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国家公园：主要用于保护生态系统、兼顾保护重要物种

苏杨，环境科学博士。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管理世界》杂志社副总编辑。主要专注于人口、资源、环境政策的研究。

在关于《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的解读文章涉及的话题中，这是关心的读者不多、争执的专家很多、吃力且不讨好的一个，但的确是我最喜欢的话题：不是好争（子曰“上士无争下士好争”）而是好野生动物，甚至若不是因为缘自对野生动物的兴趣也不会择业于环保。对这个难得的工作与兴趣统一且在这个发展阶段终于重要了的话题，值得探微索隐、明辨是非，哪怕因为惹是生非成了“下士”。

本来，国家公园必然保护野生动物，这有什么可说的？但因为涉及部门利益格局，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的关系，每个字乃至每个标点符号，都不仅意味深长而且可能“意在沛公”。在学术文章乃至部门规章中将这二者放到一起，不是新鲜事，但中央文件将二者放到一起，直到2015年9月《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第十二条才出现：“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永续利用……。构建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的长效机制”。按一般阅读理解方式，似乎这最后一句是前面的水到渠成，其实，只是这句对生态文明不可或缺的内容实在没地方安放了：单做一条太短，放别处？诸位看官，你们试下，都比此处更别扭。

又过了几个月，中央终于第一次明确了二者关系，且之间衔接的不再是句号。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要着力建设国家公园，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要整合设立国家公园，更好保护珍稀濒危动物”。其后，中央深改组会议通过了东北虎豹和大熊猫这两个名字带野生动物的国家公园的试点实施方案，许多人由此推论，中央建国家公园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至少，有一种类型的国家公园的功能就是保护野生动物：野生动物国家公园就是野生动物类型国家公园？用国家公园形式保护野生动物比用自然保护区形式更好？最应该用国家公园形式进行最严格保护的野生动物是东北虎豹和大熊猫？这些问题，值得专门探讨，否则难免理论上不明就里、实践中不分主次。

野生动物国家公园就是野生动物类型国家公园？非！

这两个概念的差别，直接涉及国家公园的功能定位。《总体方案》中明确了“国家公园是指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边界清晰，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海洋区域”，且其中几乎没有与野生动物相关的内容，只是在“完善责任追究制度”中，提到“强化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的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主体责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开发矿产资源或其他项目、偷排偷放污染物、偷捕盗猎野生动物等各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显然，保护野生动物并非国家公园的主要功能，那为什么有两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要用野生动物来冠名呢？答案其实很简单： 野生动物国家公园不等于野生动物类型国家公园，只是这些区域的共性只能用某个保护物种的名称来概括，但并非像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那样从划界、分区到日常巡护、监测都聚焦于主要保护物种的栖息地（类似地，北京长城国家公园也并非只有文化遗产资源重要，也具有重大生态价值，这样取名和划界也只是因为这个区域可以用北京长城这条线索连接起来，具体分析可参见“第一批国家公园可能是哪些”，载于《中国发展观察》2017年21期）。

梳理一下2015年以来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可以发现最终确定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都是按生态系统来定名的，原来的以行政区命名的都在试点实施方案的批复文件中更名了（如开化更名为钱江源、城步更名为南山）。祁连山国家公园曾经被建议命名为祁连山雪豹国家公园，也因为如此，中央批复的试点实施方案中还是删掉了雪豹二字。

