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传统主流遇挫、激进右翼突起，欧洲政党政治格局怎么了

近年来，欧洲政党政治格局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传统主流政党在民众中的信任度下降，竞选和执政都出现困难。而一些激进政党或右翼政党却迅速发展，在民众中影响力扩大。欧洲国家内部政治不稳定、政党分化日趋严重，经济社会发展也出现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这些现象背后反映出怎样的趋势？本期观察版约请有关学者对此进行探讨。

多重治理难题考验欧洲政党

吴志成

政党是各国政治生活的核心，是国家发展的领路人。政党作为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组织和重要力量，在国家政策制定、政治动员和舆论引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些年，在欧洲很多国家，传统主流政党遭遇支持率下降、党员流失的情况，而激进政党和右翼政党却表现出很强的冲击力，由此加剧了国家内部意见分歧、政局动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这一局面让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西方传统政党政治的理论和实践。

政治格局更为复杂

从近年来的发展态势看，欧洲政党政治出现新变化，使得许多欧洲国家的政局更为复杂。

选举竞争日趋激烈。从欧洲国家近年的选举情况看，各党派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在德国、法国，传统主流政党的凝聚力、支持率持续下降。芬兰等国议会选举无一党选票过半，各党派难以达成共识。希腊议会政党多达8个，半数为新党。西班牙因选举遭遇社会分化，衍生出10多个议会政党。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大党受挫衰弱，小党趁势发展，大小、新老与左右政党鼎立，政治分化加剧。

主流政党信任度下降。欧洲国家内部民众对政治参与的热情不断减退，各国政党的党员数量和党员占选民比例普遍出现下滑。主流政党的“精英党”倾向弱化了其所宣扬的群众性政治组织特征，加大了与民众的裂痕，使得政党作为国家与社会桥梁的功能受到削弱。从整体上看，欧洲政党缺乏稳定可靠的选举财源和选民基础，基层组织建设面临危机。

组阁困难增多。近年来，欧洲许多国家的选举结果打破了中左和中右政党轮流坐庄或联合执政的格局。法国共和党和社会党被淘汰，荷兰和奥地利等国由中左和中右主流政党参加的联合政府也遭摒弃。一些主流政党虽然还能保持相对多数，但主导力下降，被迫进行多党联合组阁。德国联盟党在联邦议会选举中仅仅获得1/3的选票，组阁谈判至今仍有困难。以传统主流政党为主导进行组阁的模式正在被逐步改变。

政党力量分化。一些新兴小党打着民族主义和反移民、反一体化、反全球化的旗号吸引选民，在意识形态上做文章，成为与现存体制抗衡的力量。在西班牙，“我们能”党主张民粹主义、疑欧主义的价值理念，跃居为第三大政治势力。在不少国家，右翼政党的作用上升，欧盟国家中有近30个右翼政党已对其所在国家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使得这些国家的政策走向更加难以预测。

民粹倾向明显。民粹主义政党支持极端民族主义，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在多国大选中取得不俗成绩，对欧洲社会民意也产生巨大影响。多个民粹主义政党获得欧洲议会议席并组建跨国党团。在民粹主义影响下，许多严肃议题被轻率付诸公投，一些主张疑欧、反欧、反移民立场的政党获得民众支持。一些传统主流政党也表现出民粹化、中间化趋向，开始接纳和效仿民粹主义的思想主张。

内外矛盾交互作用

欧洲政党政治发生变化有许多原因，首先是因为这些国家内部出现治理难题，表现为利益分配失衡，社会价值观念混乱，国家治理体系僵化、治理能力不足。

欧洲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暴露出许多矛盾。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经济发展低迷乏力，社会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扩大，暴恐袭击频繁，移民难民危机激化。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传统主流政党大都曾试图进行经济社会改革，但没有拿出切实有效的对策，难以凝聚民众信心和社会共识，引发民众普遍失望，转而把选票投给其他政党。而一些民粹主义政党以反欧盟、反移民、民族主义为主张，提供了求新求变的解决方案，迎合了一些民众的多元利益诉求和寻求变革的社会心理。政党的民粹化搅乱了政治生态，也使一些政党能够挟持民意，对抗传统精英政治。一些政治人物借助民众对国家治理的不满，批判政治腐败和议会民主的低效无能，其反传统、反权威的言论受到民众欢迎，赢得不少支持和同情。

