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志④｜一个人在二十世纪的七十七年

【编者按】

一年当中，再没有什么时候比春节更让中国人想家。人们回到自己的原点，与最亲近的人团聚，共同追思先人，为来年祈愿。

一年当中，也再没有什么时候比春节更让人思考：我们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

今年春节，澎湃人物推出一组策划“家族志”，试图记录平民的历史，打捞普通人的声音，为他们留下生命的踪迹。

正月初三是爷爷的冥诞。他走时我才三岁，对他的印象很少。大家庭里的子辈孙辈都很少提起他，他的一生正从我们的家族记忆里慢慢淡去。

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爷爷当年留下的记事本。我决定以此为原点，去寻找他的一生。

村子里的风景。  本文图片均为瞿琼曦 提供

痛失长子

1988年，伯父的案子平反后得到3000元的赔偿金。爷爷问几个子女是不是要平分这笔钱，6个兄弟姐妹每人500块。跟大伯父关系最好的我父亲不同意，说如果几兄弟姐妹平分，他宁愿把这3000块全部买成纸钱，拖到修河河畔烧掉。

拿到赔偿金的13年前，已出嫁的大姑姑回到娘家，带回了一个噩耗：大伯父瞿昇平被执行死刑于修河河畔。爷爷瞿维新和全家大小听到消息，滚在地上抱头痛哭。不久后，大姑父去修水县公安局领回来了大伯父的所有遗物：两双皮鞋，两件衣服和一床棉被。物质匮乏的年代，这些物品没有烧给已亡人，而是被家里人重新使用。

大伯父出事之前，他和爷爷两父子经常一起受批斗：一起跪在地上，双手被绳索缚在背后，任凭打骂。20岁出头的大伯父血气方刚，受不了环境的压迫，自觉身无立足之地的他外出买棉花后留宿附近亲友家。数月之后，大伯父与曾为中学教员的陈姓友人同时在浙江丽水因“现行反革命”罪名被捕，被押解回修水。1975年被枪害，时年23岁，没有留下半句遗言。

最终判决的罪名是“组织反革命集团”。伯父与陈姓友人因感时局不利，油印了300余份“告全国同胞书”在湖南长沙分发、投递，并邮寄九省一市。告同胞书公开批判了“四人帮”的罪行，对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和“批孔运动”提出了看法，呼吁人民共同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由此招致杀身之祸。

大伯父是家里的长子，他开始懂事的时候正是爷爷最为失意受到批斗最严重的时候。在外面受完批斗回到家里，心情苦闷的爷爷经常骂大伯父没有出息，又说自己当年在南京如何风光。大姑姑回忆，受到父亲的影响、一直对社会有所思考的大伯父也想干一点实事，也或许为他的油印“告全国同胞书”埋下了动机。

“四人帮”粉碎后，经过多次上诉，1988年2月15日，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刑事判决书，称“原判认定瞿升（昇）平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事实，证据不足，不能认定”，改判瞿昇平无罪。同年3月11日，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会同修水人民法院相关人员，共20余人到乡政府召开平反昭雪大会。再一个多月以后，县公安局寄来伯父死前照片，照片里的大伯父眉头紧锁。爷爷收到照片，说伯父的神情“大有不伸之志”。

披甲从戎

年轻时候，爷爷的确意气风发。一个二十来岁的南国青年，从教、从政、从军，结交有识之士，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充满希望。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40年夏，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为了让游击干部更近距离地体验战地政治经济以及民众生活，掌握实践经验，从湖南祁阳迁驻江西修水漫江乡，招收有志青年参加军事技术训练，反击侵略者。当时20岁的爷爷任教于修水珠砂培士小学，教书匠感念时局多艰，毅然投笔从戎，成了西南游干班的第四期学员。

“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莫入斯门”。在游干班的训练中，学科以政治为主；术科则以游击战略战术为主，既有游击纲要的理论课，也有步兵操典、野外勤务等实践课；还有爆破、搜集情报、伪装等方面的课程，要去“打野外”进行战地演习和实弹射击。爷爷老来曾跟子女们说起当年跟英国教官学习情报技术的场面。

爷爷身量不算高大，执教尺、拿笔头的手转而扛起了枪把子，在游干班毕业后分发至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总部参谋处任少尉见习参谋，总指挥是兼任游干班教育长的李默庵。要不是游干班进驻修水，爷爷大约会当一辈子老师，不会走出去看到更大的世界。

2014年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江西修水县珠砂村是一个偏远的村庄，坐落在海拔1775米的九龙山下。和许多村落一样，长不出荣华富贵，也长不出奇迹。

1920年正月的一天，爷爷瞿维新在这片土地上出生。跟维新变法没有关系，他的名字遵从了那个年代取名的惯例：姓氏派行字辈，即同族间的同辈者，名字中用同一字的命名，维字是他的派行。