但也必须认识到，保护生态系统常常也意味着保护珍稀动物（本文的保护均指conservation，台湾地区译作保育），且由于国家公园保护的生态系统面积较大，通常能较完整地覆盖多数动物的栖息地。但反过来，只保护某种动物的栖息地不一定能确保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只有少数动物，其适宜的栖息地基本就能代表某种生态系统。而且，很多时候，不易看出生态系统保护有哪些具体需求，也不易看出生态系统保护的效果，通过这些对生态系统重要的动物的相关情况，就易于了解这些方面——到底是哪些动物呢？窃以为要先了解若干概念：指示物种、旗舰物种、伞物种、基石物种。从管理工作而言，重点是前二者。全面监测和管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是很困难的，指示物种是利用最多也最广泛的方法，尽管选择适合的指示物种的标准存在很大争议，但有些物种的最适生境要求基本就可反映某种生态系统的主要特点及其现实状况。例如，青海湖裸鲤（参见图1）就是可以判断青海湖流域“水—鱼—鸟”系统安全状况的指示物种，其数量及数量变化（涉及洄游路线的生态）对生态系统质量有良好的指示作用。这种方法其实在环保领域广为应用，如采用活性污泥法工艺的污水处理厂，适量轮虫（参见图2）出现时，说明出水水质较好（肯定达标），过量的轮虫则是污泥要膨胀的预兆；又如，有不少底栖动物可作为水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敏感的蜉蝣目动物能指示水质是否良好，而寡毛纲颤蚓科动物（如喂观赏鱼的红线虫）大量出现则是水质变差的标志。不过，不同功能的水体，起到指示作用的动物也不同，即很多动物的指示功能相对单一，且这些动物往往不具备公众魅力（有图2中轮虫的迷妹吗？这东西体长0.5毫米左右），这就很难让公众建立保护动物与生态环境质量之间的联系。打个比方，这些动物能在“个别”场合指示生态环境的“某些”方面却不是“绿水青山”的全面的形象代言者。

青海湖裸鲤（湟鱼）是青海湖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

这种情况下，保护生态，尤其是形成“共抓大保护”的合力，更依赖旗舰物种（flagship species）——这个概念有两方面含义：从生态学角度是其仅分布于某些特定的生态系统中，管理者通过关注这个物种的保护需求，就易于监测和管理大面积生境（即具有一定的广域、多功能指示物种的功能）；从社会参与角度，是其大多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美学价值或文化价值（即先天“有颜值”，如大熊猫、东北虎、雪豹、江豚等），易于唤起公众对保护行动的关注和获得全社会的支持（即后天“有群众基础”），其作用类似保护的代言明星。不过，旗舰物种并非主要从保护生态系统这个维度构建的概念，严格意义上不能与指示物种相提并论，这时就需要另外两个概念：基石物种(keystone species)、伞物种(umbrella species，也译作伞护物种)。前者更多是从生态系统角度而言，后者更多是从物种保护角度而言：基石物种，是指在一个生态系统中，该物种的种群的存在与否，会影响诸多其他物种的存活与多样性。生态系统往往是一种去中心性、难控制的系统（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人造生态系统“生物圈二号”实验的失败），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得益于其中各个物种之间的开放与合作，这当中，基石物种发挥了系统粘合剂的作用，它的存在会把生态系统的多种元素、多个物种整合起来（这段英文解释很形象地说明了其角色，石拱门中间那块石头：The role that a keystone species plays in its ecosystem is analogous to the role of a keystone in an arch. While the keystone is under the least pressure of any of the stones in an arch, the arch still collapses without it）；伞物种保护工作的涉及面广、要求高，对一个物种的保护就可以对整个生态系统起到伞护作用。换言之，能够以点带面，做好了对这个物种的保护工作，基本就兼顾了这个生态系统的需要。例如，要保护好东北虎，实际上必须保护好其食物链上多种动物的栖息地。可以这样总结这两类物种与生态系统的关系：伞物种种群的存在是一个良好生态系统的“充分条件”，基石物种种群的存在则是良好生态系统的“必要条件”。

必须注意到，这些概念各有分工又有交叉，在应用中也各有欠缺：例如，动态地评价生态系统质量和生态恢复情况，通常位于食物链顶级的伞物种是最好的指示物种，但静态就不合适（不能很好地显示整个生态系统的特征）。只有当这个伞物种又恰巧影响和决定了这个系统多方面的条件时（即其同时也是基石物种），这时，这种动物栖息地的适宜性就与整个生态系统的质量之间构成充分必要条件。但有些生态系统中没有明显的伞物种或伞物种基本不具有基石物种的功能，此时通过物种保护来保护生态系统的方法就不适用了；某些旗舰物种的存亡其实可能对保持生态系统、生态过程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无根本性影响（区别于基石物种），但其公众魅力却有助于使保护真正成为大保护（所以也被称为iconic animal），所以这样的物种在保护工作中还是不可或缺的。

