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正：宿门问学二十载

自1999年投入宿白先生门下，至今恰是二十年。二十年来，有幸随侍先生身侧，亲承先生教诲，虽未曾学得先生之一鳞半爪，但初觉略识治学之门径。先生遽然离去，痛失学术上的指路人，从此就需自己摸索前行了，想到这里顿觉惶恐茫然。二十年来先生的教导又一幕幕回现在眼前。

工作七年之后，我于1999年考为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博士研究生，蒙先生不弃，有幸得入先生门墙。先生问我博士阶段的打算，由于之前一直在徐州参加西汉楚王陵墓的发掘和整理工作，已将全国的西汉诸侯王崖洞墓踏查一遍，所以想继续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先生说：整理六朝墓葬吧。虽有疑惑，还是谨遵先生之命。从那时开始，六朝考古一直与我形影相随。跟随先生时间久了，才明白先生让我以六朝墓葬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其一，先生是唯物主义者，坚持学术研究必须有一定的基础，考古则必须对研究的地域范围较为熟悉。我在南京学习工作十余年，研究六朝墓葬自然较易上手。而且，六朝墓葬几十年没有人做过系统工作，需要一次全面整理。其二，先生的学术研究是有一定布局的。先生不仅身体力行，而且也要求学生有周密的研究计划。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想有所为，就得有所不为。考古学讲究在平面上展开，需要从一个地域、一种文化现象入手推及其他，然后才能对一个时代有全盘的掌握。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得上跨时代的研究。跨代研究是高级阶段，没有宏大精心的布局和强大的执行力，不能至此。其三，先生后来指出，考古研究要从最基本的城址、墓葬入手。都城、帝王陵墓虽然都很重要且引人瞩目，但博士论文是基础训练，不适宜作为研究的对象。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学习研究范围从六朝扩展到魏晋南北朝，研究对象也从墓葬扩及到城址、文物制度、美术考古，遵循的就是对一个时代通盘了解才能有所深入的理路。每念至此，更能体悟先生当年让我从六朝墓葬入手的良苦用心，今后将继续秉承先生的教诲，把自己有限的力量集中到魏晋南北朝考古研究中去。

学者通常都有自己的学术兴趣点，但不能完全跟着自己的兴趣走，这是我宿门问学的特别认识。读博期间，有一次，我一口气问了先生好几个问题，先生的兴致也很高，一一解答我的问题后，反问我为什么对这些考古问题感兴趣，我脱口而出：“好玩。”说完就有点后悔了，学术是严肃的事情，怎么能说好玩呢？何况是在先生面前。没想到先生说：“好玩就好办了。”后来的学习和研究在收获之外，也有艰辛，还有彷徨和不解，让我懂得单凭“好玩”无法维持长时间的兴奋劲儿，“好办”不等于能“办好”。

现在经常听到的话就是：有兴趣就行。这句话，初听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要是完全跟着兴趣来，就不一定合适，甚至还很不合适。兴趣为人之天性，多属浅表层次，是一种自发式的喜欢，实际工作时，则需要坚强的自持力，需要不停的重复和仔细的琢磨，科研工作更是一种寂寞与繁重的劳动，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永葆活力的思辨，需要数年如一日的连续劳作和思考。不是兴趣，而是对学术真谛的不懈追求才是永恒的动力。兴趣若不能化为恒心，必不能持久。而且，既然是兴趣，可能就有片面性，对某事某物特别投入，就意味着对他事他物的忽视，也就失去了平等心，这对做科研工作是不利的，尤其是对考古学的学习不利。

考古学特别讲求真实性。考古学是可以验证的学科，新的出土资料可以证明以往认识的当否，因此，考古学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学科。这个学科忌空谈，不鼓励肆意解释和想象。考古学首先讨论的是年代问题，所有的讨论必须基于正确的年代，否则，再高妙的理论，再美丽的想象，都很可能沦为一厢情愿。即使研讨对象的年代可信，还会面临出土状况不明，或历史文化背景不明等限制，特别是欲对流入中国的外来文物进行讨论时，将相当困难乃至危险。这个时候，如何将自己的兴趣乃至欲望控制住，尤显对学术理解之深浅。先生年轻时曾对三代考古感兴趣，跟孙作云先生学习过神话，也写过《颛顼考》等深具学术分量的论文，但先生后来转向了历史时期考古。我曾请教过先生其间的原因，先生淡淡地说：三代考古的许多年代问题还难以解决，历史时期则不然，后来系里和教研室又给安排的是历史时期的考古教学工作，所以就转到历史时期来了。先生还说过，他很喜欢中外交通，并跟随冯承钧先生系统学习，但先生未曾写过一篇有关中外交通的正式论文。先生说有兴趣是一回事，真正从事研究是另一回事。先生的讲义未刊稿《考古发现与中外文化交流》虽只有百余页，却系迄今中外交通方面与历史背景结合最贴切的考古论著，而当初先生连这个讲义稿都不准备出版，这是一种何等的学术考量。兴趣在先生那里一直得到呵护，但被控制在适当的限度内。先生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投放在学术格局中更重要的方面，并着力推进学科的全面发展。先生不仅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对城市、墓葬、手工业、宗教、古代建筑、中外文化交流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和方法论的总结，而且奠定了历史时期考古的基本框架，称先生为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开山之祖是一点不过分的。如果先生放任自己的兴趣，可能不会有如此全面、巨大的成就吧，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发展也势必受阻。虽然没有先生的天纵之才，也没有先生的高瞻远瞩，但我有幸亲炙于先生门下，就要学会管控自己的心性，不放任自己随着兴趣而奔逐。