曾爷爷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种田为生，农闲时从隔壁武宁县城温汤挑一些茶油到临近的靖安、奉新等地去卖，偶尔也捎一些鬃绳。因为路上要翻过一座大山，所以每回曾爷爷外出卖油，家里人会说“去岭背”。尽管也做一些零头生意，但家中还是以干苦力活糊口。深知挑担子的肩膀有多苦，在农民中思想还算开明的曾爷爷不希望儿子再吃种田这碗饭，所以决定让他读书。

爷爷七岁入私塾启蒙，受教于一位老先生。他的同窗一共只几十位，并且都来自临近乡镇，最远的需步行十几里来上学。当时愿意让小孩读书的父母极少，因为在乡野里玩泥巴长大的七八岁小孩已经能分担不少农活，跟吃饭比起来，读书学习只能是次选。

读书人少，所以人们对有知识的人非常尊重，走在路边遇到读书人会主动站到边上，让读书人先行。村邻之间发生矛盾，辩不清道理，也会请“肚子里有墨水”的教书先生来主持事体。

小学毕业后，一心想当教书匠的爷爷投考了江西省立武宁乡村师范，同年加入三青团。乡村师范在乡村办学，招收农家子弟入校，是专门培养乡村学校师资的学校。顺理成章地，师范毕业后瞿维新回到了村小任教，教语文和历史，跟地方名士瞿海门等人共事。十几岁的他如愿以偿，成了教书先生。

弃笔从戎，后来担任少尉见习参谋的爷爷，因该部取消、下属各支队直属第9战区指挥，转任江西第九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公署中尉参谋， 又之后不久，他受桑梓同仁和地方乡绅之请，回乡出任修水县黄冈乡公所乡长。

在乡公所当乡长期间，当时王陵基率领的国民党30集团军驻在修水，他部下两名士兵来乡里征军粮。乡里收成不好，征不上军粮，两边发生了冲突。士兵态度凶横，爷爷下令缴了他们的枪。士兵气势汹汹：“我们是王长官派来的。”“我还是蒋委员长手下的呢”，爷爷气势不减半分。

人生至此，他的足迹也还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举国欢腾。爷爷下定决心披甲报国，投考由总队长陈沛带领的中央训练团南京第六军官总队。当时，跟修水相邻的武宁有很多人在军队里供职，或当军官或当士兵。受从军之风的影响，同乡学历参差不齐的几百年轻人一起报考，只有爷爷一人考取。有些乡人眼红，说“只有你一个人考上，我们回去做不起人”。爷爷北上到了南京。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撤销军事委员会，成立国防部，顾祝同任国防部首任陆军总司令。在军官总队担任中尉队员一年后，爷爷奉调，到江苏徐州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干训班报到，跟随班主任朱岳学习。当时陆军总部参谋急需填补参谋遗缺席位，经考试及格后，爷爷到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参谋处工作，任司令部第三处中尉参谋。

爷爷第一任妻子张玲的堂兄当时是国民政府外交部欧洲司的官员，见到妻兄，爷爷也没有恭维之态。两人交流对时局的看法，相谈甚欢，反倒是堂兄觉得农门出身的妹夫见解独到，对他大加赞赏。

修水老乡卢晓来出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平爱国团第二团团长，爷爷又应邀前往担任十五中队上尉中队长，武宁人叶振华在另一中队当队长。几个老乡之间并肩作战的日子没几个月，和平爱国团裁撤，旋即，瞿维新又奉调至南京中央训练团新闻系学习，在紫金山南麓的孝陵卫进行训练。毕业后，原本应该去葫芦岛的他跟同学对调，到湖南邵阳陆军整十四军政工处任少校干事。

十年间南南北北，家家国国，邵阳成了他军人生涯的终点站。当时曾爷爷和曾祖母尚健在，爷爷选择了退一步：回来侍奉双亲、躬耕自食，但他没能预料到后来发生的事情。

“地主分子”

村里开始土地改革的时候，即使家里往上数三代都是八百汗珠换不来一分钱的农民，但因为当过乡长又在军队里待了多年，胞叔又经营过油榨生意，爷爷被划为官僚地主分子，判处劳改四年，解送永修和彭泽农场进行监督改造。

奶奶娘家是萍乡人，爷爷走后，大队上的人跟奶奶说：“现在你丈夫要去受法，你不要走，就跟你娘和哥嫂一起生活吧。”当时大伯父已经出生，家里3口人干活，5口人吃饭，日子没有太艰难。

期满释放后回家，爷爷面临的又是长期的监督改造，“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地主首当其冲。别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地主都要干，如对眼睛有刺激性的到农田里撒石灰、化肥，抬电影担子来往各处，冬天里下河堤。就算是送公米，地主也要比贫下中农多挑两倍以上的担子，义务工、基建工、临时特别工的数量也远超贫下中农。即便干的活多，家里还是长期处于饥饿状态，我父亲回忆，“饿不过的时候就经常到菜地里扒红薯吃”。

身为“地富子女”的大姑姑出嫁，家里不敢请任何人，因为“成分不好的人嫁女儿都是悄息息的”。姑父借了一担箱，挑着些果子来到我们家，路过大队上的一户人家，对方说“里面很多东西”，家里人生怕因此再生事端。一个人都没请，大姑姑就出嫁了，只有姑婆一个人来道喜。