通过保护野生动物来保护生态系统，最理想的情况是某个物种既是指示物种，也是基石物种、伞物种，还是旗舰物种。东北虎就是中温带针叶落叶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的“四合一”物种，健康的东北虎种群的存在，就意味着最高质量的中温带针叶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的存在（也因此，严格来说，缺少豹亚科动物的欧美国家，其森林生态系统是残缺的，尤其在许多国人心目中视为天堂的瑞士等国）。而大熊猫这个最典型的旗舰物种，对暖温带和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的指示意义和伞护意义就不如虎：其栖息地要求与这类生态系统的典型特征存在一定差异且其难以通过食物链建立与其他动物的强关联，其对人类干扰的适应性也与这个生态系统中的大多数动物存在明显差异（如对各种道路和噪音都较为敏感，具体参见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欧阳志云团队的相关研究“Reassessing the conservation status of the giant panda using remote sensing”，载于2017年9月25日出版的权威期刊《NATURE—ECOLOGY AND EVOLUTION》（自然—生态与进化），第一作者徐卫华），因此不一定是较好的伞物种（尽管学界这方面的声音很强），也不一定是较好的指示物种（如大熊猫在行为上回避道路，这样在判断栖息地状况时道路就成为栖息地破碎化的标志，据此前面文章中就认为大熊猫栖息地“was more fragmented in 2013 than in 1988”，但这个生态系统中的多数动物（包括有蹄类及以其为食的多种猫科、鼬科动物）却对低级别道路有较好的适应性，即大熊猫适宜栖息地的变化情况难以代表这种生态系统的质量变化状况。另外，其不像长臂猿那样因啼声易于监测）。窃以为，可以这样评价这两个野生动物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主要功能其实就是加强中温带针叶落叶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保护（不过，由于东北虎活动的范围较大，其种群栖息地范围通常会大于考虑了管理操作性的国家公园的范围，因此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还不能完全以东北虎豹种群的活动空间来划界），但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主要功能却不一定在现实中体现为保护暖温带、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毕竟大熊猫的生态位过于特化了。

总之，辨析野生动物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类型国家公园的区别，应用到管理工作中，可一言以蔽之：野生动物国家公园保护的不仅是动物，更是其代表的生态系统，而作为国家公园名称的这些动物，应该是这类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伞物种、基石物种，最好还是公众喜闻乐见的旗舰物种。这样，保护重要的生态系统，就有了“拟动物化”乃至“拟明星化”的标志，就会成为公众易理解、愿参与、能共享的事业。只是，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这个全球唯一的热带以外的生物多样性超级大国，这样的物种有很多，远不止大熊猫、东北虎、东北豹、雪豹……

要加强保护，用国家公园形式比用自然保护区形式更好？是！

这个问题好像现在近乎共识了，大家都知道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是中央直接抓的大事，“国家公园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不过，并非在自然保护方面就是国家公园包打天下，那既不合理、也不可行。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区在功能、形态上是有区别的（参见“国家公园不是自然保护区的升级版”，载于《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16期），二者可以各司其职，其关系在IUCN的保护地分类体系中已有较科学的表述（尽管从《总体方案》的表述来看，中国的国家公园有自身特色，但自然保护地体系各成员的分工仍是明显的，今后这方面会有专门的文件说明）。

