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古国｜蒙古转型期的青年一代

这是我在蒙古的最后一夜。

坐着电梯上商场顶楼，我闻到爆米花的气味。走廊的墙上挂着电影海报，这是一家商场的电影院。然而，已经将近午夜，商场里每家店都关了门，玻璃门背后透出打烊后昏黄的余光。连自动扶梯也停止了运转，只有依稀几个看似落单的人形鬼魅般地在昏暗的走道里穿梭。

我听到走廊尽头隐约蹦出的电子乐。当两个站在灰玻璃墙边的保安要求我出示身份证明的时候，我竟对他们身后那个神秘的房间生出些许期待。保安迅速地扫了一眼我的出生日期，摆摆手让我进去。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幸运：平日在伦敦，我的中国面孔在很多人眼中过份年轻，总让人怀疑我是企图蒙混过关的青少年。我猜，也许在蒙古，大家都是亚洲面孔，保安判断年龄的技术也过硬多了。

进入房间的那一刻，音响系统吼出能刺穿全身细胞的电子浩室（House）音乐。在镭射灯的交错映射下，年轻人三五成群，或围着桌子喝酒，偶尔交头接耳地说话，或围着房间前方舞台上的DJ四下无人地扭动腰肢。整个房间的人——包括表演者——几乎全是蒙古人，平均年龄不超过25岁，我才知道为什么保安如此不屑。

这天是周五晚上，来这里的大多是学生和年轻的上班族。同行的蒙古朋友埃巴说，这算是比较上档次的派对。这些人有一些闲钱，而派对的品味也不错。我左右顾盼，发现姑娘小伙们都穿得时尚得体，不顾门外将近零下四十度的低温。有姑娘穿着露背的小礼服，披下长发，撩人地坐在高凳上；也有姑娘捧着巨大的三升啤酒杯豪饮。

台上的DJ是当地小有名气的Enkoolion x Ermuun。房间一侧的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制作精良的短片，配合两位音乐家的节奏刚刚好；房间另一侧的酒吧售卖当地的扎啤，服务生听得懂英文却说不出口，只靠摇头、点头、手指比划来交流。

当晚，我还有幸亲临蒙乐队Nisvanis的现场表演——这个成立了22年的乐队在蒙古摇滚界的地位就相当于黑豹在中国。在乌兰巴托，几乎没人没听说过Nisvanis。在蒙古的 “硬石餐厅”——一家美国连锁主题餐厅，我见到了年轻姑娘小伙不顾周遭环境，一曲接一曲猛力甩头，与Nisvanis一同吼着歌词的盛景。

除了这里是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除了墙外天寒地冻刮着妖风飘着雪，除了服务生只说蒙古语 ，除了乐手和DJ很有名我却不认识，除了这里一屋子黑头发的亚洲面孔，除了他们都很年轻，除了他们完全自在、完全沉静在音乐的快意中，我几乎忘记了自己身处何处。

从电子浩室音乐派对的气氛中，也可看到蒙古“年轻的古国”的一面。蒙古的人口结构较为年轻化，据201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估略统计，蒙古5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不到12%；24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43%；15岁和54岁之间的学龄和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62%。也就是说，蒙古的老龄化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尚轻。而在今后几十年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将进入工作岗位，意味着“他们的工作效率、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会促进未来的经济发展”（联合国人口署2015年报告）。

再者，蒙古近年来的发展也日新月异。在许多中国人的印象中，古代蒙古就是成吉思汗，现代蒙古就是草原、牧民和蒙古包。实际上，蒙古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低调地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迁。蒙古1945年独立后，除了苏联，几乎和其它国家没有任何形式上的联系。冷战结束后，苏联对蒙古的影响才逐渐减少，直到1992年才完全撤出驻蒙古的部队，并终止了对蒙古的技术和经济援助。上世纪九十年代，蒙古颁布各项政策，正式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如今，蒙古还保留着许多社会主义的痕迹，也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者依旧对社会主义抱着怀旧的心情。

蒙古的基础教育系统共11年，包括5年小学义务教育。由于蒙古30%的人口，即90万人，是牧民（世界银行2017项目报告），其工作性质和生活方式要求他们每年在草原上迁徙寻找合适的草场。所以，是把孩子送去学校而与家人分居，还是让孩子放弃教育随家人迁居，就成了一个问题。近年来，在各县中心设立的政府资助学校，加上向城市迁居而让牧民家庭对教育更加重视的大气候，使更多牧民的孩子开始上学。在蒙古，除了政府，各大非营利机构——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救助儿童会——也在城市和农村落实各种救助计划，为蒙古的孩子上学提供便利。

