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服务项目中所见农村儿童教育问题

春节前，我去了四川的两个农村社区，做农村儿童的家庭教育观察。这两个社区都在四川省什邡市，一个是离县城有五公里的纯农业村，全村共有农民近2000人；一个是离县城8公里的工业开发区旁边的灾后重建社区，社区共有一万多人居住，居民都是开发区征地后的失地农民。

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快乐三点伴”感恩儿童活动中心在其中一个社区已经运行三年多时间。过完春节以后，另外一个社区马上就要开始设立儿童活动中心，现在正在设计中。

一、社区项目最重要的是日常服务

从2013年开始，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在北京、四川两地的中低收入社区，开设数十个“快乐三点伴”感恩儿童活动中心，为社区儿童提供每天下午的课业辅导、课外阅读、兴趣活动，以及周末素质训练课程和暑期夏令营等活动。过去五年多时间内，该项目共计为社区儿童提供106000个小时的志愿服务，受益儿童超过43000人次。参与志愿服务的大学生和社会志愿者超过20000余人次，为所在社区培养了一批儿童安全主任和妈妈老师。

正常的社区服务就像正常的生活一样；就算是不能正常生活的人，他们也会努力让自己的生活看上去很正常。因为正常，所以就平淡无奇；因为平淡无奇，所以就不容易感动人；因为没有人被感动，所以捐款的人就少。“快乐三点伴”和大多数社区项目一样，在社会筹款方面一直举步维艰。社区项目和其他救助类公益项目不同，项目服务对象中没有太多苦大仇深的故事，也没有太多特别感人的东西。

每次和村委会的人说起这些孩子的境遇，他们都觉得我们的儿童活动中心是在为这些孩子办实事，因为儿童活动中心的设立，每个孩子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好的变化。只是，这些孩子的境遇又是那么平常。他们的不幸和痛苦大家都习以为常，在阳光下丝毫不会引起其他公众的注意。他们的生活就像一出平淡无奇的悲剧，你看不到哭泣，听不到声音，甚至偶尔还会听到一些无耻笑声。

今年春节前，买好机票从北京出发的时候，我的心里其实很难过，这个项目做了五年时间，筹款一直是痛中之痛。从2013年开始，除了沃尔沃汽车有两百万元的捐助以及在腾讯公益平台的少量筹款以外，项目一直在花基金会自有的非定向资金，也就是在花我们的办公费和工资。

准确地说，为了这些社区儿童活动中心周一至周六的正常开放，避免这些孩子在社区里处于无人照看的状况，让一个社区里的孩子和家长能相互认识、相互帮助，项目组的小伙伴几乎付出了全部的时间和体力，尤其是一线的妈妈老师，她们每天目睹这些孩子的困境，知道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感到力不从心和心力交瘁。儿童活动中心每年十多万元的运作成本，不足以为这些妈妈老师提供体面的工资待遇和充足的能力培训。

有人说，也有一些社区项目运营得风生水起。是的，的确如此。这些看上去很美的社区项目，大多是政府社区服务采购项目。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一年也有不少节日，从春节开始，那些项目负责人逢节假日或是有国家大事发生，就组织各种活动。譬如，元旦、六一，他们就组织活动，唱唱歌，跳跳舞，读读书，看上去很美，也热闹非凡。

但我们认为，社区服务就像平常过日子一样，最重要的是平时的服务，是日常的服务。

二、实地走访所见农村儿童家庭教育问题

家庭教育是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里的成年人，首先是孩子的父母，有意识地通过家庭生活，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给孩子以生活知识、社会知识、交往能力、道德、品格等方面的影响。

家庭教育的核心是，父母应该从孩子的视角出发，以孩子的幸福快乐、健康成长为导向，让孩子知道生活中哪些事情是可以做的、哪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哪些事情应该怎么做、哪些事情为什么不能做等等问题的辨识与校正，为孩子的生长经历赋予正向感知与信念，同时针对性地提升孩子的各项能力与素质，最终达到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