而且，中国的自然保护区事业总体是较为成功的。根据2016年时任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所作的《关于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目前全国有超过90％的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类型，约89％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以及大多数重要自然遗迹在自然保护区内得到保护，部分珍稀濒危物种种群逐步恢复。这样的结论有多方面翔实的数据作为支撑。如2001年底国家林业局启动实施了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其中包括大熊猫、朱鹮、虎、金丝猴、藏羚羊、扬子鳄、亚洲象、长臂猿、麝、普氏原羚、野生鹿类、鹤类、野生雉类、兰科植物和苏铁等15个物种保护工程。这些物种，迄今全部都实现了数量增长（以2001年底为时间基点，其时已经没有华南虎的野外发现记录）。又如，国家林业局发布的第一批濒危野生动物专项调查（2011年启动）结果显示，与1995年的第一次全国陆生野生脊椎动物资源调查结果对比，此次调查的14个物种中，四爪陆龟、莽山烙铁头蛇两种的种群数量有所下降，栗斑腹鹀、扬子鳄、六盘山蝮、秦岭蝮、蛇岛蝮等种群数量保持稳定，海南长臂猿、朱鹮、黑脸琵鹭、遗鸥、黑嘴鸥、黑琴鸡、瑶山鳄蜥等种群数量均呈增长态势。从保护管理措施效果看，14个物种均受到良好保护，其中海南长臂猿、扬子鳄、四爪陆龟、蛇岛蝮的全部或绝大部分野生种群都被保护在自然保护区内。

但也是这个报告中的结论：“（自然保护区）管理机制有待健全。一些自然保护区按照行政区界划建，导致同一生态系统内分设不同的自然保护区，影响了生态系统完整性。部门间的协作配合还需进一步加强”；也是这次专项调查的数据：我国34.69%的物种受到栖息地被干扰、破坏、被分割、退化等的较“强”程度的威胁，明显高于这些野生动物的食源干扰、水源干扰、人为直接干扰和大型建设干扰等威胁因素。另外，总体的情况还可参考以下事实：从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公布的反馈情况来看，自然保护区违法违规问题不仅仅是甘肃省独有的问题，内蒙古、黑龙江、宁夏等多个省区相当数量的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内普遍存在数量多、规模大、范围广的农业开发整治、矿产探采、旅游开发等违法违规开发建设问题；有的法律、部门规章等对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未提及，致使其他部门尤其是规划、项目的审批部门，对其认识不到位，在审批过程中容易忽略；2015年7月中国公布的《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中国提前完成了多个千年发展目标，唯一未达标的一项是7B项，即“降低生物多样性丧失，到2010年显著降低生物多样性降低的速度；2016年环保部、中科院联合发布的《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16》中明确提到：我国已知生物物种86575种，包括动物界35905种，其中有大量迁徙物种。但气候变化、人类活动等因素，导致迁徙物种栖息地大量丧失和破碎化，使许多珍稀物种数量锐减。尽管生物多样性总体下降的情况是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趋势，但中国这个生物多样性超级大国应该也可以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在目前发展方式尚未根本转变、自然保护区保护力度受到体制性制约的情况，用国家公园的形式加强保护，是必要的甚至是必须的（祁连山自然保护区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国家公园才能实现更好的保护，主要原因来自体制整合、强化和空间整合。首先是因为其有体制上的保障：如《总体方案》中在“权、钱”方面提供了制度保障（具体参见“事权统一、责权相当；中央出钱、指导有方——解读《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之一”，载于《中国发展观察》2017年第19-20期），这样就可避免保护部门的有心无力、监守自盗和相关部门的法人犯法（如甘肃省国土资源部门对祁连山自然保护区采矿权的违法审批）；然后是因其实现了空间整合，可以完整地保护生态系统，避免重要物种栖息地的破碎化和更好地发挥生态服务功能。例如，目前,野生大熊猫被隔离为30多个种群。由于旅游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再加上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可能影响，部分被隔离的大熊猫小种群局部灭绝风险很大。为了确保野生大熊猫的长期生存，需要加强自然保护区网络建设和廊道建设，增强栖息地的连通性，还要从整个生态系统完整性的角度进行综合考虑，将大熊猫种群保护与生态系统水源涵养等服务功能保护相结合。这些方面的加强，目前国情下，恐怕只有中央亲自抓的国家公园能够实现，即国家公园的主要功能虽然不是保护野生动物但可能是目前国情下保护珍稀物种的最强方式。而且，之所以还是有用国家公园保护某些野生动物的必要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野生动物资源可和人居环境质量不同——覆水难收、万劫不复。人居环境污染了，只要加强治理，总会恢复的，当年发生八大环境公害的日本、欧美，现在都是天蓝水碧，瑞士更是恢复成了中国游客心目中的人间天堂。但这些地方灭绝的“四合一”物种，是永远不可能复生的。欧美的森林生态系统的残缺，也是永远不可能弥补完全的。

