市政府最愿意展示给外国人看的景观，并获得了西人的肯定，成为南京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成果。

民国的困境

研究民国史的学者对南京十年的成就评价极高。国民政府将一个个现代化计划付诸实施，成果卓越，南京就是一个最好的范例。随着史学研究的眼光从精英转向民众，史学研究者开始关注庶民的历史，贫民、劳工成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不少学术研究致力于展示他们苦难，批评民国政府的不作为，体现的人文关怀，让读者动容。然而，李慈的著作的高明之处，就是指出了现代化的复杂性，而不只是展示苦难，批评政府。当国人以现代化为解决落后国家社会问题的出路，相信只要现代化，一切问题都能解决的时候，李慈既让我们看到现代化的成就，也看到其中的困境，这是她的研究的过人之处。

南京政府以欧美为师，推行现代化，希冀后来居上。相信现代化即西化，西人的肯定才是衡量现代化是否成功的标准，国际观瞻成为了当局最在意的施政目标。国人在乎西人的评价，一旦西人不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则视为侮辱。“社会”这一观念的传入，改变了国民政府对于其统治下的人口的态度。在国民政府看来，为了治理的有效，社会是一个应该被政府清楚了解，并加以利用、控制的对象。社会调查的引入就是服务于政府的这一需要，更是现代政府对于科学的迷信。民众亦被“启蒙”，接受了西方的理念，有时他们对于社会上一些人群的负面情绪比政府更甚，常常成为迫使政府采取政策的直接推手。民国时期的困境在于，无视现实，急速地模仿、追赶西方，但无力解决西方化之后贫民的生计问题。南京市政府在处理难民、娼妓、人力车夫、乞丐等问题上的有心无力可谓明证。

在后发达国家，为迅速实现现代化计，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在不断加强，政府管理的事务也越来越多。相应地，社会对政府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期待政府提供的服务也越来越多，又反过来要求政府扩张权力。如何评价民国这种“发展至上”的政府主导模式？李慈的书给我们呈现的不是简单的是非判断，而是复杂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