治学需有宽广的格局与心胸，是我追随先生二十年最重要的认识。到北大读博前，我参加过几次重要的考古发掘，如郑州西山遗址、武进寺墩遗址、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也有过编写简报和撰写论文的经历，并且在专业刊物上发表了，这既让我对学术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让我产生了不少困惑。举例来说，发掘了资料异常丰富的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后，我结合文献讨论了墓主身份、玉器传承、玺印制度等方面的问题，但始终觉得这些都是具体问题，在这些问题之后似乎还隐藏着更大问题，但究竟是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听说论文代表的是一个学科的前沿，我发表的论文未必如此，但我找不到自我革新的方法，我需要高人指点，否则我的研究只能在低层次上简单重复，倒不如弃了学术。

这些想法我虽没有直接跟先生提过，但先生用自己的研究实践祛除了我的疑惑，那就是考古只是历史的一部分，必须将考古研究放回到历史大背景中去，舍此别无良途。考古发掘和考证当然重要，但能与历史大背景妥帖结合的考古研究才是好研究，不然则否。表面上看来，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但这个要求的重点，并不只是在考古，更是在历史。掌握历史大背景，谈何容易！天生大心胸者罕见，后天更难培养。没有断然的、连续的自我突破，大心胸不可得。何况人文学科的发展日趋支离破碎，这与大心胸颇背道而驰。因此，这个要求是极高的。没有大心胸，大历史背景难现。没有大历史背景，触目所及都是问题，那就有写不完的文章，出不完的书。何况考古发现多零星琐碎，极易将人引向琐细问题，使人欲罢不能。李白有诗句“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泻入胸怀来”，先生的手录极尽磅礴奔放之势，诗与书相得益彰，这正是先生治学风格的写照。先生的研究生涯长达七十余年，论文数量并不算多，但篇篇所论都非止具体问题，而皆是见微知著、历久弥新的经典之作。能入先生法眼的，必然是重大问题。能让先生动笔的，必然是紧迫的重大问题。比如说，先生关心宗教研究，但对道教极少涉及，也没有写过关于西南地区佛教石窟寺的论文，我曾就此请教过先生。先生说：佛教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与佛教相比，道教是中国自己的宗教，解决起来难度要小点；与中原北方地区相比，西南地区佛教石窟寺属于次要、而非主要问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先解决中原北方地区的问题。这不只是一个格局问题，还是一种担当，更是融通考古与历史的自觉。佛教石窟寺研究难度之大人所共知，牵涉到佛教史、思想史、雕刻艺术、中外文化交流、考古学等诸多学科，先生以一己之力创设了佛教石窟寺考古学，为中国佛教石窟寺建立起完整、清晰的时空框架，使基于佛教石窟寺的相关研究获得了坚实基础。古人有云：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我想就是先生之所谓也。没有博大的心胸，没有深远的规划，没有雄厚的实力，没有超人的智慧，没有将勇猛精进化为平常之心，纵有过人天赋，也难以取得如先生这般的巨大创获。先生的几本专著都是由数篇至十数篇举足轻重、力透纸背的论文构成。收入《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一书的论文都代表先生就某一研究方向所作高屋建瓴布局的一部分，假以时日，先生会对各个方向展开研究，只是人生有时而尽，遂留给后人无尽感叹。

先生是不世出的大学者。先生学术考量的起点非常之高，先生的识见非同凡俗，先生知识宏丰而无畛域，治学风格雄浑厚重，治学方法无迹可寻。先生的学问是大海、是深山，先生的智慧如日月无所不照，先生一生虚怀若谷而从不喧嚣，先生的话语和研究为后来者贻则垂范。先生之气度与胸怀，非言语所能描摹。先生是我终身景仰的丰碑，永远追随先生的脚步，方能让我不迷失学术方向，让我尊重而不迷信任何学界权威，让我不至汩没于时下各种日新月异的学术思想和潮流之中。

宿门问学二十载，是亲身感受先生浩瀚无涯学识、宏阔深远格局、雄浑邃密学风和从容调伏一己之趣的二十年。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从心所欲而允执厥中，成就了继往开来的大学问，是学者中的圣哲。先生翩然往矣，我将无从问学，何其之不幸也！我以平庸之质，随侍先生二十年，又何其幸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