当然，也应该看到，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国家公园还是要与其他类别的保护地在功能和管理方式上有所区别，才可能从国家层面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从体系角度让各类保护地各尽所长、从发展角度让地方政府易于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这一点，实际上也是国际惯例。大多数国家的国家公园的功能是保护大范围的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其管理和命名都与自然保护区存在差异。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的功能区别，在许多大国都很明显。如俄罗斯的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美国的保护地体系里既有国家公园体系，也有鱼和野生动物保护局（FWS）的保护区(refugee, sanctuary)体系。尽管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NPS）和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FWS）两个体系平行并存，但他们的任务和使命是有区别的（参见图3,从其徽标的图案中即能看出二者的保护对象和使命存在差别）。NPS这样阐述自己的角色和使命：“为尽可能完整无损的保存国家公园的自然文化资源与价值，以确保人民世世代代欣赏之、为之教育和为之激励，国家公园管理局与合作伙伴共同致力于将自然与文化资源的保护与户外游憩推广到全国乃至世界”。FWS的使命则为：“与社会各界一起保育、保护和促进鱼类、野生动物和植物及其栖息地持续的贡献和保障美国人民的福祉”。 FWS负责约600处国家野生生物保护区管理以及《国家濒危物种保护条例》的执行，并为《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的技术支撑机构。显然，后者聚焦于具体的物种保护，其面对的管理问题也较国家公园简单，因此其技术标准体系和管理机构设置也明显比NPS简单。

最需要用国家公园进行最严格保护的是东北虎豹和大熊猫？非！

明确了国家公园的主要功能虽然不是保护野生动物但可能是目前国情下保护珍稀物种的最强方式，就应该想到这么珍稀的“国家公园行政资源”，应该优先用于保护哪些珍稀物种呢？

目前中央已经确定的大熊猫和东北虎豹自不待言（估计国人投票的话，它们入选也是大概率事件，这充分说明了旗舰物种既是天生的、也是人为的），但用理性标准来看，它们真的重要吗？可以把理性标准凝练为两方面：①生态系统和国家形象的代表性；②用最大力度保护的迫切性。

《总体方案》反映出来的国家公园的三个特征是：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前两者与野生动物结合起来，就是生态系统和国家形象的代表性。对懂行的人来说，重要物种的存在是生态系统完整性和质量的主要标志。为什么说对大多数国人来说是最佳人居环境的瑞士的生态系统基本没有全球存在感，就是因为其长期的人类活动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今天的瑞士只能称为人工花园和农场，基本没有全球意义上的生态价值。而一个有虎存在的森林生态系统，一定是完整的、多样的、顶级的。而且，特有物种还是国家形象的重要代表，如大熊猫肯定是中国的全球通用符号。只是，考虑这些物种代表的生态系统对国家的重要性和其濒危的程度，其真的是最需要用最大力度来保护的吗？

如前所述，最需要用国家公园形式实行最严格保护的，应该是最濒危的“四合一”物种。按此标准，华南虎和白暨豚真的是需要的，但今天说这话已经晚了。但还有些如风中残烛一样的重要物种，可是真的需要甚至不要不行，例如——云豹。

