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皮锡瑞全集》的史料价值

李玉(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2018-03-13 14:5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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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湖南善化人。他14岁考取秀才,24岁获选拔贡,33岁中式举人,后来四次会试落榜,于是放弃仕进之心,以讲学、著述终老。他从1890年起先后主讲湖南桂阳州龙潭书院、江西南昌经训书院,1898年出任南学会学长,大胆宣扬变法,政变后遭受禁锢,1902年创办善化小学堂并任监督,1903年起又相继在湖南高等学堂、湖南师范馆、湖南中路师范学堂、长沙府中学堂讲授经学、史学、伦理、修身等课程,被杨树达誉为“经师人师”。
皮氏在清代今文经学史上是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在晚清教育变革和湖南近代历史演进中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他波澜起伏、饱含艰辛的人生经历,从经世到维新却反对激进变革的政治思想,穷经究史、讲求古今通变的学术努力,无不集中映照着晚清数十年间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的剧烈变化和传统学术、文化的遽然衰落。因此,皮氏一生数量众多的诗文和著述,尤其卷帙繁富的《师伏堂日记》(1892-1908),不仅翔实地记录着他的个人生活、社会交往、政治思想和学术成就,而且对于今天深入开展清代今文经学史和整个中国经学史的研究,以及全面了解晚清的政治、经济、教育、思想、文化和社会变迁,都能提供丰富而宝贵的资料。有鉴于此,吴仰湘教授费时十余年,搜集到皮氏已刊著作30种、未刊稿本5种,以及散见的诗词、序跋、书信、课卷、条陈、答问等100多篇,加以精心点校,编成650万字的《皮锡瑞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入选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201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为学界深入开展相关研究带来了极大便利。
《皮锡瑞全集》
首先,可为深化皮氏个案研究提供最完备的资料。
皮氏生前声名卓著,殁后却长期湮没无闻。周予同1928年注释《经学历史》,就大发感慨:“他的生卒,他的师友,他的学术的传承,我竟无法查考。我曾辗转地询问几位湖南的学者,但不是没有回音,就是以不知作答。”直到1939年,皮名振根据家藏史料编撰的《皮鹿门年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下简称《年谱》),皮氏人生简历与学术概貌始为外界知晓。2002年,吴仰湘出版《通经致用一代师——皮锡瑞生平和思想研究》,根据皮氏前期诗文、日记手稿和部分经学著述,进一步描画出他的人生轨迹与思想历程。如今《全集》出版,特别是皮氏多种手稿被整理、公布,可以直接带动学界深入研究皮氏生平、思想和学术,并纠正《年谱》和已有研究的各种讹误。例如,《年谱》记皮氏受戊戌政变牵连,“奉廷寄,革举人,交地方官管束”(《年谱》第68页),此说广泛流传,然而根据《全集》所收己亥年日记“此间已奉交地方管束之旨,功名无碍”(《全集》第10册,第1052页)和附录所收处分上谕(《全集》第12册,第629页),皮氏仅被从江西驱逐回籍,交湖南地方官严加管束,并未被革除举人功名。《年谱》又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记“二月治《易》,疏《焦氏易林》,《证文》粗成,送王阁学益吾校阅,今存手抄疏义一卷”(《年谱》,第75页),今《全集》所收《易林证文》手稿却是完整的2卷,其序文末署“庚寅立秋日锡瑞自记”(《全集》第7册,第9页),可知成书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谱之误显而易见。再如,学界普遍认为皮氏治经有从古文到今文的遽变,章太炎甚至因此讥斥他投附时好以逐利禄,可是根据《全集》所收皮氏前期经学稿《师伏堂经说》《易林证文》,可以发现皮氏前期经学就有十分显著的今文取向,今文之学实是皮氏一生经学主脉。特别是以往研究者评述皮氏经学,大多根据《经学历史》《经学通论》等寥寥数书,现在根据《全集》,发现皮氏《尚书》《春秋》《三礼》等研究都卓有建树,今后只要细心解读《全集》所收25种经学著述,即可对皮氏治经成就与经学思想作出更全面、恰当的评价。
其次,可为深化中国经学史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和精辟的意见。
