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匈牙利向右转；日本重议“萨长史观”

右转的匈牙利，被接管的卢卡奇

在国内，卢卡奇（Lukács György）一般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这位理论大家在生前也积极参与共产主义运动，包括在他的祖国匈牙利所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不过，在政治上，卢卡奇一直浮浮沉沉，他曾因为匈牙利共产党所起草的纲领而被共产国际大加批判，也因为在随后出于某种原因亲近斯大林主义而饱受非议，战后投身社会民主活动的他，又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偏差”，遭到了匈共内部的指责。

生前历经波折的卢卡奇，在去世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又遭“厄运”。在现任总理奥尔班的带领下，匈牙利政局开始“右转”。挑衅欧盟的修宪事件，以及针对涌入欧洲的难民采取近于绝情的强硬立场，让欧洲乃至国际社会哗然。如今，这位强人治下的匈牙利，又在别的地方动手脚，卢卡奇就是其中一个目标。布达佩斯市政府在去年二月决定将市内的卢卡奇雕像挪走，转而在雕塑原址竖起匈牙利的缔造者伊斯特万一世的雕像。对卢卡奇的摈弃，和对民族英雄的拥抱，让本就惮于“右转的匈牙利”的欧洲感到不安，加上这一提议背后的新纳粹色彩，匈牙利政坛的走向牵动人心。

将近一年后，匈牙利当局又宣布要关停卢卡奇档案馆，再度引发争议。当局称匈牙利科学院将会关停这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档案馆，并查收里面的全部资料，包括珍贵的手稿等等。这引发学界的强烈反弹，甚至不少民众也开始在网上请愿，要求政府停止这一行为。

早年留学德国的卢卡奇工于文艺理论和古典哲学，却被本国同胞批评文字的“德味”过浓；而在触怒苏联后，他甚至被流放到了中亚的塔什干，并作出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如今，匈牙利民众还认为他是匈共的重要成员，在东欧剧变之后成了“人民的敌人”。现在，某种程度上，卢卡奇又成了奥尔班政府眼中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念的代言人。

参与编纂卢卡奇著作的Róbert Nárai上周在《雅各宾人》上撰文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先是痛陈奥尔班当局正在把匈牙利同民族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捆绑在一起，并认为极权主义正盘旋在匈牙利的上空。奥尔班和他的人马接管了举国上下大大小小的组织机构，甚至把手伸向了诸如中欧大学这样的知名学府中。在这一系列的举措下，匈牙利当局对民族主义的强调，使得他们有必要把自己人和“外来户”区别开来，后者包括穆斯林、犹太人、共产主义者、自由派人士等等。如此看来，清除卢卡奇这样一位共产主义者的影响也合乎当局的逻辑。

Róbert Nárai认为，此番关停卢卡奇档案馆，将给卢卡奇研究等学术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甚至是沉重的打击。他列举了卢卡奇思想中极为重要的几个部分，包括他对于商品生产的思考，尤其是“物化”理论的提出，以及卢卡奇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等等。在即将被当局接管的材料中，有一份卢卡奇在1933年，他人生中最失意，同时又最有功夫埋头钻研学问的时间里，针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写下的手稿。作者表示，这份手稿对于进一步理解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有着重大帮助。但随着当局一纸禁令，类似的学术工作很有可能被迫中断。

尽管关停卢卡奇档案馆遭到了詹明信和卢卡奇的学生阿格妮丝·赫勒等知识界人士的抗议，尽管不断遭到“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等指责，但强硬的奥尔班并不打算停下他的脚步。就在上周，他再度把匈牙利的方向盘往右转了转，喊出了“匈牙利优先！”的口号，发出了“欧洲最后的希望是基督教”的言论。在发言中，奥尔班提醒人们，穆斯林难民会继续“侵扰”中欧，对此，欧洲必须坚持捍卫自己悠久的基督教传统。这一言论被认为是奥尔班再一次走向保守立场，并坚持狭隘且激进的民族主义，同时继续挑战民主与自由价值观念。《海峡时报》则刊文称，随着大选将近，谋求连任的奥尔班，在右转已经尝尽甜头的情况下，会保持现有路线，迎合民调，坚持反对接济难民，和欧盟唱对台戏。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针对奥尔班当局近期的一系列举措，也在上周刊文督促欧洲的领导人行动起来，不能任由奥尔班一再跨过欧洲的底线，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以避免民主社会遭到奥尔班的戕害。