目前，云豹的知名度和公众影响力与大熊猫、东北虎相比是霄壤之别，但其对我国生态系统的代表性至少比大熊猫重要：大熊猫其实对生态系统的指示性并不强，且由于其对人类干扰行为的适应性迥异于同一生态系统中的多数物种（可参见前述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欧阳志云团队的研究成果及这篇文章：，如大熊猫刻意回避几乎所有道路，而多种有蹄类动物会充分利用高速公路以外的其他非全封闭道路，其捕食者又会追随这些动物，这就使乡间小路两侧区域反而可能成为野生动物丰度、多度都较高的地方），在反映栖息地质量上缺少代表性。而云豹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的伞物种（是否基石物种，目前缺乏这方面的研究资料），其种群存在是该类型生态系统健康完整的重要标志（指示物种），也完全可能发展为旗舰物种（参见图4,其犬齿与头部比例是猫科动物中最大的，且形象有特色）。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是我国约一半的人口生活地域主要的生态系统（常绿阔叶林的分布区约250余万平方公里, 在世界上分布面积最大, 发育最为典型），因此云豹具有对我国涉及人群最多的生态系统最重要的指征意义。但2007年后，全国除了滇、藏国境边缘区域仍有确凿的发现记录（红外相机照片），在其他区域基本消失。只有黄山区域在整个中东部仍具云豹种群生存的最佳条件，这有多种相关记录佐证（参见图5、图6）。这样重要的物种（很好地体现了生态系统的代表性和用最大力度保护的迫切性），仍有较大可能活动在人类活动强度较高的黄山区域。在皖南地区保护地破碎化严重、经济发展带来的干扰巨大、兽类资源仍在快速下降的情况下（参见刘凯等人发表在《生物多样性》2017年第8期上的文章“基于红外相机技术的皖南山区森林生态系统兽类资源现状”），没有国家公园这样实现了体制整合和空间整合的形式，靠目前的自然保护地是难以挽救这样的极小种群的。

云豹这个长相有希望被“包装”成旗舰物种吗？

与云豹类似的，还有濒危程度弱一些但也一样没有得到国家太多恩泽的华北豹。这样大个体的豹（平均体重显著大于东北豹，且外观比东北豹更醒目。2017年相关国际组织认为东北豹和华北豹是同一个亚种，但其理由并不充分（如忽略了东北豹和华北豹这两个亚种长期的地理隔离），也没有足够的调查数据和基因分析数据支持），非常适于作为华北区域暖温带阔叶林生态系统的“四合一”物种，只不过其重要性还未被“中央”了解。这么可爱的“豹豹”，还需要大家多向中央“报报”，多让公众在感觉上“抱抱”，才可能当上旗舰物种。很巧的是，与华北豹栖息地交错的，还有一个中国特有物种——褐马鸡（参见图7 ）。这是马鸡中最为名贵的种类（观鸟界有“九鸟不如一鸡”的说法，而褐马鸡又是雉鸡中体型、外观都出色且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宝鸡”）却好像不为大众所知。实际上，其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意义：从战国时赵武灵王起，历朝历代惯用褐马鸡的尾羽装饰武将的帽盔，称为“冠”，用以激励将士战斗（褐马鸡的特点是“毅鸟也，毅不知死”）。戏剧表演中武官头上所戴雉鸡翎，正是褐马鸡的尾羽。在国际学术界，褐马鸡的地位几乎接近大熊猫，被世界雉类协会放在其会徽上。我国褐马鸡总数为5000只左右,但分布区破碎化、不连续（对种群基因交流不利），且由于褐马鸡栖息的海拔高度较低，更接近人类生活区域，因而人为干扰更为严重：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给褐马鸡的生存带来极大的压力。在山西太行山区，沙棘的浆果是冬季降雪封山以后褐马鸡的主要食物，由于人们对沙棘的开发利用，造成了人与褐马鸡争夺沙棘的现象。太行山的居民在褐马鸡的栖息地内一年四季放养马、牛、羊等牲畜，这种放养也严重惊扰褐马鸡的正常生活（这种行为还导致不少牛羊被华北豹捕食从而引发了不少人豹冲突）。另外，每年春末夏初是褐马鸡的繁殖期，也正是当地村民上山采药、砍柴、割条、挖菜等经济活动频繁的季节，还有村民在丛林中发现褐马鸡的巢就毁巣取蛋，直接威胁到褐马鸡的繁衍。如果中央成立了太行山国家公园，将华北豹、褐马鸡等同样完美地体现了生态系统和国家形象代表性、用最大力度保护的迫切性的物种连同其代表的生态系统“打包”保护起来，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帮助当地进行生态文明体制建设、实现绿色发展（具体可参见“国家公园、生态文明制度和绿色发展”，载于《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第5期），这才是抢救性保护、“共抓大保护”和“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的结合，才是只有国家公园能干而自然保护区干不好的事。