头上有地主帽子的爷爷经常受到批斗，但在子女的记忆中，爷爷是“不倒架子的人”，哪怕受到批斗哪怕干活耗尽体力，他“还是那个样子，打不倒的样子”。有时候，爷爷被拉出去受批斗时，奶奶会远远地跟着，“躲在马路边上，等斗完了人都散了，我再牵他回家”。

1970年农历十二月，红星大队所属的黄坳公社在涡溪治河，天寒地冻、北风怒号，爷爷和其他人衣衫单薄、饥饿难耐，还要跪在河水深处，通宵达旦，我姑姑记得“整个后背都结满了白霜”。

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爷爷带着一家老小，三次被勒令迁家，说“地主就是要住到队里最偏最远的地方”。搬了两次之后，我们家由塅到了岭，再由岭搬到了队里最偏远的山上，曾祖母也在山上的家中去世。

中年的爷爷脾气极差，说一不二，他做什么决定家里人都要按他的决定行事。爷爷给生病的曾祖母送碗鸡汤到床头，曾祖母不吃，爷爷直接把碗摔在地上，生活压力使得亲情以另类的方式表达出来。后来爷爷每次做工经过曾祖母坟前，都会停下来坐一会儿。

大伯在兄弟间挨骂最多，父子俩也经常吵架，家里的凳子摔坏了好几个。后来爷爷想起伯父，总会看看家里扁担上的那对铁钩，那是大伯在公社修马路之余，早晚砍竹子去卖钱给家里换来的。

晚年的爷爷脾气很好，但内心跟那些往事还是无法和解，回望自己一生，他在笔记本上写：“南山不老苍松柏，大地疮痍去问谁。”

主修家谱

人生的最后阶段，爷爷花了大半时间在重修家谱这件事情上。家谱是以表谱形式记载家族世系繁衍，在倚赖家族制度的乡土社会中，家谱在很长的时间里都起到重要的联结和凝聚作用。

解放后，全国都在破“四旧”，家谱被贴上“封建”标签，带上“宗法制度帮凶”高帽成为革命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不谈修族谱，就连家中收藏的族谱也是被批斗的对象。现今被视为珍宝的上海图书馆的族谱，是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里“夺救”回来的。

等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政府对谱牒资料恢复重视，社会思潮也发生了变化，“尊祖、敬宗”的修族谱风潮重新兴起。

爷爷从私塾启蒙，是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身上有着知识分子传统的一面。他忧虑解放前的老族谱恐面临失传局面，联合几个有公信力的老同志，趁着这一班子人还有余力也有能力，想重修族谱，把这个传统接续下去。

八十年代末尾，几个老同志开始筹备新修族谱，终于在1994年完成，历时5年，新的族谱联合了武宁旗山和湖北通山的瞿氏一起修了连谱。

在合计筹备工作之前，柘林水库（现在的庐山西海）修建，瞿氏有祖坟被淹，珠砂瞿氏和武宁旗山的瞿姓举行了祭祖仪式。爷爷衣着朴素，在一群人之间并不起眼，但当他念出一纸祭文，大家瞬间对他肃然起敬。祭文写道：“望风邀寄我始宗，一片诚心贯天虹。今日虔诚来敬酒，家门日日蔼春风。曲水弯山跋涉远，池中秀水起芙蓉。绿竹千山遍四野，更佑儿孙万代红……”

不仅是写祭文，邻居和附近的村人家里有红白喜事也喜欢请爷爷写对联，他来者不拒，非常乐意帮忙，作出的对联也受到大家的认可。拿到对联的东家通常带上一斤冰糖、一斤干荔枝作为谢礼，对方给了爷爷会收下，没有他也很高兴帮到人家。

有一次，爷爷去南昌时住在大通铺的旅馆里，遇见一位大学教授在写对联，教授看见糟老头模样的爷爷态度有点轻慢。爷爷走上前把对联通读一遍，再指出哪个字改为何字更为适宜，对方立马刮目相看，连声追问“老先生来自哪里、在何处高就”。

在家里，爷爷也很喜欢看报纸，报纸是大队上拿的，以《修水报》为主。《修水报》初创的时候刊载了很多地方历史的事情，如黄庭坚、陈寅恪家族陈门五杰等名人往事，看完之后他会跟几个老同志讨论一番。但那个时候我们家住在山上，门前来往的人少，大多数时候他还是一个人看报看书。

在我父亲的记忆中，家里的酒缸常年有二三十斤谷酒，家里没人会酿酒，是请人帮忙酿的。一家人吃饭的时候，爷爷经常拿个酒盅喝点小酒。我父亲说，“谷酒很烈，割喉咙，有时候他就放点冰糖在里面，喝起来口感要好一点”。

1997年，爷爷七十七岁，生命在这一年终止。他的一生都在二十世纪度过，生命之壮阔和幽微都掩埋在这个世纪。

二十多年过去，如今，爷爷长眠的青山边上竹影摇晃，日光悠长。

以上是一位后人倾全部虔敬之心对爷爷一己生命的整理，是为记。

村里的冬日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