皮氏先是精究《尚书》,彰显今文奥义,中年兼治郑学,厘析汉儒家法,晚年通论群经,上下千古,在专经研究、经学专题研究、经学通史研究等领域都结有硕果。后人评价皮氏经学,也誉以“博洽精审,亦能折中群言”(徐世昌),“淹雅宏通,审思明辨”(邵瑞彭),“学术门径很清楚,善于整理旧说”(周予同)。正因为皮氏治经具有论断精当、征引宏富、条理分明等特点,所以他的各种经学著述可为今天深入开展中国经学史(尤其两汉与清代的经学史)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和精辟的意见。例如,皮氏《今文尚书考证》主要依据《尚书大传》《史记》《白虎通》等西汉著述,同时博采两汉的文章、诏令、奏议、碑刻等,穷尽当时所能找到的全部汉代今文《尚书》资料,迄今仍是研究28篇今文《尚书》和汉代《尚书》学史最完备的资料汇编、最重要的研究著作。又如,学界研究两汉经学,多持今、古文对立分争的观念,皮氏主张“说经宜先知汉今、古文家法”(《全集》第8册,第140页),从前期的《尚书大传疏证》《今文尚书考证》《孝经郑注疏》《郑志疏证》,到晚年的《驳五经异义疏证》《发墨守箴膏肓释废疾疏证》《圣证论补评》《汉碑引经考》《王制笺》等,始终注重辨析汉儒家法,尤其评述郑玄与许慎、何休、王肃等经学争论时,并不简单地归为今、古文之争,而是细致入微地分辨双方具体经说的今、古文属性,求其同,析其异,揭示出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的纷繁多样,徐世昌主编的《清儒学案》因此称赞皮氏“研精汉儒经训之学,宏通详密,多所发明”,可为今天深入研究汉代经学史提供现成的资料和宝贵的意见。又如,清代汉学复兴后,古文学派“家家许、郑”,皮氏作为今文学家也终生服膺郑学,晚年自称“少习郑学,意欲举郑氏诸书尽为注解,以《易注》已有惠栋、张惠言疏解,《书注》有江声、王鸣盛、孙星衍、陈乔枞疏解,《论语》有金鹗、刘宝楠疏解,服注《左氏》有李贻德疏解,纬书残缺难通,乃姑置之,但作《孝经郑注疏》及《尚书中候》《尚书大传》《驳五经异义》《发墨守》《起废疾》《箴膏肓》《六艺论》《鲁礼禘祫义》《郑志》《郑记》《答临孝存〈周礼〉难》各种疏证,书皆刊行,以存郑氏一家之学”(《全集》第8册,第134页),他对郑玄经注、经说所作详尽搜辑与细密疏证,构成清代郑学研究的半壁江山,足见《全集》所收以上10余种著作对推进清代郑学史研究的价值。至于皮氏《经学历史》《经学通论》专门评述历代经学的流变与得失,“胸罗众家,掌运千古”(《全集》第11册,第2124页),对于中国经学史研究的意义更是不言而明。
再次,可为深化晚清史研究提供新鲜而珍贵的资料。
皮氏身处乱世,早先渴望经世救时,后来主张“通经致用”,积极投入湘赣两地的维新变法和湖南全省的新式教育,倡导“善变而取法于古”,力图从旧学中开启新知,既是晚清社会与文化剧变的亲历者、记录者,也是清末政治与教育变革的参与者、思考者。因此,《全集》所收各种诗文、著述,特别是记事长达16年的《师伏堂日记》,可为今人研究晚清史尤其是湘赣两省政治、经济、教育、学术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历史变迁提供新鲜而宝贵的原始史料。例如,皮氏自1892年起受聘主讲南昌经训书院,前后7年,悉心施教,革新学风,“教人以经学当守家法,词章必宗家数”(《年谱》,第24页),培植了无数人才,这几年的《师伏堂日记》和3卷《经训书院自课文》,就完整地记录着他的教学生活与社会交往,是研究经训书院历史和晚清南昌社会生活的绝佳材料。又如,湖南从陈宝箴担任巡抚以来,逐渐在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推行改革,最后演变成戊戌维新变法,对此重大史事,皮氏先是耳闻目睹,后来全力参与,并载于日记中,为后人研究湖南维新运动提供了大量准确的信息,诸如梁启超入湘日期、南学会讲学详情、保卫局筹办内幕、湖南新旧纷争经过、《翼教丛编》刊刻等重要史事或细节,《师伏堂日记》都有记载,可谓弥足珍贵。再如,在晚清新政中,湖南相继将求实、岳麓、城南等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湖南师范馆、湖南中路师范学堂,但相关人事、课程、教学活动、学生风潮等,学界迄今语焉不详,甚至张冠李戴,皮氏因在各校执教,还一度代理湖南高等学堂总理、兼任省学务公所图书课长,与巡抚、学政及省学务公所、各学堂当局官绅往还较多,因此皮氏留存在日记中的种种亲历与见闻,正是今天研究清末湖南教育变革的第一手资料。此外,皮氏历年所记出行、交游、赴考、读报及地方兴革、市井变故、民俗风情、日用开支等,都可为后人考察晚清历史变动与社会变迁提供鲜活的材料,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十八日所记长沙席公祠的公事活动,“到者近三百人,投票选举,会长刘艮山得二百廿票,副长曾士元得一百卅票,谭组安得九十余票。本拟刘、曾,毋乃先授意乎?予亦得二票,二王各得一票”(《全集》第11册,第2265页),即是关于湖南谘议局选举绝无仅有的史料。
需要强调的是,《全集》出版带给学界的便利,远不止于上述各种宝贵资料的搜集,点校之功也非常值得肯定。皮氏各种著述的重要性其实早为学界所知,然而,因为他的经学著述内容过于艰深,研读不易,《师伏堂日记》等手稿字迹十分潦草,辨认尤难,所以一般的研究者特别是青年学子往往望而兴叹,有时不得已加以征引,却难免认字、断句等错误。吴仰湘教授长期研究皮氏生平、思想与学术,又有扎实的经史根柢,因此无论点校精深繁赜的经学著作,还是识读各种手稿,都足以胜任其事,从而为研究者提供了准确、可靠的整理本,这无疑会使《全集》发挥出更大的史料价值。
责任编辑:于淑娟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皮锡瑞全集,经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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