其实，还有很多危在旦夕的重要物种，如各种长臂猿（中国有全球20种中的6种，包括2017年才被正式定种定名且只分布于物种极其丰富的高黎贡山的天行长臂猿），当年长江两岸可是“两岸猿声啼不住”，后来退到国境边缘还无地自容（已有白掌长臂猿功能性灭绝，好在最近10余年这种趋势得到了逆转，如海南长臂猿的数量有明显恢复），可惜了这类对生态系统指示作用明显强过大熊猫的物种了（长臂猿以成熟的果实为主要食物，受到破坏后的次生林通常无法满足它们对食物的需要，加之其啼声易被监测，因此可以通过对其种群监测来研究热带、亚热带常绿阔叶原始林的健康程度）；还有已经被长江“黄金水道”的各种挣钱方式逼到几无前途的江豚，原来设的那么多自然保护区自保都困难（被地方以各种理由调整边界，参见“为何和如何让‘国家公园实行更严格保护’”，载于《中国发展观察》2017年第1期），没有国家公园的体制优势和空间优势保驾护航，其种群灭绝就是旦夕之间。有些地方，还可能出现多种重要物种麇集但地方保护能力不够的现象。这种物种高度富集的区域一定是偶然的（不排除是其他区域干扰太严重，这些物种只好都挤到一起来了），这种诺亚方舟般的区域，当然还是国家出手最好。像四川新龙那样同存7种猫科动物的穷地方，就的确比大熊猫更需要用国家公园的形式来保护（具体可参见猫盟团队所著“四川新龙：全球猫科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载于《中国国家地理》2017年第11期）。

总结一下：有些野生动物是珍稀的，所有国家公园更是“珍稀”的（中国成为现代化国家后，国家公园很可能封顶于50个左右），只能主要用于保护生态系统、兼顾保护重要物种。何况，大多数指示物种和基石物种不需要用国家公园的形式保护，多数这样的物种生命力强悍、常见。例如，青藏高原上的鼠兔，几乎成为各种动物的蛋白质来源，不仅让藏棕熊成为仅见的以肉食为主食的棕熊（高原鼠兔是棕熊的基本食物(干物质量占比接近50%，具体参见徐爱春为第一作者的“青藏高原可可西里地区藏棕熊暖季食性及采食行为模式”，载于《动物学研究》 2010年第6期），也让大家以为只吃素的黑颈鹤和旱獭也有了开荤顶饿的机会。这个基石物种几乎影响了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所有动物，但其只要不被人用近10亿元的中央财政资金买鼠药祸害，其繁殖能力完全可以确保自顾无忧（参见图8,显然这二者都难以成为旗舰物种）。用国家公园来保护的野生动物，最好限于“四合一”物种且非国家公园保不住的。确定这样物种的标准是什么？由什么部门来负责？从自然保护区等整合转变为国家公园需要哪些体制机制调整？这方面的扩展讨论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纠葛太深，讨论必然变成利益纷争，等今年3月自然资源统一管理的大部委成立后再讨论可能更有利于事业发展，毕竟国家公园是国家的，相关官员也要听中央的，相关学者也“不能妄议中央”。

惹完了大家关注不多但争论很多的野生动物和国家公园的是非，就该说大家高度关注但还来不及细究的国家公园和各类保护地及旅游景区的关系了，因为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刚刚一语定势“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大局和方向已定，这些保护地及数量甚至更多的以保护地资源为主体的旅游景区（现实中很多保护地与旅游景区的关系的确像两件马甲互穿）何去何从，请看下篇“三说国家公园和既有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关系”。

（本文原题为《用国家公园进行野生动物保护的是与非——解读《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