一个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应该是充满了沟通、理解、相互尊重的气氛。然而，由于在社会福利层面，中国缺少家庭津贴和家庭收入维持制度，在很多低收入家庭，孩子的教育与成长成了父母或者爷爷奶奶心中的负担。这样的问题，在低收入单亲家庭中呈现得特别明显，孩子的抚养费是否支付，是很多家庭谈及的焦点。成年家庭成员的这些关注和担忧，都会影响到儿童在家庭中应该得到的保护，造成家庭教育功能弱化，由此直接影响到孩子的健康成长。

在走访过程中，我们看到农村家庭教育起码存在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在低收入家庭的父母和爷爷奶奶的眼中，孩子的生活和教育支出被认为是家庭的负担；第二个层面，家长普遍认为教育是学校的事情，自己供孩子上学，就已经完成了孩子教育的全部；第三个层面，即便是家庭收入状况较好的父母，他们对家庭教育的认知也只是让孩子学习更多的知识，看更多的书，学更多的东西。

特别是第三个层面的问题，农村家庭与城市儿童家庭的认知偏差几乎一致，这也是校外各种辅导机构在城市大行其道的社会基础。

事实上，以上三个层面的总结只是简单概括。在这次深度的家庭教育走访过程中，鲜活的孩子与无奈的家庭，让我们看到更多具体问题，也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来自很多农村儿童家庭的家长根本没有任何家庭教育的意识。

因此，我们原来计划的家庭教育补贴全面覆盖和推动“快乐三点伴”项目服务儿童家庭教育的设想，实现难度很大，当然也不是不可以在一些家庭中做一些探索。反而是维持现有“快乐三点伴”项目的服务状态，能给这些家庭的孩子和家长带来一些潜移默化的改变。

三、一些儿童的故事

家访第二天，我和同行的小伙伴暗下决心，无论再困难，也要把儿童活动中心开下去。下面我把这些故事分享出来，希望更多的人能关注到这些儿童和家庭，明白他们的需求。

（一）社区一：什邡市马祖镇京什社区

这里的人口数量为7344人，总计有正式住户2702户。社区儿童数量：693名；留守儿童数量：78名。社区办公经费：4万元。

1.刘飞龙，7岁，男孩，小学一年级

刘飞龙来自非婚生育的单亲家庭，妈妈19岁时生下了他。他1岁时，妈妈和爸爸吵架，妈妈离家出走，就再没有回来过。刘飞龙说妈妈不要自己了，他已记不得什么时候见过妈妈。

刘飞龙的爷爷奶奶也离婚了，现在他跟着奶奶生活。他奶奶是失地的农民，现在靠社保生活，每月一千元左右。奶奶是文盲，只会写自己的名字。

刘飞龙的爸爸在成都一家农业公司打工，每个月只能回家一次。工资大约六七千左右，扣去在成都租房子的钱和自己的开销，也没有经济实力重组家庭，偶尔收入多的时候，会给奶奶拿一些钱，大概一次二千元左右。

刘飞龙经常给爸爸打电话。爸爸要是不接电话，他会生气地说：“爸爸不接幺幺电话！”还有几次，他直接给110打电话：“警察叔叔，有人把我爸爸捉走了。”

刘飞龙家里住的拆迁房没有装修过，家里也没有钱给孩子买玩具和儿童读物。刘飞龙家里没有书桌，他回家就趴在客厅的茶几上写作业；一共有五本课外书，其中三本是作文书，两本是恐龙故事书。