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年，重议“萨长史观”

2018年是日本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周年，作为塑造现代日本最重要的一场变革，日本国内也展开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例如NHK就制作了以西乡隆盛为主角的大河剧。而随着首相安倍晋三的修宪野心日益显露，加上天皇明仁明确退位时间、平成年号即将走向终结，在今天，反思明治维新，甚至借助维新这一视角重看日本现代历史，也成为不少学界人士讨论的重点。

日本《东京新闻》在上周刊载了名为《超越“萨长史观”》的对谈，对谈双方包括曾出版《昭和时代见证录》、《田中角荣的昭和时代》的日本纪实作家、近现代史研究学者保阪正康，以及被称为“昭和史著作第一人”、曾写下《日本最漫长的一天》的半藤一利。对谈的主要内容包括萨长史观形成与军部引导的日俄战争叙事，明治昭和时代藩阀、军部和天皇之间的角力，平成年代终结的意义等几部分。

所谓“萨长史观”，指的是在日本近代史研究中，从萨摩藩、长州藩视角出发，把明治维新中的革新主力萨长二藩奉为“官军”、“开明派”，而把倒台的幕府一方视作“叛军”、“守旧派”，从而树立明治维新的正当性。但同时，这一观点也掩盖了萨长两藩，尤其是军人在维新以及随后的日俄战争中出现的种种负面举动，包括谋反、虐杀无辜等，以及在对外战争中的败绩。并且，萨长史观强调了对天皇的绝对忠诚，与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等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关联。在明治维新150年后，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昭和战后的飞速发展、安保斗争、平成的天灾人祸，今天的日本学界出现反萨长史观的趋势。

日本人相当重视日俄战争的胜利，认为这是日本得以走向世界一流强国的重要标志。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围绕日俄战争所写下的《坂上之云》更是影响深远。不过，半藤一利就指出，《坂上之云》等夸耀日俄战争及引导民族自豪情绪的著作，也是萨长史观的一种延续。军部也好，司马辽太郎等小说家也好，他们笔下的日俄战争和日本近现代“历史”更多是在进行有意或无意的美化，这就使得日俄战争在日本更接近与“物语”或者“神话”。事实上，即便是在最终取胜的日俄战争中，日军也付出一定代价，像东乡平八郎和乃木希典等将领的战功更是带有一层胜利者滤镜，背后其实包括种种退让、妥协，甚至还经由美国方面的斡旋。日俄战争的“大胜利”叙事，最终为军部获得了极高的荣誉与地位，军部主导的萨长史观也一并延续下来。

保阪正康也认为军部借助历史叙事的主导权，开始施加某种意识形态上的影响。一方面他们极力维护自身的荣誉（爵位、战功等），另一方面，对于天皇，他们也不断引导和施压。日俄战争的“大胜利”叙事，让日本国内形成了对明治时代的自豪与向往，在进一步确保萨长军人地位的同时，也迫使大正、昭和两任天皇顺应民意。保阪正康把明治维新的影响，包括萨长史观叙事，区分为起承转合四个阶段，分别对应明治、大正、昭和和即将完结的平成年代。其中，昭和时代对应的关键词为“天皇”、“战争”与“国民”。在军部的施压下，裕仁天皇所选取的侵略战争道路，在战前以及战争前期将天皇的“神格”推向了极点，军部也借此达到了势力的顶峰。但随着二战结束，战败国日本迎来关键的转折点，天皇地位“降格”，军部势力一去不返，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也开始转移。

这一转折或许意味着萨长史观的地位会随着平成年代的结束而终结。如果说昭和时代的关键词是“天皇”、“战争”和“国民”，那么平成时代则应该是“天皇”、“政治”与“灾害”。虽然天皇地位降格，但是自幼目睹战争给国民带来深重创伤的明仁，或许也在借助天皇这个象征性国家元首的“权力”主张着某种有别于“萨长史观”的意识形态导向。而随着阪神大地震、经济持续不景气以及东日本大地震等天灾人祸的出现，如何安抚国民的“伤痛”将成为日本当局必须考量的重中之重。保阪正康认为，正是为了维持天皇的地位，制衡国内日益右转的政局，同时又能拉近国民的心理认同，明仁才主动选择退位。而平成年代的结束，或将了结萨长史观叙事，同时也会让明治维新不再成为某种缅怀甚至复刻的对象，而真正成为被反思和重新解读的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