长期以来，包括欧洲在内的西方国家致力于西方民主模式的输出，热衷于对其他国家制度评头论足甚至横加指责，却忽视了自身国家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在竞争性选举机制和自利性制衡机制的作用下，西方民主体制陷入政党间问责过度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失衡不断削弱国家治理能力，执政力量越来越难以有效回应民众诉求。特别是无法限制并消除政治资本化的危害，也没有承担起政府应有的政治责任，没有发挥维护社会正义的作用，从而激起普通民众对政治精英的不满。并且，这种西方民主体制具有强大的内部惯性，失去了在变化环境中进行自我纠错和调整的能力。政治权力博弈愈演愈烈，一些政客为取悦舆论或赢得选民，特立独行走极端路线，导致缺乏理性和包容的“否决政治”盛行，多党竞争演变为相互争斗和彼此倾轧。无序无休的党派纷争也导致国家的重要决策被利益集团绑架，以党派意志裹挟民意，为反对而反对成为普遍现象。这些都加剧了政治矛盾，影响国家的有效治理。

欧洲政党政治发生变化也有不少外来原因。近年来，西方国家出现了明显的反全球化倾向，保守主义、孤立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回潮。反全球化者反对的主要是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后果，而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不公正不平衡也助长了民粹主义的兴起。自2012年起，由于中东北非国家持续动荡，难民人数快速增长。众多受到战火波及的中东北非平民为了一线生机，如潮水般涌向欧洲，以致形成二战结束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难民潮。据统计，2014年进入欧洲的难民达到28.3万人，2015年涌入欧洲的难民数量更是出现爆炸性增长，超过100万人。难民潮给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带来巨大冲击，在欧盟内部造成了巨大分歧。欧洲国家的国民感觉大量难民造成经济压力和社会不稳定，反一体化、反全球化呼声更加高涨。一些政客有恃无恐地进行极端情绪的舆论煽动，简单地把问题归咎于移民乃至全球化，从而使全球化成为社会公众发泄愤怒的对象。这些内忧外患成为欧洲政党不得不去面对的新问题。

政党自身面临挑战

欧洲政党政治的这些变化，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和西方民主制度面临的危机，也引发我们对政党自身建设的深层思考。

政党要有明确政治立场。许多欧洲国家政党为了赢得大选上台执政，不能坚持党派设立时的宗旨，沦为某些特定利益群体的工具，失去了整合和表达不同群体利益的功能，难以代表和反映民众的需要。政党要得到民众拥护，就要以维护民众的根本利益为宗旨，保持先进的执政理念和政策取向。

保持长期执政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在欧洲政党政治中，大多数政党只为竞选拉票，疏于自身建设，体制机制松散，基层组织空心化，党员老化流失、作用弱化。大党大而不强，新兴政党短期内难以凝聚大多数民众共识。大小政党均无法形成一个有效、权威的政治联盟。这种政党政治竞争与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团结相违背，也与政党作为社会力量整合载体的理念相冲突。一个政党要保持执政优势，必须重视自身建设，加强组织领导。

执政党必须切实增强执政本领和国家治理能力。欧洲国家治理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多党选举制的僵化和制衡机制对国家能力的削弱。这也是西方政党制度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这种机制不仅容易造成政府更迭频繁，也使议会成为党派角斗的舞台，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因此，执政党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努力保持社会发展的创造力与活力。

政党应有相对稳定连续的发展规划。在西方多党制下，由于政党之间的对立和竞争，各种周期性选举持续不断，客观上很难为政府有效施政提供安定环境。政党纲领与政策随意性明显，即使是优良的政策，也常常因政党更替遭到废止。欧洲一些政党为了竞选急功近利，热衷于追随短期民意，缺乏长期谋划与持续治理目标，难以有效解决选民短期利益诉求与国家长远发展之间的矛盾。

各政党间应尽力保持协商合作。权力博弈是西方政党政治的常态。如果政党之间不能相互尊重、互学互鉴，不能在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大问题上形成共识，而是陷于矛盾纷争，势必会相互中伤、抹黑对方，从而严重影响国家发展和政府形象。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力量，政党间应建立起有效的协商合作机制，共同致力于国计民生。而这一点在西方选举民主、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下，实际上是难以实现的。

（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教授）

（原题为《多重治理难题考验欧洲政党》）

无奈的“中庸之举”

田德文

在欧洲，经常有人感叹，近年各国难以选出卓越领导人。一些人在当选国家领导人之前就饱受争议，当选之后又没有像样政绩。这背后与欧洲政党格局变化有关。

近年来，欧洲国家政党格局发生很大变化。战后长期执政的中左、中右政党的支持率持续下降，新成立的一些政党力量明显增长。比如，意大利2009年成立的“五星运动”和西班牙2014年成立的“我们能”这样的新政党，均已成为该国议会中的几大政党之一。法国国民阵线、德国另类选择党这样的右翼民粹政党也对主流政党产生不小冲击。此外，一些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政党在一些国家已上台执政，给欧洲一体化带来反对力量。激进政党和右翼政党的壮大，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国家在阶级矛盾、族群矛盾激化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些非传统的政党力量通过选举或其他政治渠道，已经对欧洲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产生影响。