刘龙飞奶奶认为，买了书孩子就要看，看了就要记得住，不看，记不住，就不用再买新的。

社区有了“快乐三点伴”之后，刘飞龙除了上学，大部分时间都到儿童活动中心来，喜欢黏着妈妈老师。

2.李思佳，12岁，女孩，小学五年级

李思佳的爸爸1988年出生，在他大概五岁的时候，李思佳的爷爷奶奶就外出福建打工。在李思佳爸爸的记忆中，父母好像从来没有陪自己玩过。

李思佳爸爸初中毕业后，也去了福建打工，在福建打工的时候，认识了李思佳的妈妈。李思佳的妈妈是福建人，爸爸和妈妈谈恋爱的时候，外公外婆是反对的。两个年轻人因为爱，冲破了很多阻力，最终走到一起结婚了，生下了李思佳。李思佳的爸爸说，自己从小就是留守儿童，结婚的时候也年轻，不懂事、贪玩，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夫妻关系，总和李思佳妈妈吵架，在李思佳三岁的时候，妈妈和爸爸离婚，回了老家福建。

刚离婚的时候，妈妈每月还给李思佳寄两三百元生活费，现在大概重组了家庭，很久没有寄过钱了。李思佳很久很久没有看到过妈妈。

李思佳的爸爸说，李思佳没有得到母爱，那自己就尽可能多给她一点父爱。他就在附近工业园的焊管厂做操作工，工资每月三、四千块钱。现在再找人结婚的话，要讲房子、车子、票子，但自己只有老人和孩子。因为收入不高，他基本放弃了重组家庭。

爷爷和李思佳住一块儿，爷爷每月有社保一千多块。

李思佳还不懂什么是离婚，她告诉我们妈妈在福建打工，她很想春节的时候妈妈能陪着自己一起过。

3.马小燕，9岁 ，女孩，小学二年级

马小燕妈妈是再婚。爸爸是做装修的，特别爱喝酒。她三岁的时候，爸爸有一次喝醉了酒，从楼上掉下去，摔死了。

爸爸去世后，妈妈除了照顾马小燕，还要照顾马小燕八十多岁的爷爷。马小燕的妈妈在小区里做清洁工，每月工资1050元，加上爷爷的养老社保，这个三口之家每月的收入不超过两千元。

马小燕的家里除了课本，基本没有其他图书、玩具和学校用品，平时她写作业就是在茶几上。

马小燕的妈妈不是本地人，娘家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基本帮不上忙。说起马小燕的学习，妈妈说自己没有能力照顾孩子的学习，“快乐三点伴”让孩子有地方看书、写作业。

（二）社区二：什邡市元石镇广福村

这里的人口数量为1799人，总计701户。劳动力数：1151人；社区儿童数量：60名；留守儿童数量：11名。

1.张晓波，10岁，男孩，小学五年级

张晓波1岁的时候，妈妈因为打麻将输钱，经常被人上门讨赌债，和爸爸吵架以后离家出走。不到半年，妈妈就和别的男人怀了孩子，和爸爸离婚了。

爸爸带着张晓波，一直在周围县市打零工，没有固定收入，一直没有机会重组家庭。

今年，爸爸去阿尔及利亚打工，按照和劳务公司签订的合同，必须在阿尔及利亚连续工作两年，中途不能回家。

爸爸走的时候，张晓波哭了好几天，对奶奶说自己很“惨”。现在，张晓波由爷爷奶奶照看。奶奶做过心脏瓣膜手术，不能干重体力活。

奶奶说：“晓波写作业的床头柜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天黑了在家里写作业的时候灯不亮，等有钱的时候，就给孩子买一个台灯。”

2.高小琴，11岁，女孩，小学五年级；高小倩，7岁，女孩，小学一年级

高小琴和高小倩是姐妹俩，她们希望爸爸妈妈能在明年春节回家。她们的父母在福建打工，每个月攒下来的钱主要花在孩子读书身上，这个春节他们不回家。

她们的爷爷奶奶虽然七十多岁了，但身体都很好，依然能做农活。为了多赚钱，爷爷常常骑着小三轮把田里的菜拉到成都附近去卖。家里很重视上学的事，给两个孩子买了一个小书桌。妹妹高小倩坐在堂屋中央，给我们示范姐姐用书桌时，她怎么写作业。