我的两位蒙古朋友艾巴和迪洁，分别在关注儿童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在蒙古办公室的工作。艾巴告诉我，苏联对蒙古教育系统的影响颇大，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提供全民教育和重视理科教育。没有公立私立谁优谁劣的对比，加上只有300万人口，全民教育相对容易。在蒙古，教育面前人人平等。

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非营利组织教育政策和数据中心（EPDC）的数据显示，蒙古的初中入学率高于百分之百（重读生和超龄生所致）， 毕业率也接近百分之百（EPDC网站2013年报告）。这意味着， 在蒙古，你碰到的十个人之中，一半以上会是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全都上过中学。

然而，游牧生活传统正在瓦解，或许这正是市场经济的副作用之一。过度放牧使得草场枯萎，在严冬中牲畜大批死亡；加之对更舒适的城市生活的向往，更多牧民将孩子送往学校，这在往日是不可想象的。迪洁说，如今，六七成牧民会将他们的孩子送去学校上学。

2008年，蒙古更逐渐将基础教育年限延长至12年，将入学年龄从6岁提前到5岁。由于开始义务教育的年龄越来越小，许多家长不得不和家人分居两地，带着孩子在学校周围租房以便照顾。这种新一代的“移民家庭”或“留守家庭”越来越成为问题。更甚，蒙古唯一的城市，首都乌兰巴托，容纳了超过150万人口，也就是总人口的50%。膨胀的城市外围和污浊的空气，成为蒙古首都的标志，是这个曾经以蓝天草场而闻名的国家未曾预测到的。

但蒙古的青年一代却享受着他们的父母辈不曾想象过的生活。三十岁出头的艾巴和迪洁是典型的蒙古青年：在城市出生长大，受过良好教育，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有空就出国旅游。

除了工作，艾巴还在蒙古设立了在国际艺术电影圈小有名气的“艺术电影”网。“在蒙古，电影行业多样性不大，一般上映的都是商业大片”，艾巴说，“为了启蒙蒙古观众，为了给大众电影教育，2009年起，我开始运营’艺术电影’网，并和朋友们组织每周一次的电影放映活动‘梦想者日’。”去年，艾巴受柏林电影节的邀请，与歌德学院合作，一同赴电影节交流心得。

艾巴还设立了蒙古唯一的独立电影节：“金胶片独立电影节”（Altan Khalis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一开始，电影节主要支持实验电影，后来逐渐开始放映独立短片。如今，电影节的运营团体通过接拍视频、翻译电影长片和给电影长片配字幕来赚取资金。无论吃饭还是坐车， 艾巴总是忙着和他的电影“战友”在线上讨论网站或电影节的工作。开办至今，虽然艾巴谦虚地说，电影节还很年轻，但他们已经成功地与阿莫斯·波（Amos Poe）和张献民等知名独立导演合作。

迪洁也是多才多艺。在电视台工作多年后，她转行在非政府组织工作。我和艾巴、迪洁讨论国际上的音乐和电影，他们说流利的英文。他们享受乌兰巴托国际化的商业、娱乐和文化。

从迪洁那里，我知道了许多蒙古人近年来有去韩国工作的热潮，包括她自己也在韩国做了一年交流学生 。难怪乌兰巴托的街头随处可见韩国餐馆和服饰店，商店里也随处可见韩国商品。大多老一辈的蒙古人会说俄语，但现在随着和中国的贸易加深，许多年轻人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蒙古的法制还不健全，有许多让人头痛的地方。乌兰巴托的冬天因为烧煤而污染严重；蒙古有几百个电视台，但许多电视台被不同政党控制，内容就是政党间互相拆台；乡村的卫生问题有待改进，许多地方没有自来水和排水系统。

但年轻人的生活和梦想在蒙古。他们没有在西方受过教育，民主制度下成长的他们，坦诚地讨论政策，议论选举，直白地表达自己的喜好。他们每天的努力都一点一滴地改变着蒙古。

每周四，迪洁都会加入她朋友左拉“革新女性”组织的小组活动，讨论年轻女性如何在基层改变社会并为提高女性地位做出实质举措。蒙古的女孩往往比男孩受教育程度高，由于游牧民族传统是男性放牧、女性持家，当今男孩往往留在家作为劳动力，女孩会留在学校直到毕业或结婚。然而，男主外的传统导致的性别间的不平衡仍会产生家暴、酗酒等问题。

“革新女性”致力于提倡男女平等，提高女性的领导力，以及为青少年提供公民教育。迪洁说，去年的印度之行让她见识到了印度民众的行动力，而蒙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迪洁说，蒙古很小，乌兰巴托很小，每个人都相互认识。而我说，因为蒙古每个有能力为社会进步做出努力的人，都付出了多于百分之百的力量，所以遇到的每个人都让我记忆深刻。

（作者系驻英媒体人、纪录片作者。）