原本二战后多数欧洲国家形成了中左、中右两大政党或政党联盟轮流执政的“钟摆政治”格局。两类政党各有自己的支持者，在竞选中争夺的重点是位于中间的摇摆选民。随着欧洲中产阶级数量不断增加，中间选民对谁能上台执政的影响越来越大。为迎合这部分选民，欧洲中左和中右政党在竞选和执政过程中，普遍采取中间化策略，这导致政党之间的政策差异越来越小。这本来是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正常现象，但时间长了，这种模式逐渐僵化，失去变革的动力，结果使选民出现政治冷漠和政治偏激并存的情况。

由于执政党之间的政策趋同，很多选民认为谁上台都一样，对投票逐渐失去兴趣，造成欧洲国家各种选举的投票率持续下降。在选民政治热情相对较高的法国，2017年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率为77%，相比2012年下降2.5%，比2007年下降6.7%。2017年德国议会选举投票率为76.2％，虽高于2013年大选时的71.5％，但仍低于同年法国总统选举的投票率。与法德相比，英国的投票率更低。2015年，英国大选的投票率仅为66%。18至24岁英国青年选民的投票率近十几年来更是一直徘徊在40%左右。即使是2016年6月的脱欧公投，英国选民的参与率也不过72%，表现出选民参政热情的低下。

另一方面，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欧洲国家经济增长乏力。主要执政党采取一些措施以增强经济活力，比如削减公共开支、放松劳动市场管制、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转型等。但这些改革并没有给中低收入选民带来实际利益，他们的不满情绪在增加。与此同时，难民问题开始困扰欧洲，欧洲国家族群矛盾日益尖锐。受历史传统和现实体制多重制约，传统的主流政党不敢公开对外来移民采取严厉限制性措施。这引发很多选民的不满，为民粹政党在欧洲发展提供了社会土壤。

从政党自身来看，激进政党和右翼政党比传统政党采取更加灵活的组织形式，充分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政治动员、促进政治参与、组织政治行动，其行为模式与传统政党有很大不同。例如，意大利“五星运动”就否认自己是政党，声称没有资金、组织、意识形态、办公地点，主要靠创始人喜剧明星格里洛通过社交媒体呼吁支持者投票。“五星运动”的宗旨包括水资源公共化、可持续交通、可持续发展、免费上网和环保主义等，同时具有反欧洲一体化和反移民色彩，对中下层选民尤其是青年人有很大煽动性。从这一点来看，欧洲激进政党和右翼政党壮大是欧洲民众对国家现状不满的一种表现。

欧洲政党格局的变化给欧洲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这其中就包括很难产生深孚众望的领导人。主流政党连顺利上台执政都变得更加困难。比如，2017年德国议会选举中，联盟党虽保住议会第一大党位置，但得票率大为下降，组阁遭遇困难。不久前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才就组成大联合政府达成初步共识，为破解持续3个多月的组阁僵局带来希望。其他国家主流政党也同样受到激进力量的冲击，人们期盼产生一个执行力强、内部更为统一的政府，而实现这一点的难度却在加大。

在僵化的选举体制下，欧洲国家的政治家们变得更为保守。因为怕流失选民，少有政治家敢于执行鲜明、坚定的政策主张。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曾说，每个欧洲领导人都知道应该如何改革，但是谁也不知道改革之后如何再次上台。对欧洲主要执政党来说，靠“中庸政策”上台实属无奈之举。现在，激进政党和右翼政党的一些主张强化着人们反开放、反一体化的倾向，迫使主要执政党更加谨小慎微。

欧洲政党政治的这一状况，对内制约着国家的经济与社会改革，对外限制着国家采取开放政策，进而影响这些国家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在世界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欧洲传统政党与新兴政党将何去何从，值得人们关注和思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原题为《无奈的“中庸之举”》）

在选举竞争中徘徊

史志钦

近年来，欧洲很多国家政党政治的变化引起人们关注。传统主流政党的社会信任度下降，他们拿不出能说服民众的改革政策；而一些来自新成立政党的偏激言论却时常可以从媒体上听到。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一些欧洲国家经济复苏乏力，大量难民涌入又给社会秩序带来冲击。各种矛盾交织，导致国内民意分化，民众对政府及执政的主流政党产生不满。这种状况不仅给政党自身的维系和发展带来困难，也给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造成阻碍。观察这些现象，可以从中看出，西方选举制度发展到今天，已经出现不少弊端。