姐姐原来跟着父母，在福建上小学，每科的成绩都只有四五十分。三年级时回到四川老家，在镇里的小学上学。现已经六年级的她，这学期考试，语文92.5分，数学100分。

妹妹在县城里上公立学校，一年的学费要多缴五千块，这学期考试，语文98.5分，数学98分，英语100分，还得了一个英语小能手的奖状。

奶奶说，现在孩子读书太费钱。遇上作业布置得急，爷爷晚上要骑三轮车去县城里给姐姐买书，一本书就要三十多元。

3.王刚，10岁，男孩，小学四年级 ；王磊，5岁，男孩，幼儿园

这学期考试，王刚数学100分，语文98分，爸爸妈妈从日本寄了一个800日元的玩具奖励他。但他们说，更想爸爸妈妈和自己一起过春节。

他们的父母在日本打工，和劳务公司签了三年合同，已经两年没回家。在日本工作的工资按年度结算，每月就发一些生活费，上个月妈妈生病还让家里寄了一千元。

爸爸妈妈都是独生子女，平时王刚住爷爷家，王磊住姥爷家，放假的时候哥俩就在一块儿玩。姥爷2012年遭遇了一场车祸，基本丧失了劳动力。家里的收入主要靠养的五头猪，每年有一千多元收入。

王刚上学的费用由爷爷承担，姥爷负责给王磊做饭。

4.帅小芬，9岁，女孩，小学三年级

帅小芬的父母都在江苏打工，爸爸做交通协管员，妈妈在超市做杂工，很不稳定，最近三个月都没有活干，也没赚到几个钱，这个春节不能回家。

父母是离婚后重组的新家庭，帅小芬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哥哥，刚刚在陕西结婚。帅小芬在家里，就是写作业、看电视，与隔壁的姐姐玩，有时候也看看书。

没有爸妈在身边时，帅小芬总爱用家里安装机顶盒时送的手机查星座。她告诉我们，她有两个星座，公历是天蝎座，农历是天秤座。

帅小芬的爷爷患有严重的前列腺炎已有十多年，奶奶基本丧失听力，要扯着嗓子说话才能听得到。家里有四亩承包田，主要靠奶奶一个人务农，除了种蔬菜能赚几百块，种粮食只够自己吃。

帅小芬这学期数学考了100分，语文才考了88分，她不是很满意。帅小芬给我们拿出她最爱看的三本书，是三本作文选。

四、重视“社会的沉默成本”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2011年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将贫困儿童的社会福利列为工作重点之一。2011年印行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也早已强调，新世纪第二个十年，要将对儿童的扶贫开发纳入规划，统一组织，同步实施，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加大支持力度，同时关注儿童贫困问题。

2013年，联合国儿童权益委员会建议中国围绕社区和家庭为儿童展开基础服务，通过社区互助，给予孩子最基本的看护。中国学者估计，到2013年，仍有16.7%的中国儿童处于相对贫困线以下，人数达约4008 万人，其中处于绝对收入贫困状态的中国儿童有1080 万人。

从大的宏观政策层面，我们能看到国家的努力；从小的微观层面，我们也看到中国儿童特别是农村儿童目前的生存困境。儿童作为这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缺少自己发声的渠道，他们的权益依然处在被忽视的位置。他们成长过程中遭遇的现实问题，依然是这个社会的沉默成本。

从目标上来讲，我们希望通过“快乐三点伴”项目的行动，给孩子，特别是家庭困难的孩子提供更多机会，弥补他们在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方面的不足，为更多孩子提供自我发展的机会，用社区公共教育的公共服务空间，来推动家庭教育的发展。

从行动上讲，我们希望“快乐三点伴”项目成为社区儿童的服务平台，打通更多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儿童福利与教育之中。社区儿童教育与福利多元化是儿童权益发展的趋势，儿童教育仅仅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家庭、社区、幼儿园、学校、企业、公益组织、个人等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努力。

好的儿童教育应该是全社会的产物。

（文中提到的所有儿童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