在欧洲国家举行的选举中，出人意料的新闻时常爆出。2012年到2015年，希腊因选不出多数政党而先后四次举行选举。长期轮流坐庄的两大传统政党均遭遇“滑铁卢”，得票率跌至30%多，而包括极右翼党派在内的几个小党却异军突起。在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中，长期以来由左翼社会党与右翼共和党对垒的局面被打破，它们在第一轮总统选举后双双败下阵来。组建不久的新中间政党候选人马克龙与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勒庞进行角逐与对垒。虽然马克龙最终胜出，但右翼国民阵线表现突出，支持率也不低。同时，一向比较稳定的德国也出现选举导致政局不稳的状况，大选后因政党纷争，联合政府迟迟没能建立。

从这些国家的选举中可以看出，传统的主流政党已经很难在选举中取得绝对优势，只能与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联合执政倒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以前比较多见于北欧国家。但近几年，某些以传统两党主导的欧洲国家也频频出现联合政府。原本意义上联合执政的政党通常在意识形态上相近，但近年来出现于欧洲国家的联合执政政党，有不少意识形态相异，基本上就是为了执政而联合。但在实际政策制定时，他们又互相掣肘。

在主流政党支持率下降的同时，原来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边缘政党却迅速发展。这些政党往往以激进左翼或极端右翼的姿态吸引民众的注意和支持。这些政党的主张给社会思潮带来的影响不断扩大，欧洲政治与社会的分化现象日渐凸显。

激进左翼政党主要出现在南欧国家，而右翼政党主要活跃在西欧、北欧国家。这些政党与传统政党不同，他们往往政治风格鲜明、竞选策略明确，善用互联网进行民众动员。他们用犀利的言词抨击政界人士，或者打着极端民族主义旗号来吸引民众的注意及认同。尤其是极端右翼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绪相互交织，在社会中制造排外情绪和种族对立情绪，进而影响国家政策，加深了欧洲政治的不确定性。

面对激进左翼与极端右翼政党的夹击，主流政党为赢得选举、巩固或夺回执政地位，自身的政策主张也开始发生变化。不少传统政党改名、改组，甚至重建或与其他政党联合，逐渐改变原有立场，出现中间化趋势。一些左翼政党如社会民主党、工党也放弃自己的传统信仰，转而支持新自由主义。某些国家的社会党及工党倡导“第三条道路”改革，但实际上他们对改革的方向并没有理性的思考。

欧洲国家近年来的政党政治实践，不仅是欧洲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矛盾的集中体现，而且清晰地暴露出西方民主制度的潜在问题。这一体制变得更为僵化，一旦国家发展面临新问题、国家外部环境发生改变，这一体制都体现不出足够的应变能力、改革能力。

政党身份认同模糊。对于处在竞争性民主制之中的政党，失去选票就是流失血液。为了扩大票源，过去几十年来，欧洲的主流政党纷纷向中间化转型，竞相争当“全民党”。政党政策的差异缩小了，但政党却出现身份认同危机。政党自己都搞不清楚要“代表谁”，在选举时陷入谁都想代表、却谁都代表不了的尴尬。政党失去了整合和表达社会中不同群体利益的功能，组成的政府也不能反映人民的真实需要，其感召力、凝聚力自然下降。

精英政治的民意基础弱化。西方政治发展越来越精英化，精英集团的寡头化使其脱离民众与社会需求。对现状不满的民众认为，主流政党和政治精英均被利益集团和大资本家所绑架，而民众的利益则被抛弃，他们只能用选票表达不满。传统精英集团的民意基础弱化，他们设置社会议题的能力在下降。而反精英的民粹主义者大肆利用民众情绪提升影响力，日益多元化的选民也不再把传统主流政党作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这急剧地改变着欧洲的政治面貌。

政策制定难以形成共识。由于政党较多、利益多元，各政党在许多问题上难以形成共识。许多政党为利益而反对、为反对而反对。面对诸多社会问题，主流政党不敢作为或无所作为，要么求助于选举，要么诉诸全民公投。然而，接二连三的选举或公投，不仅费时耗力，而且也无法真正解决各国的问题，结果造成更多社会分歧，国家错失改革良机。欧洲政党政治的实践表明，西方国家一直奉为圭臬的选举民主并不是不可动摇的最佳制度，可能现在真的到了需要反省和变革的时候。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原题为《在选举竞争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